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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汉文 彭堂超:“文化集体主义”与中国农村减贫

——兼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更新时间:2016-10-14 08:53:13
作者: 陆汉文   彭堂超  

   与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等途径实现减贫不同,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支持。2001-2010年,仅中央政府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即从100亿元增加到223亿元,年均增长9.3%。同一时期,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2658元、123元、1276元增长到11170元、559元、3273元人民币,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

   (二)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

   1.组织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快就建立起全能型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资源和活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政府逐步退出一些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但依然属于典型的权威型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所呈现出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权威型政府的主导。不仅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完全由政府组织实施,社会扶贫也打上了鲜明的政府烙印。中国的社会扶贫不仅包含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投身扶贫,而且包含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官方文件实际上把这后两项工作摆在社会扶贫的龙头位置)。(20)揆诸实践,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不是帮扶主体(中央国家机关、东部省份等)法理内的职责,就其性质来看确可纳入社会扶贫的范畴,但其具体运作实际上由政府权威所支撑,国家力量、政府资源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1)即使是更具社会扶贫属性的社会组织扶贫和民营企业扶贫,也都具有浓郁的权威型政府特色:社会组织大多采用类似于政府的运作模式,依赖克里斯玛型权威获取资源和开展活动,而且不少大型社会组织经由“官办”或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民营企业倾向于站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上扩展扶贫工作(如“光彩事业”)。

   2.社会文化基础。中国自秦汉以降便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典型特征的权威主义国家,权威主义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权威型人格”仍是中国社会人社会心理最深层的底蕴——社会成员在心理上仍普遍存在对政府、单位和家长、老师、领导等种种权威的认同、服从与依赖。这种“权威型人格”结构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社会文化基础,减少了中国政府在贯彻实施各项扶贫政策和项目时所遇到的阻力,也塑造了社会组织的类政府属性,孕育了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

  

三、“家族传承意识”与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是中国农村减贫的根本力量,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及相关的思想、行为模式,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实际效果,决定了农村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轨迹。要理解中国农村减贫成就和“中国奇迹”,就必须理解中国农民。(22)

   (一)作为生产、消费和投资单位的家庭

   1.生产与消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首先见于1979-1985年间。这7年里,农村贫困状况大幅度缓解,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25亿,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是这一时期农业增长和农村减贫的最主要原因。(23)家庭不仅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经济单位,更承载着个人工作的全部动机和意义,承载着个人的超越性追求和永恒价值。因此,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导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如此,当农民开始从农业走向非农就业的时候,对家庭的强烈认同还造就了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独特工人和农村扶贫开发的非农业道路:将工资收入几乎全部带回家里而非用于工作期间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只要能够拿到更多报酬用于改善家庭状况,就愿意忍受恶劣且危险的工作环境,愿意忽视个人健康。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提交出版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农民工每天工作8-10个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63.78%、22.50%;每周休息一天和没有休息日的分别占16.67%、68.27%;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24)

   2.子女身上的投入。重视家族传承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种观念下,子女是家庭的寄托和希望,承载着传宗接代、改变家族命运、光大家族门楣等重大历史使命,决定着家庭、家族的荣誉和未来。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更强化了这种倾向。农村虽穷,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广大农户总是竭尽所能为子女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学习条件,用于子女身上的开支往往占据家庭生活支出的很高比例。“零点调查&指标数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30.2%,其中农村达到32.56%。(25)对子女健康和教育的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遏制了贫困代际传递,是中国农村持续稳定减贫的重要条件。

