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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长宝: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更新时间:2016-10-02 00:00:51
作者: 魏长宝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氏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关涉到对乾嘉学术乃至对整个清代思想史的评价问题,这里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探讨。

   本文拟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三个方面分析一下顾炎武与乾嘉学派的关系,以期能对乾嘉学术形成一种新的理解。


一、学术规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 ”。 顾氏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氏之后, 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 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 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 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 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页。)。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顾氏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注:顾炎武:《日知录》卷7 《予一以贯之》。)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注:潘耒:《日知录序》。)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 )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 )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 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 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阮元亦谓:“ 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述,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注: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世人称道, 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5。)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经学、史学、小学、音韵、 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注:据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东原先生年谱》。)。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7。)。其另一领袖焦循专研经书, 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注:焦循:《辨学》。)。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注: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6页。)上述可见, 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了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二、治学门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注:《亭林文集》 卷4《答李子德书》。)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如吴派学者惠士奇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 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言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皖派学者尤其注重以文字、音韵为基点,从训诂、名物入手阐明经文“大义”。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注:《戴东原先生集•古经解钩沉序》。)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注: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扬州派学者王念孙亦认为:“故训之指,本于声音。”(注: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又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注: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阮元则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注: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7页。)又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 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注: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在这种观念导引下,乾嘉学者皆用心于音韵文字、训诂考据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学、经学高潮迭起,别开生面。而论其发轫之功,实始于顾氏。

   顾氏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注:潘耒:《日知录序》。)。《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注: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9页。)。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注: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镜源流。王念孙撰《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对《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等典籍中古义之晦,钞写之误,均一一证明。其子王引之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对古文古义详加考订。又搜集先秦至西汉古籍中之语助词,考证辨误,分字编次,成《经传释词》十卷,与《经义述闻》相表里。王氏父子之考据训诂,皆服膺顾氏《日知录》之学旨。其他如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弨之《群书拾补》、《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何焯之《义门读书记》,汪中之《知新记》,臧庸之《拜经日记》等,亦莫不奉顾氏之学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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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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