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学勤:“造反派,真的反了吗”?

更新时间:2016-10-21 02:12:49
作者: 朱学勤 (进入专栏)  

  

   50年後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後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注1)

  

   李逊嘱我为其新着作序,我即从此处说起。(注2)


奉旨造反的开始

  

   曾获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上海工总司”,是从“奉旨造反”开始。

  

   王洪文现已去世,人们只记得他是“上海工总司”发起人,文革後下狱,罪名为“造反起家”。查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报,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可见他并不是“造反”,而是“紧跟”1962年以後毛泽东突然拔高“阶级斗争”,切合王当年本身是保卫科干部这一红色身份。“工总司”另一领袖王秀珍也是以同一罪名“造反起家”下狱,但她参加文革时的身份并不是工人,属干部编制,是“技术员”、“劳动模范”,与王洪文类似,政治身份很“红”。查1966年王秀珍第一份大字报,也与王洪文类似,只是更具体:“厂党委对资方人员阶级斗争抓得不力”。他们都不是“造反起家”,而是与基层官员以及此後进驻的工作队“比左”——比後者更“积极”,在政治光谱上属更“左”一列。只是这样的“更左”不为基层党委、工作组“承认”,在单位内受压制,却受到毛泽东在北京不断接见红卫兵的激励,才一步步走向社会,成立跨厂、跨行业群众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这一组织之创议,也不是来自毛泽东激赏的“工人阶级伟大首创”,而是来自复旦大学“炮司”学生,以及南下串联的北京大学生包炮等人的提议。後者向工人披露“小道”消息:“造反”乃“圣上”旨意,是毛氏“文革”突破刘氏“四清”的新方向,这才消除这批人在那一年代必然会发生的安全疑虑。当包炮提出可组建“跨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时,在场者又有犹豫,担心这“造反”二字会被人揪住,质问“你们造谁的反”?此时黄金海提议:在“造反”这一名词前加“革命”二字,才让众人放心。王洪文再附议,加一个“总”字,即“工总司”这一简称之由来。

  

   40年後,曾任王洪文理论辅导员并因此下狱六年的萧木先生反思文革,曾这样回访黄金海:

  

   萧问:为何要在“造反”这一名称前要冠以“革命”二字,不知道这是语病吗?

  

   黄答:“只提‘造反’,会把许多人吓退的,加上‘革命’二字好得多。要知道在当时,‘革命’是很吃香的呀。”(注3)

  

   萧木是从汉语本义发问,此前“革命”已属“造反”,再加“革命”,岂非“造反”之“造反”?黄金海答问,是回到60年代历史氛围,“造反”是“吃香”,“革命”是保险,既要趋时,又要避祸,这是那一年代“政治正确”的时尚。(注4)王洪文被推举为这一组织的“总司令”,也不在於他有多少领袖魅力,而在於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当时能将这三重“革命符号”集於一身者,无出其右。连王的一口“京腔”而非“沪语”,在那一年代的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中本为弱项,但在此时也翻为强项:那一年代“突出政治”,来自北京的“政治正确”占据制高点,外省口音即使在当地,一登台即呈“短板”,知难而退。张春桥此後赴安亭谈判,凭他多年官场历练,肯定能看出王氏“京腔”字正腔圆,要比其它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而正面谈判对手潘国平操一口上海腔普通话,虽能言善辩,却改不了底层工人之俚俗草莽,有待“提高”。此後张有意抬王抑潘,将前者培养为“工人阶级先进代表”,这才有王洪文後来居上,被毛泽东火速培养为接班人,却又始乱终弃的故事。

  

吓退与吃香

  

   毛泽东在文革後期批《水浒》,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语义含混,不知所指。如果也包含对文革造反队伍的怨恨,那也怨不得别人,这正是他手创17年专制统治形成的社会化恶果。确实是“领袖不好”,才形成黄金海所言的普遍心理——“吓退”与“吃香”,既有消极恐惧,更有积极趋奉。如此“造反”,“这支队伍”在“上山”之前即已“招安”,此後“打方腊”,势所必然。由此才发生本文开头所述那一“异象”——汉民族素有两千年“造反”传统,却从未见“造反者”先请求“被造反者”“批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距甚远,甚至相反,却在1966年下半年堂而皇之发生了。

  

   11月8日“工总司”筹备成立,首先要求市长曹荻秋到会,“承认”他们为“革命组织”。後者很快看出其软肋,即向市属各机关严令“三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并称这些工人是“社会渣滓”。“三不”令下,众人惶恐,即有动摇与逃散。(注5)此时,那个北京大学生包炮向工人作第二次鼓动:一不做二不休,赴京请愿,“请毛主席批准”,请得“大旨”压“小旨”,才能避免“秋後算帐”。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万人队伍冲向火车站,一千多人强行登车北上。他们之所以看中这列编号626次的列车,是因为它的终点站是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奉旨造反”不获“承认”,一跃为“请旨造反”,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造反”逻辑中发生的。