   (二)由家庭到熟人网络及整个国家:地域型商圈的建构和民族复兴话语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经由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差序格局”所构成的人情社会,关系信任而非契约信任乃人际信任的基本规则,互助性、协作性经济行为优先发生于熟人关系网络之中,以家庭为内核,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支撑向外延伸的熟人网络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温州老乡”、“宁波老乡”等地域型商圈就是关系信任的典型代表,其基于熟人网络所形成的柔性合作关系使相关企业在“产品开发、分工协作、成本比较和市场策略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优势”(26)。这种地域型商圈以“有钱一起赚”为共享文化,其社会基础在于对家族、邻里、老乡等熟人关系的认同和传承,在于这种认同和传承不仅能够为个体带来实际利益,而且本身就具有造福桑梓、光大家族门楣等精神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提出和明确、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进一步高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之所以具有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和促进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话语魅力,其深层原因也在于中华民族绵延不辍的“家族传承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由家到国的扩展逻辑,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家族传承意识”不仅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而且为更大范围的熟人网络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向心力。

  

四、总结和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带动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农村的大规模减贫。政府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有效缓解了贫困人口在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建设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难,直接推进了农村减贫进程。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农村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这是中国农村减贫的三条具体原因。

   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战略选择和调整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先是通过抽取农村剩余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奠定了结构基础;接下来通过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有效利用了国内优势和国际市场环境,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以农哺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内地支持沿海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其顺利实施都与中国社会普遍具有的“大局观念”关系密切。没有这种“大局观念”的支撑,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贯彻。

   有组织扶贫开发建立在中国政府的权威基础之上。即使是最具有民间色彩的社会组织,通常也采取权威型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其参与扶贫开发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常常是权威—服从关系的反映。(27)对权威的服从、认同和依赖,是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人格结构。正是这种“权威型人格”结构,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社会文化基础,降低了扶贫开发的社会成本,提高了组织实施相关项目的效率。

   无论是宏观经济增长,还是有组织扶贫开发,都需要以普通劳动者投身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基础。中国农民普遍具有的深厚“家族传承意识”,是他们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着他们以其特有的理性,充分利用现代工商业社会所蕴含的机会、机遇,努力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奇迹”。(28)这一过程,同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情形具有相似性。(29)

   “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不仅支撑了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局面,为减贫与发展进程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宏观环境。所有这些,均孕育、形成于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文化集体主义”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个“集体”可以是家庭、家族,可以是村落、社区和单位、企业,也可以是国家、“天下”,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是中国文化中所弘扬的价值认同方向,本研究因此称之为“文化集体”。“文化集体主义”的要义在于:集体是比个人更高位的价值所在,具有道义层面的优先性;个人置入集体中才具有价值,所置入和为之服务的集体越大,个人可能创造的价值也越大;因个人行动的外部性,个人能力有限时将集体界定得较小(如“家庭”),个人能力增强时将集体界定得较大(如“国家”),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文化集体主义”是在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中国古代农业具有土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等有利条件,人与自然关系比较缓和,只要有能人把大家带领起来开展水利等方面的小型工程建设,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即可应付洪涝、干旱等常见灾害,保障生存。由此,便孕育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一是强调集体观念和为集体出力,赋予其道德价值;二是重视能人的作用,把为集体、为大局担当大责任、作出大贡献的人神圣化,树立为道德表率、人间权威;三是人人皆可为集体出力,人人皆可成圣,人人皆应抱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理想;四是个人作为有大有小,所造福的集体有大有小,所获得的权威和证成的圣人亦有大有小。这些文化特质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形态和核心价值诉求即“文化集体主义”传统。本文所讨论的孕育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等具体价值取向,则是“文化集体主义”传统在特定领域或历史阶段的反映。

   从“文化集体主义”视角来看,中国农村减贫经验具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和整体性。当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借鉴推广这些经验时,须深入分析其内在结构和逻辑同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契合性。在这个意义上,过去30多年来积累的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无论对于外国还是对于中国,都具有特殊性,属于历史经验。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面向未来,国内外减贫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有必要深入思考和借鉴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但不能机械固守或简单套用这些经验。“文化集体主义”为创造“中国奇迹”开出了系列有利条件,但也包含一些不利于减贫和发展的文化因子,如创造性不足、危机状态下可能出现的权威异化,等等。更一般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集体主义”对国人行为的影响也会缓慢钝化、弱化,或在社会心理层面表现为新的具体形态。成就了过去的那些减贫经验,完全可能导致未来的失败。关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应该加强这些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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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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