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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主义:副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否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更新时间:2016-09-30 00:40:03
作者: 史蒂夫·克莱蒙斯  

   翻译:新华社副译审、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尹宏毅

  

   【本刊讯】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8月22日刊登史蒂夫·克莱蒙斯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拜登主义:副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否做出了持久的贡献?》,全文如下:

  

   拜登现在是不会成为总统的副总统。他已经担任副总统七年半,此前在参院进行了几十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但问题依然是,他在从事国际事务方面是否以任何难忘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是否仅仅是推行奥巴马议程的一个热情洋溢的宣传员、外国领导人的一个疯狂的闲聊者?一个从长远观点看无关紧要的、容易失言的外交政策上的外行?

  

   拜登令一些人很反感。他的批评者认为,尽管他在值得从事的事业上表现出激情——从稳定伊拉克局势的努力到征服癌症方面的大胆尝试,及其维护“强大的中产阶级”的专门工作班子都有——但是他缺乏精确性的种种表现和偶尔的讲话不得体的瑕疵造成了阻碍。据报道,已经退役的陆军上将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的一名顾问在谈到拜登时说:“你能把我怎么样。”前国防部长鲍勃·盖茨在回忆录《使命》中写道,拜登“四十年来在几乎每个重大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都是错的”。

  

   这并不是我的观察结果。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我与他一起出访亚洲和欧洲,见到他在国内外与外国领导人交往,自从他的参院工作时期以来,我与他就从围绕着约翰··博尔顿提名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确认问题上的斗争,到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挑战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我并非总是同意拜登的立场,但这些立场倾向于遵循一种规律性,显示出出众的对策、分析与实施方面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与常常并没有留下清晰的足迹的许多其他外交政策参与者相比情况下。

  

   我目睹了“拜登主义”的出现,他最近在其白宫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也对我加以论述。这种观点包含某些人们所熟悉的要素。他讲起话来能够显得像是依照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模式的现实主义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是否部署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决策应当取决于对“(a)战略利益是什么?以及(b)在此进程中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步是什么?”他在与我交谈时坚持认为,“除非能够证明动武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将会产生结果,否则就不投入力量”,这听起来与奥巴马总统在本刊刊登的《奥巴马主义》一文中对杰弗里·戈德堡所表达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他的另一种主张也是如此,就是美国必须“参与,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但这种参与必须包括“分担责任、共享情报和分配用于打击目标的力量,以免我们唱独角戏”。

  

   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的是,他很可能是美国的第一位“个性现实主义者”。与奥巴马——其与从日本的安倍晋三到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的世界领导人的关系出名地冷淡——不同,拜登在谈到拜登主义时说:“问题全都归结为,外交政策的实施具有个人特征。……一切(外交政策)都是个人关系合乎逻辑的延伸,而可以作为行动依据的信息则要少得多。”

  

   在美国前国务卿、目前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身上,这种有关决策工作的清晰框架却是不那么容易察觉的。虽然希拉里很可能拥有一种希拉里主义,但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广泛选择尚未形成一整套可以复制的做法。例如,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希拉里推动了“数字外交”,以及《四年一度的外交与发展回顾》,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军方自己的四年一度回顾报告。而国务院的这份报告旨在评估外交政策的非军事要素。希拉里推动了妇女权利、全球贫困解决方案,以及经济发展,作为战略利益——但是,不清楚在担任奥巴马政府官员期间,她是否夯实了这些工作的基础,将其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包括本作者在内的一些人批评希拉里深陷“干预活动”不能自拔。实际上,这的确看来是希拉里政策中的关键模式。她支持了2009年美国对阿富汗的增兵,当时拜登对此加以反对。2011年,希拉里不仅支持美国干预利比亚局势,而且支持击毙本·拉登的突袭行动。但是,也有与这一趋势相矛盾的突出时刻——如接受与伊朗的谈判和2011年告诫不要过于匆忙地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赶下台——希拉里在这些时刻都主张采取克制态度。

  

   相比之下,拜登的做法一直具有充分的明确性,尤其是在与各国领导人接触方面,因而提供了明确的经验可以指导未来的外交政策实践家——包括希拉里本人等可能的未来总统。

  

   我最近请求拜登定义他所认为的“拜登主义”是什么,他用一种具有拜登风格的方式打开话题:“我父亲过去常对我说,'大能人,如果对你来说事事都同样重要,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是重要的。’因此,我在四十四年中发现,最难做的事情就是把真正最重要的威胁和关切列为重点,并相对于威胁的性质来配置资源。”他说,美国人往往对“家门口的狼”反应过度,却没有意识到,田野里还有其他的狼。

  

   “恐怖主义虽然是真实的威胁,但并没有实际威胁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存。”

  

   因此,“田野中的狼”——国家所面临的真正的生存威胁——在他看来不是恐怖主义,甚至也并不来自伊斯兰国组织,而是一种前景,即“流散在外的核武器,以及与俄罗斯或中国等其他核大国爆发意外的核冲突”。其他严重威胁包括“朝鲜的那个不稳定的人物”金正恩和巴基斯坦。他九年前提醒我,在他看来,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

  

