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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就美国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与崔之元商榷

更新时间:2016-11-01 23:51:14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我们还可视其全体为一个‘n+1’个人组成的团队。而关键在于对这‘n+1’的团队而言,‘预算平衡’还是存在的,故根据赫姆斯特姆定理,这个‘n+1’人的团队仍不可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剩余索取者的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矛盾的。换言之,...‘赫姆斯特姆定理’意味着委托人也存在着‘败德’问题。”其实这是崔之元自己的理解错误。如赫姆斯特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明确地提到让读者注意委托人(剩余索取者)不应提供任何生产投入。这样,委托人和其他参与生产投入的n个人是不同类型的人。所以此n个人与彼(n+1)个人从类型上讲是不一样的,因而也就不会象崔文所断定的那样:“被发现陷入自身设下的陷阱”。由于真实显示是占优均衡,每个参与者没有激励谎报自己的生产能力。这样,崔文所设想的委托人收买某些团队的办法使得这些人谎报的假设在理论上不可能发生。

   一种更为现实和合理的办法是:将精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要求放宽为任意接近帕累托最优,这也将会使得不可能性结果变为可能性结果。赫姆斯特姆在198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的定理 3就讨论这样的解决办法。赫姆斯特姆的定理 3证明:在一些技术性的假设下,帕累托有效配置可以任意由某个直接显示机制的纳什均衡接近。这就是说,尽管帕累托最优不可能精确达到,但可以任意接近它。对更一般的经济环境类及社会目标,许多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本人)给出了类似的结果。这样,从任意接近帕累托有效这一更合乎现实的要求来看,自利行为和帕累托有效是根本不矛盾的。

   崔文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写到:“众所周知,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原则。”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之所以钟爱“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原则,其原因主要是追求个人利益是一种客观现实,且帕累托最优是判断经济社会效益的一个基本标准。

   事实上也是如此,帕累托有效配置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它只是告诉人们:当资源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后,在给定现有资源的条件下,不存在另外的资源配置方案使得某人比在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大利益,而又不损害他人利益。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则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即存在着另外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至少某些人的福利得到了改进,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当然,象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一样,在现实中,精确的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许永远达不到。但只要人们想搞好经济,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有了帕累托最优这一种理想标准,我们就有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一个目标。用这个标准,我们去比较、衡量和评价现实世界中的各式各样的经济机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好坏,看它们离这一理想目标还差多远,从而得知改进经济效益的余地,使资源的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例如,现实中没有外部性的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市场机制所导致的配置就能很好地接近帕累托有效配置。

   其实,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中不可精确达到的情况和许多物理学中的现象相似。象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等,这些都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但谁又能否定这些物理概念的有用性呢?许多在理想状态下得到的物理理论和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近似地描述了自然世界,因而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基础。同理,尽管帕累托有效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被近似地接近,成为了检验社会经济效益的基本准则。

   另一方面,人的自利行为,追求尽可能大的个人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改革前不太强调个人利益重要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和实行看重个人利益重要性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说明了此点。为什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体制产生了许多的外部性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搭便车”或“败德”问题。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之所以没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其主要原因是许多人不愿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分享,同时不努力生产也能分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其结果当然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努力工作,采用偷懒策略。对人的自利行为和帕累托有效标准重要性的详细讨论见笔者与张帆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上讨论已足以说明崔文的论断:“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迫使人们在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有效率之间做出选择”是多么的轻率和武断。人们根本不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从而否定个人理性或经济效率。这两者不仅在理论上可以很好地吻合,实践中也可能吻合得很好。中国78年以来通过承认个人利益,给出更多经济自由(所谓“松绑”),实行权力下放的分散化决策(所谓“放权”),引进各种激励机制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了此点。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矛盾”

