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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更新时间:2016-10-09 20:26:32
作者: 刘鹤  
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绪中得以超脱。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能力是教育质量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使之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元贬值、初级产品供给垄断和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结构性扩张,使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通胀。在外部震荡引发内部震荡和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的新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深化金融市场,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

  

   三十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不觉之间几乎到了花甲之年。展望未来,路途还很遥远。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需要跟踪实践变化、归纳和升华为理性表述,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这是经济学界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一)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三十年前的改革之初,中国与其说存在既得利益,不如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价值观念。强大的改革共识创造了增长奇迹。到了今天,新的利益阶层已经出现,得意的群体和失意的群体都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新机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使思想和政治的复杂程度提高,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的内部改革必然与国际利益不可避免交织一体。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二)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

   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历史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理论独领风骚,但美国次贷危机使得人们认同的理论受到质疑。正像保罗·克鲁格曼较早指出的,萧条经济学正在回归。而耶尔金则指出,历史拐点的出现,将引发一次新的理论创造。中国的成就不是经典理论预言的结果,不是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复制,总结中国的经验非常重要。作为亲身经历这三十年全过程的一代经济学者,这个任务是无法推卸的。总结的重点可能是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经济学者们冷静下来,研究一些国家由盛到衰和由衰到盛的历史,研究引起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原因,深刻认识全球化的新特点,对未来发展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转型的主要含义是,由过度依赖外需向更多依赖内需的变化和支撑这一过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这是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三个长期问题的立足点。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通过总体设计推进局部改革的新阶段,这是推进今后中国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人以擅长制度设计著称于世,现在则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从全球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化的新特点和中国经济的新定位出发,未来改革主要包括调整扭曲的价格和实现结构性良性循环两项内容:首先,要针对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价格扭曲现象不失时机地加快价格改革,使初级产品、土地、劳动力、资本的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均衡的市场供求关系和补偿外部成本,从而使增长具有内生性。其次,要从人的生存和实现社会安全的逻辑出发,抓住四项相互联结的改革:第一,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初级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继续转移的条件下,加快养老保险体制全国统筹的步伐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第二,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使中央政府有实力承担实现全国社保统筹的能力,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发展中小金融,使资本市场可以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使各类优质企业特别是中小成长型企业获得可靠的融资渠道。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市场适应性,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制度条件会进一步完善,产业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届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市场规模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从现在起到2020年还有12年的时间,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三句话:一是需要真正树立全球视野,善于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未来,从正向思维到逆向思维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path dependence);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把总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的改革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求适应性的演化(adaptiviness);三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决不拖到明天(intentionality)。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出版。文章于2008年11月26日和28日分上下两部分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标题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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