   拜登说:“恐怖主义是真实的威胁,但它不是对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存在所构成的存在威胁。恐怖主义能够造成实际问题。它能够削弱人们的信心。它能够杀死为数较多的人。但恐怖主义不是一种存在威胁。”假如拜登竞选总统职位,拜登主义的这番言论——他所说的“比例问题”——无疑会成为认为恐怖主义是美国今天所面临挑战核心的人们攻击的对象。

  

   拜登主义的另一个显著要素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个人关系。我曾见到拜登带着孙女芬尼根前往中国,在习近平最初上台时,与这位中国新领导人一起,帮助开辟两国关系的新领域,并在今年1月份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与孙女内奥米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他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在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你必须弄清对方(领导人)的带宽。……你必须弄清什么是实际可能的……这样一来你就能开始就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或者你可能说服他们同意不做什么的问题做出比较知情情况下的判断。”

  

   他讲述了与世界上一些最具争议的领导人的一系列会晤。他说,尽管以色列和美国之间今天存在的名誉扫地的关系,但内塔尼亚胡充分信任这位副总统,因而请求他帮助使他的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实现正常化,因为以土关系于2010年破裂。拜登承担了这项使命,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之间进行斡旋——埃尔多安自己也不是一位简单的领导人。这一举措产生了效果。两国于今年夏季签署了一项关系正常化协议。内塔尼亚胡给副总统打电话,感谢他在实现两国重归旧好方面的作用。并且促使两国可能达成一项天然气协议。拜登努力促使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人在2013年的一次亚洲领导人峰会上一起在台上呆了不到30秒钟,并且拒绝彼此交谈——实现类似的和解。从那时以来,两人会晤了多次,以图改善关系。安倍访问了韩国,朴槿惠则仅仅宣布计划于11月份访问日本。拜登提供了帮助。这位副总统也花了较多时间促使伊拉克各方领导人改善关系,最近给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打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因为今年夏季巴格达发生了恐怖炸弹爆炸事件。

  

   但是,拜登并非仅仅热情洋溢而已。他正在为可能实现的目标进行试水,推动各国领导人做他认为不仅符合美国本国利益,而且符合这些国家本国利益的事情。例如,他描述了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他亲热地称之为“彼得罗”的一次会晤。会晤期间,他敦促波罗申科解雇一名腐败的检察长,否则美国就会取消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10亿美元贷款。拜登回忆起对波罗申科说:“彼得罗,你不会得到你的10亿美钞。‘这满好嘛,你可以留着检察长。只需明白缘故——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就不掏钱。’”波罗申科解雇了这位官员。

  

   这种个人要素也许就是为什么,拜登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经常接到令人讨厌的差事——棘手的、但却不那么有机会风光的案例,这些案例必须花费长时间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戈德堡所提到,有些领导人是奥巴马从未真正亲近的。拜登料理这些关系。拜登说:“把需要每天协助处理的问题交给我是合理的。就这样,我接到处理乌克兰、伊拉克、韩日关系等任务。我接到处理中美洲,处理哥伦比亚问题的任务。我的意思是,这是合理的,因为他知道——这家伙(奥巴马)是个大好人——他知道,问题在于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伊拉克前驻美国大使说过,白宫有关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过程的记录也证实,奥巴马在两年多时间里都没有与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说话(除了一次短暂的白宫访问之外),而拜登则是一位经常的、不断地交谈者。他继续成为伊拉克政坛上的阿巴迪等许多名人的主要交谈者。在亚洲方面,他经常与日本的安倍晋三不仅就韩国问题,而且就来自中国的日益增强的挑战问题保持联系。拜登说,2014年,当美国南部边境地区爆发儿童移民危机时,奥巴马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瞧瞧,你主管西半球。……你善于交朋友,这也是发生在相同的时区。你可以在周末做这件事情。”拜登回忆起自己回答说:“这不是同一个时区。”

  

   如果奥巴马看来一直都比较像一只俄罗斯蓝猫——精明强干,但对屋子里的其他人才漠不关心——那么拜登就是政府内的金毛寻回犬。但是,我与之交谈的白宫参与者都感到,拜登经常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开辟空间”——他与各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以及政府重要人员对他的信任,开辟了本来不会存在的种种可能性。

  

   因此,拜登主义具有四个重要组成部分。1)不要动用武力,除非这样做是举足轻重的和可持续的。2)加强和巩固联盟——与其他全球利益攸关方一起创建共同项目上的共同事业。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脆弱的,美国无法独自完成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3)要明白分寸,要考虑针对威胁采取成比例的对策——恐怖主义虽然不是存在威胁,但核交火却是。4)各种关系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方面——与盟友和敌人的关系——是外交政策成功执行的关键部分。正是“个性现实主义”的这第四个方面,标志着副总统最大的贡献,也是未来领导人最难以模仿的要素,尽管他们如果加以模仿会很明智。

  

   在最近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拜登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他觉得奥巴马/拜登团队在国际战线上的所有成就,同时也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一点建议。他写道:“下一届政府”将必须解决的是“团结西半球,深化我们在亚洲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管理好与地区大国的复杂关系,并解决严峻的跨国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

  

   下届行政当局很可能将由希拉里·克林顿领导。拜登告诉我,希拉里觉得自己需要征求他的意见时总是采取积极态度。拜登的一些指导戒律可能会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会做任何她想要我做的事情。”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我不会重返行政当局。”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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