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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在鲁迅停止思考的地方继续向前思考

更新时间:2016-11-02 00:05:48
作者: 钱理群 (进入专栏)  

   “死”,这也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母题。鲁迅这一生,曾目睹无数的死亡。从辛亥革命烈士的死,五卅运动中工人市民流血南京路上,“三一八”惨案学生陈尸执政府门前,到清党运动中年青的革命者尸沉江湖,以至在白色恐怖中,天真的诗人们被秘密的处决——鲁迅可以说在半个世纪里都时时刻刻感受到了这些“尸体”的沉重:这是20世纪我们民族的灾难压在它的最忠实的儿子心上的永远移不去的梦魇。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如是说:“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1936年,鲁迅又写了这样一篇“挖一个小孔”使“自己延口残喘”的文章,这就是《写于深夜里》第二节《略论“暗暗地死”》——这“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正是中国的现实。

   当然,在1936年,“死”更是鲁迅自己的个人话题。因为正是这一年,他直接地面对着死亡。翻翻鲁迅这一年的日记和书信,表面看来,好像他总是用很冷漠很平淡的字眼来谈论他自己的病,谈论死。比如:1936年1月3号鲁迅肩膀大疼,第二天,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五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有那么急。”5月15日,鲁迅病大发,他请了医生来看,断定为肺结核,而且是“甚危”。第二天鲁迅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却是这么说的:“肺结核对于青年人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不是致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症候。”

   正是在这个时候,增田涉(一个日本学者)专门从日本赶来看望鲁迅,他看到的鲁迅是什么神色呢?“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是这样一幅“最后的画像”。而据增田涉回忆,即便病成这样,增田涉离开时,鲁迅还准备了许多土产礼物,包装的很好。但鲁迅仍然嫌许广平包扎的不够好,他自己重新再包扎一遍。增田涉看他用已经不灵巧的双手包扎东西,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到了8月13号,他的肺支气管破裂,吐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然这样说:“我这次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但是正像冯雪峰所说,“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能够压服他,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挠他的意志⋯⋯但是,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所以不管鲁迅怎样淡漠地谈病,其内心深处还是感觉到病和死对他的压力和威胁的。应该说冯雪峰的观察大体上是准确的:“至于病,对于他的心境不平衡,我觉得却是影响最大。我想,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病所战胜的;但是,也是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地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战胜的敌人”。

   当然在病中,鲁迅最感痛苦的不仅仅是内在病魔对他的侵害,更有外部世界在他病重时对他的种种伤害。在这一年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频繁地出现了两个字:“无聊”。他说:“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功夫写。”“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戴了锁链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这样频频谈到“无聊”,想“休息”,这在鲁迅是并不多见的。为什么这一年他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无聊”呢?就是人们觉得他快要死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时机去攻击他,利用他。

   这一年,也是关于他的流言最多的一年:从年初起就有人寄匿名信,在小报上发布“消息”,说鲁迅“转变”了,跟国民党和解了,甚至要到国民党那儿做官了,还“证据凿凿”地指明胡风就是“引进员”,后来甚至把他的儿子海婴也牵连进去。一个叫林微音的,本来是上海文坛的无聊文人,竟化名“陈代”一口气在报上发了20多篇骂鲁迅的文章:骂鲁迅居然也能成为“职业”。还有冷箭——各种冷箭变着花样不断地袭来,简直防不胜防。鲁迅早就深感“名人之累”,现在病中的他成了一个失去反抗与自卫能力的“公众人物”,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他身上泼污水,或者毫无顾忌地任意利用他:这都构成了对鲁迅心灵的极大伤害,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感到无聊:前面所说的他之渴望摆脱一切,回到日常生活,成为普通人,显然与这种无聊心态有关。

   他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在逝世前四天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竞乘风潮,相率出现,趁我危难,大肆攻击”。他不能不想到自己死后的命运。这是他早已预见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死后”对他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年5月有朋友写信劝他写自传,这或许有“趁着还能作文,给后人留下一点自述,免得身后他人胡说八道”的意思吧。鲁迅却作了这样一番回答——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这自然是鲁迅一贯的思路:强调自己是“四万万”中国人中普通的一员,“太平凡”三个字就把“一生”打发了。而“随风而逝”四个字则更耐寻味。我自己读到这里是心为之一动的:在通达的背后,我还感到了几分惆怅,几分感伤。“固然⋯⋯似乎⋯⋯但⋯⋯亦⋯⋯不过⋯⋯而已”,如此曲折的表达,是写尽了鲁迅内心的万千思绪的。这些地方都需要后来人细心体察与体会。

   因此,鲁迅确实是想把他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留下来做纪念的。于是,就有了2月1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

   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O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

   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空想”,未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鲁迅即已撒手而去。人们却从他的遗稿中发现“著述目录”二纸:鲁迅已经将自己的著作全部编好,并一一命名:《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这其实正是鲁迅对自己的著述生命的一个充满诗意的描绘与总结,我们也不妨一起来想象:“荆天⋯⋯人海⋯⋯说林⋯⋯”这是一个壮阔而又纷繁的空问,一个悠长而短暂的历史时段,鲁迅就生存于其间,留下了他的“杂言”与“偶得”,播下了他的“丛草”。这正是九年前他在《野草•题辞》里所说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人们这才明白:鲁迅已经将想留下的都留下了。我们后人怎么总是不能理解,甚至不加注意呢?

   鲁迅在去世之前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在4月5号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他在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还谈到:“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到了7月份,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写信给鲁迅,他在19号的回信中,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这时距离鲁迅逝世正好是三个月。在此之前,他一再说人们“看不懂”他的著作;现在又说,他的“本意”,了解者“不多”,并且说到了“隔膜”,“无聊”,“不如不作”,等等。他的语气是非常低沉、悲观的。他深深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于是,就有了鲁迅最后的“遗嘱”。鲁迅在《死》这篇文章里,写了七条“写给亲属”的遗言——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做了两点修改:按鲁迅原来的意思说,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冯雪峰提出是否可以把“任何人”三个字改动一下,鲁迅就加上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更要紧的,是下面一句,鲁迅的原文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认为“容易给人误会”,鲁迅想了一下,就加上了“空头”两个字。

   为什么他要自己赶紧消失掉,这其实是包含着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总希望老人长寿,最好永远不死。这样,该死的不死,该生的生不下来,生下来的也无法生活。生存空间的空前拥挤,就造成民族生命机体的严重梗塞。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得反传统之道而行之: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现在他宣布死了“拉倒”,“赶快收敛”正是身体力行他五四时期、也是终生一以贯之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与追求,是对中国“长者、死者本位”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这背后或许还有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鲁迅在《〈热风〉题记》里早就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正是期待着用自身的消亡来证明历史的进步:“忘掉我”之日也就是他的理想在中国真正实现之时。——作为后来者,面对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鲁迅的现实,自会有无限的感慨。

而鲁迅的隐忧或许是更为深广的:“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确实表现了他对死后被利用的忧虑。早在《野草》里,鲁迅就写过一篇叫做《死后》的文章,我在很多场合都建议同学们去看看这篇文章,这真是天下奇文。他想像着:我死了,运动神经废灭了,但知觉还在(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死而有知”吧),将会是什么样子。——你看他1936年死,1926年就想这个问题了:诗人的想象总是超前的。他想象:我死了以后,埋到地下。于是有几个人来看我了(大概是参加追悼会吧)。一个说:“死了?”另一个“哼”一声,还有一个又惊又叹:“啧。⋯⋯唉!⋯⋯”我却愤怒了:我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死了,你们叹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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