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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杰: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家

————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 1925—1939)

更新时间:2016-10-18 16:26:43
作者: 王东杰  

   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国立、省立和私立之分。理论上,国立大学由教育部直辖,校长由中央任命,经费来自国库。省立大学是各省所办,经费和管理都由地方负责。国立学校是基于对全国教育通盘考虑设立的,其数不一,“地点亦不从同,而无分省界则一。” ① 事实上,国立大学不但总是要落实到“地方”,且往往由省立和私立大学发展而来,故多有一个“国立化”过程 ② 。这一过程牵涉到高等教育体制各方面,尤因两类学校主管机关不同,常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势力较量,其激烈程度随着中央对地方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小而变化。

   在这方面,国立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是1931年由设在成都的三所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其前身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以下分别简称“师大”、“高师”)、国立成都大学(以下简称“成大”)和公立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公立川大”)合并成的 ③ 。作为国立大学,川大自始就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受到二三十年代四川及全国政局的影· 180 ·响,其国立化程度又成为衡量中央和地方当局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知识界(大学师生)随着自己所处局势的变化也对中央和地方各有应对,使此一进程更为复杂。

   川大的国立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1935年以前。四川政治为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不及,处在半独立状态。学校虽名国立,实是一所地方性大学。川大师生为了对抗地方势力的控制,积极寻求中央的支持,成为此一时期国立化的基本特征。(2)1935年到抗战爆发初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两位校长任鸿隽和张颐大力推进国立化,使川大从地方力量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并着力消除学校地方色彩。而中央则将此视为权力扩张的一部分,又使国立化带上了中央化色彩。(3)随着抗战爆发,川大的国立化基本完成,学校被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这一结果却使川大人与中央产生了分歧。

   对于这一个案,早有学者加以注意。任以都教授曾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视为“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表现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得以“进步”的双向过程 ① 。不过,她只是一笔带过,所述也集中在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难以洞察此事背后更为复杂的多元因素。《四川大学史稿》也略有述及,但主要意图在于川大的发展,对此关注不足。 ②

   这一事例的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川大的国立化进程是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对此问题,既存研究多从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切入,忽视了其本有的广泛性。 ③事实上,统一不但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国家”所及的各个领域,远非狭义的政治史所能涵盖,且具体内涵也更为多元。以川大论,在国立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的人,国立化的具体含义和目标都不尽相同,实际上反映出时人对于“国家”的多重体认。

   其次,它展示了中央和地方在一个特定空间围绕着“国家”这一深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启示我们对“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state-making)理论在近代中国的适应性做出进一步的探询;同时,身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知识界对二者的应对使问题突破了狭义政治的领域,揭示出那一时期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高等教育领域个案的叙述,对中国现代“国家”观念及具体落实情形做一粗浅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川大国立化进程历时较久,内情复杂,不少重要问题多由细事积聚而成。因篇幅所限,只能撮其要者,以明大略。

  

一、国立大学与地方大学的名实错位

   20世纪20—30年代中期的四川,政治上陷入内争,既不太参与全国性的行动,也为全国性目光所忽略,成为一处国中“异乡”。 ④ 四川大学身处其中,也深受影响。学校虽从1916年就经中央批准正式定名国立(成都高师),但直到30年代初,仍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国立学校经费本应由国库供给,但成都高师经费是在四川省教育经费下垫拨的,且从高师到师大,均无改进。这除了和全国教育经费的拮据有关,也受四川政局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就有一笔“国费”掌握在四川地方军人之手,即四川盐余。该款项自民初就被地方军人截留,1918年北洋政府无奈将其划归地方,使截留合法化。 ① 高师自改为国立以后,就一直谋求使用这笔款项,中央政府也颇表赞同。但“地方割据”已是事实,中央对地方不得不抱“逊让”态度。如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就表示,师大经费使用盐余的建议“事属可行。但事实上能否如数划拨,本会难以悬断,故该校预算书交由该省教育厅会同财政厅审核办理见复”。由于地方军人不肯让步,终于不能成功。 ②

   其时国民政府还立足未稳,所求多为形式上的统一。1928年东北易帜前,蒋介石建议把张学良列入国民政府委员名单,表示“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但在“反政府”的方面,则强调形式之统一并不重要。李宗仁致电张学良即称:“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张也一度告诉蒋,东北“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希望达成“不拘形式之统一”。③时蒋介石关心的可能更多是所谓“法统”,故可在实际上做出让步。但对于李、张等“地方实力派”来说,“精神统一”既可免去“割据”之名,又有较大的自由度;“形式统一”却真使自己成为“地方”。即此可见双方关怀的差距所在。至于四川则因基本上不与“中央”为难,故自北洋政府开始就能大体“自治”。

   但“实”若不能保,“名”也可能随之流失。在理论上,国家之名应由中央“垄断”。然国既由地方合成,在中央无实力“专断”的情况下,由于物质资源控制在地方之手,使地方反比中央更有实力运用“国家”这一象征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间的赞同和中央政府的“容忍”,表明那一时期“国家”在人们的认知和实践中的多歧性。这一点可以从成都大学的兴起中看出。

   成大之名原系高师校长傅振烈提出,但遭到不少高师学生和毕业生的反对。傅不久即因支持者杨森败出成都而离职,继杨控制成都的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却对此牌子极感兴趣。1926年初,在他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年拨国税盐余60万元作为经费的决议。在刘湘的提议下,四川省长公署并聘请与刘交好的张澜为校长。显然,就法理而言,成大等于地方上新办的一所大学,不应名国立,但由于其与高师模糊的历史渊源,使其一直得以使用国立之名。更具“实质性”的是,成大因与刘湘的密切关系,获得了高师(师大)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国税支持,一跃成为成都高校中办学条件最好和师资力量最强者,不能不使真正的国立学校不满。

