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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

更新时间:2016-10-31 11:03:51
作者: 李华瑞  

   从以上的统计与宋史专业论文选题比较,可以看出有三点不同。一、宋史专业论文限于现代学科的分类,基本不涉及宋代文学的选题,尤其是文学审美和批评的选题。对美术、音乐学科的选题也是如此。因而非宋史专业的论文在这些方面对宋史专业有很大的补充。

   二、非宋史专业论文虽较关注宋代文化的发展,但大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文学生长的背景和环境,或是为宋代文学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定位。非宋史专业选取有关理学方面的论题比宋史专业的论文选题范围广,宋史专业论文选题侧重理学学派发展过程,和理学人物所起的作用,而非宋史专业则对儒家经典在宋代的发展给以较多的关注,特别是儒家经典对宋代文学思想、文学审美价值形成的影响。注重从思想到思想的内在理路。

   三、非宋史专业的部分论文选题与宋史专业相仿,如涉及宋代的制度等,但这些论题大致是由从事唐史、元史、历史地理、民族史专业的教师指导,因而选题不出史学的范围,但亦有较细微的差别,即非宋史专业的论文是以唐代历史、历史地理、民族史等专业为立脚点,来观察、研讨宋代历史问题。

  

   五、论文选题相关的几点思考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宋史方向博士学位的培养工作也已从无到有渐趋形成规模。从论文选题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宋史研究取得可喜的进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问题讨论日趋细致深化,而非宋史专业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对宋代文化、思想、艺术、哲学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宋史专业研究之不足,使得宋代历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后继有人的大好局面。

   当然这只是从论文选题表现出来的一种繁荣景象,但如果把论文选题与论文写作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还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隐患和不足。其中有四点尤应引起重视。

   第一,理论的缺失。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20世纪后二十年,宋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这既与现存的宋代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分不开,同时也与唯物史观的推动密不可分。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种片面的把阶级斗争学说等同于唯物史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影响甚大,论文的撰著者在回避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不仅选题极少涉猎过去运用唯物史观带动起来的诸多历史问题的讨论,而且普遍弱化理论的学习。而且由于理论的缺失,其史学的批判精神较前辈学者有明显的退步。具体表现就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发展方向相反,历史叙述的主题又由普遍的民众社会重新返回到精英、贵族的历史。

   二是缺乏解读资料的新方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就提出有无发现新材料和使用新方法是观察史学进步的重要标示的观点。宋代文献资料较之汉唐有了很大的增加,但20世纪几大新材料的发现: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内阁大库书籍档案等,都与宋代关系不大,因而使用新方法对于宋史研究就显得很重要和具有特殊的意义。

   20世纪对已存材料解读的“新”方法影响最为卓著的,当属唯物史观和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到20世纪末叶两种新方法均遇到如何再发展的问题,前者如上面提及的,唯物史观被片面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而遭遇许多学者的有意回避,唐宋变革论经过国际宋史学界几代人的耕耘,大都有了定论,再发展的空间余地不大。这种大背景也深刻反映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上。

   虽然部分青年学子尝试改变这种现状,试图用新方法、新视角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很感兴趣,并以此作为建构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因素。如用欧美社会学中的精英理论解释宋代的士人社会,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是否适合宋代社会历史的实际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中,由于理论的缺失,平铺直叙,就事论事的文风很盛行。因而加强理论方法的创新和探索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不仅仅只是记述或叙述历史,而更加重要的是解释历史,我们之所以从20世纪以来,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主要原因即在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尚不足以让我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随着时代、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视野必将会有全新的变化,促使人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变化、关注新的思想生成,努力探索引领史学发展或新的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第二,现代信息数据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年轻学者,甚至为非历史专业初入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论文所需资料成为可能,那种以掌握史料多寡作为衡量史家能力高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大致也是现今博士学位论文在短短三年间字数动辄逾数十万言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相当多的青年学生过分依赖数据库,而缺乏对基本史料的阅读理解,缺乏对宋代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论文叙述很难把握问题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丰富的历史内容失去了多彩的颜色,变得单调而孤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颇为严重。

   第三,科学规范化应继续努力改进,虽然现今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要求有必要的学术史回顾,可以说绝大多数论文都能巨细无遗的搜罗相关信息,这无疑是进行科学规范训练的一大进步,但是只做到此,那还是不够的,因为科学规范不仅仅是在论文前面开列以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你的论文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引用了前人的研究,你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是在前人已有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这方面的训练今后也需要加强。

   第四,博士生导师的素质堪忧。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宋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研究者,绝大多数已谢世。现今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是一批毕业于20世纪80年代初,年龄在40~50多岁之间,他们大都是从“文革”动乱后积攒十年的人才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又逢80年代注重人文学科研究的淳朴环境,因而有志于献身学术研究。这是这一代人的优势,不足处主要是所受教育因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因而知识面较窄。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然而由于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培养一个合格的研究人才极为不易。就中国古代史而言,要想做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不仅要求具备一般的历史学素养,而且还要求有小学、经学、文学、佛学、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等专门知识,显然这一代学者都还不具备这种贯通的学术素养,这实际上就是这一代不如老师辈的主要地方。毋庸讳言,1995年国务院下放博士生导师遴选权以后,博士生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呈下降趋势。

   更令人堪忧的是,随着各地高校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日趋行政化、教条化,使得许多导师自身没有较高的论文写作能力和素养,却要指导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因而博士学位论文泥沙俱下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在这种大背景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博士,正在陆续走上博士生导师岗位,成为再下一代宋史方向学人的领路人,这不能不令人对未来的宋史方向乃至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一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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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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