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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先秦《学记》“禁于未发”章新诠

更新时间:2016-10-09 16:26:18
作者: 刘晓东  

   《学记》是我国第一篇系统表述教育学观点的文献,成文于战国时期。以现代学术语言来说,这篇文献的教育学立场是以人为本的、学生本位的、儿童中心的,其思想与卢梭否定教育论和杜威教育即生长等观念有不谋而合之处,是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精神气象和创新智慧在教育学中的光辉反映。

   《学记》中有“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等语,于是有学者认为《学记》与《大学》相呼应,认为《学记》是专论“大学”教育的,如邓元锡便有“《大学》言其道,《记》(学记)言其法”(《礼记集说》卷十八),陈澧有“《大学》篇首云`大学之道',《学记》亦云`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学记》与《大学》相发明”,云云。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学记》是大小学兼而言之,如朱熹有云:“此(《学记》)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业之序,与其得失兴废之由,盖兼大小学言之。”(《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后人姜兆锡也有类似的观点:“愚按此篇义似浅,但如塾、庠、序、学,自一年至九年之教;又如`始教'七条,及`时教'`退息'之属,正是言学制与教学之法。盖《大学》篇是此篇归宿处,……”(《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姜兆锡说《大学》是《学记》的“归宿处”,表明他认为《学记》不只是谈论“大学”,而且还谈论了“小学”和其它一些教育问题。从《学记》的内容来看,我以为朱熹、姜兆锡的观点是合理的。

   《学记》中有以下两章: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对前人对《学记》“禁于未发之谓豫”的注疏,我是不敢苟同的。我以为这可以从《学记》的哲学立场、“发”、“豫”等字的训诂、古人对入学年龄的看法,以及“禁于未发之谓豫”在《学记》文本中的互证互释(互文性)中找到答案。

  

   一、《学记》的哲学立场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这样评价《学记》:“《学记》对于教育与学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其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这是性善说的内发主义,与荀子的偏重外烁,毕竟不同。”[1]123《学记》的教育学立场是内发主义的。从其哲学立场上来看,它强调尊重和顺应儿童的成长。“当其可之谓时”,有此“可”,必有“不可”。“当其可之谓时”,当其不可则何如?不可教不可学也。何以不可教不可学?时未到也。于是便有了“禁于未发”的诉求。

   “未发”是与“时”紧密联系的。何以未发,时未到也。时未到也,故未发。学记云:“大学之道也时”,“当其可之谓时”。时未到则如之何?乃禁也。此“禁”者,无为也。何其禁焉?“禁于未发”,禁(教)学也,禁“大学”也。“禁于未发之谓豫。”何谓“豫”?“豫”者“舒”也。何以“舒”?禁学也,无为也。

   或有人问,战国时期会有你所诠释的“禁于未发”如此复杂的思想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孟子·公孙丑上》里有“揠苗助长”的故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揠苗助长”的故事讲的就是“时”的哲学,过程的哲学。这一寓言所欲表述的思想其实就是“禁于未发”这一说的形上原理。“发”“未发”“可”“时”“当其可之谓时”这些概念及其思想网络便藏身于这一寓言中。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所反对的就是当其不可而可之,这是弗时,是违背“时”的。“当其不可”则何如?“禁于未发”是解决之道。

   《孟子》里揠苗助长的寓言表明,《学记》成书的年代有“时”的观念和“时”的思维方法。其实在《孟子》成书之前,中国就有“时”的思想。《易经》便频繁地使用“及时”、“随时”“趣时”、“时行”、“时发”、“时用”、“与时偕行”、“与时偕成”、“与时消息”等词语。《革卦·彖传》明确地说:“顺天而动,不失其时。”《易经·艮卦》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传》认为,只要以时而动,便会大吉大利,例如《彖传·坤六三》“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反之,如果丧失时机,那么就会横生祸害,例如“节”卦九二是“失时极”,就没有做到“时”,因而“凶”。清代易学大家惠栋在《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中一语中的:“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除《易经》外,《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大学》、《中庸》等都有对“时”的论说。由此可知,“时”在先秦诸子时代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普遍使用的思维方法。

   在同为《礼记》内容的《中庸》(《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出现了“未发”和“发”这两个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朱熹注:“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学记》:“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为孙”。“不凌节而施”,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中庸》所说的“发而皆中节”,就是为了“致中和”。按朱熹的说法:“发皆中节,情之正也”。“不凌节而施”,“发而皆中节”,必然可以导致中、正、和。