   1930年4月,时任师大校长在《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一览》中抱怨道:“本大学自民国十六年六月经前大学院明令定为国立……迄今届满三年,尚未蒙政府确定国税为本大学经费,以致办理困难。” ④ “明令定为国立”和“确定国税为本大学经费”两句,原文以大号黑体字排印,显系“关键词”,乃针对成大“僭称”国立而强调自己的国立才是中央“明令”的。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人认知中,“实力”还可决定“名”的真伪。时在成大任教的吴芳吉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几封信中提到,“成都所有省立学校,今年十一个月之中,仅发过薪水两月。故凡省立学校教师,无不啼饥号寒,难于度日……成大系国立,情形稍好”。“成大虽穷,究能月得几成,较诸省立学校不名一钱者,固在天上。” ① 其实,较诸成大,师大更是国立,但因使用省款,反有被“开除”出国立的危险。也就是说,至少在吴芳吉的眼里, “实” (经费)已有意无意间成为判断国立与否的标准了。因此,在统一尚在有名无实的阶段, “国家”一名便无法为中央专有。而其时的地方“军阀”也并不认为所谓的中央政府真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刘湘就曾暗示,如果自己因为是“带兵的官”而被认作“军阀”的话,蒋介石也是“军阀”。 ② 换言之,中央与“国家”的合法性关联,只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既然实比名更有力量,真正的国立大学也不得不向地方靠拢。这从高师(师大)学生对于校长人选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1924年,杨森任命其秘书傅振烈为高师校长,立刻受到高师学生反对。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高师属于国立,校长应由中央简任,不应由省政府任命:“西南教育被蹂躏久矣,堂堂校长,屡出兵间,敝校国立于斯,亦数苦其荼毒” ③ 。及至学校升格师大,由于经费不充,办学困难,校长更换频繁。除了首任代理校长龚道耕以外,其余三任均为四川省政府“照会”,实系任命,而都未遇到反抗。1930年9月,校长周光鲁辞职,师大学生甚至组织请愿团,呈请驻防师大所在皇城地区的李其相边防军总部“照会贤能,接充校长”。 ④

   短短数年,学生已呈主动“地方化”之势。1924年高师学生反对傅振烈宣言中“屡出兵间”一语,明显表达了对军人干政的不满。但那毕竟还是具有省政府名义的军人,今师大学生寻求“庇护”的李其相,不过适驻防现场,名更不正,却成为主动争取的对象;“校长出兵间”已大致为教育界一些人所实际认可了。同时,学校格局的背后本有地方军人的竞争,成大即自始受到刘湘支持。

   1931年9月底,新任四川省主席兼国民政府委员刘文辉命令将“三大”合并组成“国立四川大学”,并于11月9日完成。早在1928年,旅沪川人郑宾于等就请求合并四川省内各大学以组成国立川大,国民政府大学院曾向四川省教育厅转发其呈文,认为“所陈各节,似尚切实可行”,要求教育厅“从速筹划” ⑤ 。但因各校立场相距太大,又各有后台撑腰,此事不了了之,中央方面也无下文。此次合并及具体办法,都是刘文辉主持,采用强力,仅一个多月就完成,这也是他在四川军人中“崛起”的表现。

   “三大”合并后,刘湘、李其相在四川高等教育领域的势力为刘文辉收编,成为他“统一”四川的一部分。学校成立后,刘文辉多所赞助, “视若己出”,与刘湘对成大如出一辙。“二刘”对国立大学的兴趣,与“国家”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源的性质分不开。如同他们常常利用“中央”授予的各种头衔对其他军人发布命令所表明的,在地方政治竞争中,掌握“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本”,被认为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实际是否达到又是另一回事)。可知“国家”虽已成为虚悬象征,在“基层”仍具有不小的说服力。

   一方面,国立川大仍为地方性的;另一方面,其国立名义的象征性影响又把川大卷入地方政局的波动之中。不久,刘湘和刘文辉爆发大战,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宣告四川“统一”。在刘湘看来实属刘文辉势力范围的川大,于其治川初期,遇到了不少麻烦。

   战争一开始,川大经费就为“二刘”提走,战后也没有恢复正常,每月均有拖欠;学校陷入旷日持久的经费危机中,为此与刘湘交涉不断,刘湘则以“拖”的方法对付。1933年12月,成都报纸报道,刘湘要求四川省教育厅如有现款则“尽先拨给省立十二校……余款再行拨发各受补助学校”。川大当即公函省教育厅,谓“本大学按月应拨省款,实系本大学经费之一部……自无视同补助之理。且此项经费,本年以来,贵厅拖欠至十余万,所有省立各校,均较本大学领到◆数为多”。 ① 在地方当局的考虑中,川大排在省立学校之后,成大压倒师大式的情形依然未变。

   1933年下半年,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发生了。9月中旬,刘湘为筹措“围剿”川东红军的经费,决定变卖川大皇城校产。校长王兆荣不得不向行政院、教育部及社会各界名流呼吁求援,川大师生也发表多项宣言表示反对。 ② 事件拖了三个多月,虽最终因刘湘“剿赤”失败不了了之,却使川大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愈发紧张。

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川大师生,对地方政府的态度可想而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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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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