   崔文称:“如果说,揭示出‘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学为公司变革提供的依据,那么,揭示出‘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则是法学为公司法作出的贡献。”笔者对法学没有研究,不知法学是否已在理论上证明了“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也许需要由法学界的学者来进行回答。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崔文所给出美国上世纪所发生的“查尔斯河建桥案”和“上、下河工厂用水案”这两个例子不但不能说明“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之间的矛盾,恰恰相反,这些例子说明了明晰产权的重要性。根据传统产权理论,特别是科斯定理,可看出之所以会发生象“查尔斯河建桥案”和“上、下河工厂用水案”争议,其根本原因是河流的产权没有界定清楚而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上当时政府又没有给出恰当的激励机制来解决外部效用性问题。当然,那时还没有科斯定理,直到本世纪60年代科斯才给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而为此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如果政府将河流的产权拍卖给个人或河流早已归个人所有,则河流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就不会有外部效用性,从而就不会发生对财产使用权的争议。这是由于,如果第一家建桥的公司拥有这条河流或已经从河流的拥有者租用了这条河流,则其他公司就不能在上面再建其他桥梁了,除非原有公司从其他公司得到的有赏报酬大于让这些公司建桥后自己桥梁收入减少(损失)的部份。同理,如果河流产权是界定清楚的,任何想用河流或水力的人都需要按合同规定向河流的拥有者付出报酬,而拥有者同时也需按合同规定提供水力资源量,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发生如崔文所描述的那样,上、下流工厂为用水而发生争执的情况。因此,这些例子不但不能说明“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之间的矛盾,恰恰相反,这些例子正好说明了产权界定清楚的重要性。

   事实上,赫姆斯特姆的不可能性定理也说明了此点。如果将具有外部性的团队(合伙制)变为个体制,则赫姆斯特姆的不可能性定理的结论就根本不可能成立。当然,是采用合伙制还是个体制还将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如果经济规模带来的效益大于团队由于外部效用性所带来的损失,则应采用合伙制或其他类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否则应采用个体制。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不能简单地得出“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是矛盾的这样的一般性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是“矛盾”的,也不能从而得出“市场竞争”和“非私有产权”是协调的这样的一般性结论。

  

三、关于美国公司法变革的问题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想通过“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及其他不可能性定理等理论结果来否定个人理性、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或经济效益(帕累托有效)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美国公司法的变革实践是否可用来否定私有产权或帕累托有效呢?答案还是否定的。

   首先,无论美国公司法怎样变,直到如今,并不是象崔文所认为的那样将私有产权变为非私有产权。从现代产权理论,我们知道企业产权(或称企业所有权)主要指的是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划分),因而企业产权是一种契约关系。对企业产权(权利和义务)不同的划分将决定不同的产权安排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企业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所谓公司法就是对企业的产权如何在权益当事人中划分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那么什么叫私有产权呢?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就排斥了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这样,私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明确界定的。非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不排斥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因而非私有产权不是明确界定的。需要提到的是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所有与产权有关的权利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它可由两个或多个人拥有。例如,股东、经理和员工掌握的权利都是私人的权力。股东对资产具有占有权,有权阻止经理出让资产;经理对资产如何利用具有决定权;而员工有权力排斥股东或经理在契约期内为个人私利出让资产。根据崔文对美国公司法变革的介绍及以上私有产权的定义,这些改革都没有将企业产权非私有化,而只是对企业产权的权利界定比以往更注重经理和员工的权利,但看不出将企业产权非私有化的现象。

   其次,不要以为所有的私有产权安排都是有效率的,不同的产权安排可能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费用(如策划,签约及履约的费用)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效率。现代产权理论就是讨论在各种经济环境下,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最有效率的。此外,美国公司法的变革也不见得只是单纯地为了增加经济效益而变革的,它也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如增加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而进行的。帕累托有效只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不是从平等(公平)配置的角度来评价经济活动的社会效果。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平等配置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一个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例如,一人占有社会上所有资源而其他人不占有任何资源是帕累托有效配置),但从社会平等(结果平等)的角度看,却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 “结果平等”也是一个社会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一般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平等配置是呈“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由于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机遇不同或所面临的风险也可能不同,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从而增进效益,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如果干多干少,贡献大贡献小收入一样,会有多少人去努力工作呢?尽管这种“结果平等”对具有自利行为的人类社会来说往往带来生产的低效率,但为了社会的稳定及改进社会不公,人们往往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效益而照顾到社会公平。

美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过度强调经济效益而基本上忽视了社会不公、员工权益和社会福利等问题,结果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失业带来的贫困,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引起罢工、怠工、游行示威)造成了社会振荡。这使得人们认识到单方面地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考虑整个综合社会效益也许不是最佳选择。为了社会稳定,人们也许不得不放弃一些经济效益,增加社会福利。自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行增加社会福利的新政以来,美国越来越重视社会福利和员工权利问题。美国公司法的变革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基础与美国大不一样,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过度强调结果公平(导致了吃大锅饭)而基本上忽视了经济效益问题。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当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搞好经济仍然是中国当前的核心任务,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相对其他产权类型的企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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