   在《中庸》中还出现了“时中”的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所谓中庸,不偏不倚,既无过分,也无不足。所谓时中,行事合乎时宜,无过与不及。可以看出,《中庸》认为,君子而时中,小人无忌惮。

   《礼记》中的《中庸》已经有时中的思想,而且还使用了“未发”和“发”这两个概念。《礼记》中的《学记》应当与《中庸》的写作时代相差不大,在《学记》中也有时中的思想,例如,“大学之教也时”,“当其可之谓时”,等等。

   “中”、“时中”、“发”(已发)、“未发”,后世哲学家是将其作为基本的思想范畴来使用的。这也说明《中庸》或《礼记》中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例如朱熹尝言:“以性情言之,谓之中和;以礼义言之,谓之中庸。其实一也。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是指已发、未发而言。”朱熹在此谈到了“已发”“未发”。此“已发”即《学记》中的“发”。紧接着,朱熹谈到了“中”“时中”“执中”:“以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时中'`执中'之`中'。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朱子语类》卷六十三)可见“已发”“未发”是与“中”、“时中”、“执中”这些概念紧密联系的,是共生共存的关系。

   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未发”、“发”与“时中”联系起来理解。而《学记》中“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种表述,恰恰也是与对“时”的表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这里将“发”、“未发”看做先秦哲学中与“时”一样的重要的概念,在论证上应当是丝丝合缝、款款入扣的。

   朱熹上面的这些话其实是对《中庸》中“未发”和“发”的阐释。而《学记》同《中庸》都是《礼记》中的篇什,从此处亦可佐证,将《学记》中的“未发”和“发”作为独立的思想范畴来理解应当是合理的。朱熹有题为《体用》的诗,云:“体用如何是一源?用就枝叶体就根。当于发处原其本,体立于斯用乃存。”(《朱子明道诗》)所谓“当于发处原其本”,有顺应天性的意思。而在《学记》中与“发”、“未发”、“时”同时出现的还有“孙”:“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为孙”,“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孙,就是顺应,顺应学子的天性。而且从其上下文看,这里说的“发”、“未发”、“时”、“孙”,都是指的年龄维度,也就是说,都是围绕学子的“成长”或儿童成长而言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发”、“未发”、“时”、“孙”在《学记》的教育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具有现代教育气息的教育学说的诞生。可悲的是,这种现代教育学最终却没有在中国发扬光大,反而在先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中窒息了。雅斯贝尔斯言先秦与古希腊等共为地球文明的轴心期,从先秦《学记》来看其对教育学形成的意义,我不能不服膺轴心期学说的高明。《学记》篇幅虽然很少,但是博大精深,可谓中国教育思想史甚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健康的婴孩。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早熟的文化,由此亦可为之佐证。然而很不幸,这一文化却在后世萎缩了。这种萎缩在后世对《学记》的注疏中可见一斑。对其注疏,对其不可谓不重视;视其为经典,对其不可谓不尊隆。然而,随着文化精神从先秦的百家竞鸣向儒学独尊的转变,那种允许百花齐放的文化气象便向儒学独尊的专制精神转变了。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竞鸣,那么可以想见,这种文化、这种社会必然是宽容的,必然是可以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的。说它是宽容的、自由的,是说它不压抑人的天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不用暴力干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甚至允许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进行争鸣的权利。这种文化不是专制而是开放的。那么这种文化背景中的形成的教育思想,必然也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精神。

   《学记》强调内发主义,强调“可”、“时”、“孙”等等,其要旨围绕在受教育者个人身上,到了秦汉以后,学术思想连同教育学,已经明显转变为为皇帝的专制服务,而这种为皇帝的专制服务却又打着儒家圣人的旗号,更具欺骗性。能够形成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社会条件和人才基础在秦汉以后独尊一家的总体趋势中消失了,中国文化形成了不同于先秦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相对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传统来说,可谓是歧出了。这是中国的悲剧。

  

   二、古人入小学、大学的年龄

   从古人入小学、大学的年龄来看,古人在教育实践中是“禁于未发”的。

   《大戴礼·保傅》:“古者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白虎通·辟雍》:“八岁入(小)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术。”

   《公羊传》僖公十年何休注:“《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十五受之太傅,教之以大学,业大道焉,履大节焉。”

   《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氏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王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性既(朱熹注`既'为`晚'之误)成者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

   《礼记·内则》载儿童九岁“教之数日”,十岁“学书计”(书,写字;计,算术),说明儿童到十岁还没有接触到书本。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76—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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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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