  

   这是一群向地方政府说“不”,却向皇恩屈膝称“诺”的“请旨者”,他们困顿在那个四级小站,凄风苦雨,饥寒交迫,理应同情。张春桥奉令去谈判,站在卡车上推开雨伞,忍受风雨以及工人的叫骂,亦属难得。但是,安亭工人的这一“先进觉悟”并没有超过1905年1月9日的彼得堡工人,後者也是举着沙皇圣像——称其为“小爸爸”,走向皇宫请愿。安亭道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与六十年前彼得堡“小爸爸”可谓同义反覆。即使与中国本土工运比,安亭工人也落於历史起点之後:1923年“二七”工人大罢工,铁路工人林祥谦尚敢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此後四十三年,在毛泽东手创体制下,黄金海、王洪文不敢言“自由”、“人权”,只能在“造反”之前冠以“革命”二字,即使再加一个“总”字,那也与“造反”本意相去甚远,历史倒退了多少年?

  

   另一被毛泽东激赏的文革标志性事件,所谓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更是一场被夸大的神话。这些人在党政机关中生活多年,正统奴性比王洪文、黄金海们深厚,如果说工人是从“奉旨造反”走向“请旨造反”,这些人则是“探旨造反”,一步三探,探得“圣旨”方“造反”。

  

   写作班缘起复旦历史系几位中、青年左翼教师,初名“罗思鼎”,似有古意,其实是谐音“螺丝钉”,也是在“紧跟”当年之“吃香”。1964年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将其纳入麾下,拨“丁香花园”供其内部办公,对外署名“丁学雷”。“丁”即丁香花园,前清大臣李鸿章家族秘蓄小妾之私园;“学雷”,即当时的红色时尚“学习雷锋好榜样”。“丁香花园学雷锋”,岂非滑稽?而当时的授、受双方却浑然不知。“为革命而写历史”,本身即生活在历史的嘲讽中。

  

   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私下策动文革,朱永嘉以史家身份为姚文元提供批吴晗《海瑞罢官》明史资料,自第八稿起,直接参与此文修改。1965年11月上旬,两人参加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等参与的定稿会议。文革“造反”後,这一班人对内改称写作组,学科从史学扩及文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成上海地区舆论总管,听命於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十年上海之所以不成立宣传部,原因之一就在於这个班子已行使宣传部职能,学科“齐全”,足够使用。林彪事件後,这个班子为毛泽东提供专项服务,注释古籍大字本,密印专送。个别人从事与学者形象不相称的特殊任务:在不服张、姚文革新秩序的中学生里安插卧底,密写情报,则又超过了宣传部职能。

  

垂手肃立,甘为驱使

  

   与北京梁效比,丁香花园可谓南书房行走,地理上属“南方”,政治上却比梁效更贴近中南海。“梁效”取名仅为北大、清华“两校”之谐音,比“丁学雷”晚出十年,仅在文革晚期“批林批孔”,既不承担宣传部职能,亦无缘介入中枢政治,也不从事与学者身份不相称的特务使命。“梁效”固不足取,但将南北两个写作班子简单并列,则有可能忽略上海写作班的特殊性,遮蔽那一年月知识阶层某些“特殊人”更为幽暗的一页。(注6)

  

   可想而知,1966年底要“策反”这样一群人,要比“策反”王洪文、黄金海困难。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既是“包衣”又是“帝师”:对上为“包衣”——恭迎“圣旨”及张、姚“传旨”,垂手肃立,甘为驱使;对下为“帝师”——自恃“南书房行走”,高视阔步,斥“工总司”为“工字头”、“那帮‘小兄弟’”,语多轻蔑。1968年,姚文元在京“接旨”,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南书房帝师”并不把身边的“领导阶级”放在眼里,还是闹摩擦,以致积隙成怨,酿成“《朝霞》事件”。(注7)

  

   1966年下半年,有复旦红革会、中国科大南下串联大学生许小昆、忻鼎亮等人与徐景贤接触,启蒙他们“造反”。徐事後回忆,他对这些大学生内心佩服,但不敢行动。这是因为写作班有内部纪律,张、姚不拨,他们不动。安亭事件後,“造反”成新朝“时尚”,写作班内喧嚷不已,唯恐落後,徐景贤内心彷徨,开始向北京张、姚请示,频频“探旨”。

  

   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电话中催促:“你们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遂有写作班议决“造反”,这是12月14日上午。徐当晚“再探”,又打电话向姚文元汇报此一决定并请示。这一次姚回答得更明确:“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支持的”,还在电话中明示:“要把主攻矛头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以批判资反路线打开市委缺口。”徐回忆说,“当时姚说的是‘革命’,不是‘造反’,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电话无意中切合前述“造反”一定要加“革命”二字,可见黄金海所思所虑不虚。四十年後徐景贤有所反思,坦承当年心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78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