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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汉文 彭堂超:“文化集体主义”与中国农村减贫

——兼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更新时间:2016-10-14 08:53:13
作者: 陆汉文   彭堂超  

   内容提要:“文化集体主义”概念可用于解读中国农村减贫经验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经验”的意义。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具体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具有特殊历史属性。

   关 键 词:文化集体主义/减贫/中国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减贫逐步进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新阶段。总结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的减贫经验,既是认识新中国减贫与发展历史并进而认识“中国经验”的需要,也是理解新阶段精准扶贫战略、政策与实践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创造了“中国奇迹”。1979-2011年,中国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均达到9.9%,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①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至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30.7%降至2.8%。②中国的成功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对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模式和道路的替代,是另一种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③

   最早向世界介绍并解释“中国经验”的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他们认为在要素禀赋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他们提出,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提高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改善了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中国奇迹”。④

   其后,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可大体按两个不同方向加以区分:一个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适规律,认为中国的成功不过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另一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认为有效对接和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资源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前者如吴敬琏、何怀宏、秦晓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只不过是“过渡体制”的反映,改革开放恰好是摆脱“中国模式”的历史过程。⑤后者如徐勇、姚洋、温铁军等,认为家户传统、贤能体制、群体文化等孕育了“中国道路”,其中温铁军更是明确指出“制度变迁”与“比较优势”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群体文化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两个机制。⑥

   笔者以为,“普适论”者所强调的大方向或许是对的,但用于指导当前政策选择有可能招致重大灾难;“特殊论”者所看到的或许是历史真相,但用于指导未来方向选择同样可能陷入严重困境。这反映了理论研究和现实决策之间的危险距离。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理论研究者的宏大叙事永远都是对的。就“中国经验”这一论题来说,其更深入的理论辨析,还有待细化研究、基础研究的支撑,还有待实践的展开。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林毅夫在国别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的进一步思考,就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超越争论、开展细化研究的实例。⑦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经验”中最没有争议和最能够得到肯定的一部分。世界银行指出,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⑧如果没有中国的减贫努力,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不会减少,全球减贫工作将看不到成绩,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⑨学术界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对农村减贫经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关于扶贫开发系统经验的总结还停留于工作层面,缺乏理论提炼。本文尝试推进这方面研究,对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始十年的减贫经验进行概括,提出“文化集体主义”这个能够贯通不同层面减贫实践的解释性概念。第一部分讨论了经济增长在减贫中的作用,分析了“大局观念”对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有组织扶贫开发所包含的内容,分析了其“权威型人格”基础。第三部分以“家族传承意识”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第四部分提炼、揭示了“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文化集体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

  

一、“大局观念”与经济现代化

   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带动中国农村减贫的关键力量。宏观经济增长过程既带来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促成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加。中国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人均35.8元、88.3元增长至2010年的人均2832.8元、2431.1元。⑩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首先是以农哺工和现代工业发展的结果,与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密不可分;其次是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梯度发展战略,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结果,与区域间关系密不可分。

   (一)以农哺工与现代工业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化,主要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致力于赶超发展。作为一个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只能依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推进工业化,其根本机制在于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关键则是利用农业剩余支撑内生型工业化。(11)简而言之,就是走以农哺工的工业化道路。

   国家主要通过农业税收、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储蓄等三种方式抽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据冯海发等学者估计,在1952年至1990年的39年间,中国农业以此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11594.14亿元资金,其中“剪刀差”为主要形式,提供的资金达到8708亿元。即使考虑到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又将一部分从农业中取得的资金注入农业,中国农业仍然为工业化无偿提供了约1万亿元资金。(12)可见,农业转移资金是中国建立起独立且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条件,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双轨制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支撑力量。

   (二)比较优势与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央政府给予沿海地区大量优惠政策,如建立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自主权等,支持这些地区率先发展。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全球一体化发展机遇和中国的“比较优势”,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超常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的比较优势首先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进而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除劳动力外,中西部地区丰富的矿产和能源资源也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8318万人,占全国各产业就业总数的70.5%,并且绝对数量在接下来的13年里持续增长,至1991年达到顶峰时有39098万人。虽然从1970年代末开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持续降低,至2010年降至36.7%,但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绝对数量依然十分庞大,在2010年仍有27931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仍然需要转移到二三产业。(13)大量农业人口的存在和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至少在1978年至2003年间是如此),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因而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在主要贸易竞争对手中,中国1999年至2006年间制造业劳动力的小时报酬仅高于越南;至2007年,才超过泰国和墨西哥。(14)美国劳工局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每小时报酬水平在2008年以前一直比印度低。不仅如此,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还具有素质方面的优势,包括受教育程度、整体技术水平和纪律性、熟练度等,这对于吸引跨国资本甚至具有比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大的作用。(15)

   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除去自身地理区位优势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计划轨”上给沿海大量优惠政策,在“市场轨”上创造了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壁垒的全国性劳动力就业市场。这样,通过让内地分担相关成本的方式,沿海地区集中和放大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三)城乡关系、区域关系背后的“大局观念”

   无论以农哺工基础上现代工业的成长,还是梯度发展战略下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均包含一种大局为重的发展观。在论及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表述了这种发展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6)这种“大局观念”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突破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制约,将比较优势所蕴含的可能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现实,使整个国家摆脱“贫困陷阱”,走上“发展阶梯”。(17)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若无法集中使用资源,将很难克服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所普遍面临的困局。

  

二、“权威型人格”与有组织扶贫开发

   政府主导下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是促进中国农村减贫的重要力量。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后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此举标志着中国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工作拉开帷幕。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的“大扶贫”工作格局。

   (一)专项扶贫、行业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内容与成效

专项扶贫主要指国家安排专门投入、各级扶贫部门组织实施,通过特定项目,直接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措施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等。行业扶贫主要指农业、水利、教育、卫生等各行业部门履行行业管理职能,承担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和提高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任务,实施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和项目,包括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扶贫、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改善公共卫生和人口服务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社会扶贫主要指发动社会各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积极支持扶贫开发事业,包括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社会组织扶贫、企业扶贫等。(18)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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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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