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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选、白晔:信息不对称、市场秩序与公民财产权保护

更新时间:2016-09-29 19:58:01
作者: 程民选   白晔  
当公民的财产权遭受侵害时,公民当然应该行动起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而维权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确定自身的财产权业已遭受了侵害。当公民确定自身权益遭受侵害后,理论上存在着三种维权的路径:第一,公民应与侵害其利益的市场主体进行沟通,私下解决;第二,若私下无法解决,则求助于相应的行业协会,通过第三方介入协商处理;第三,若仍然无法解决,最后则应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性维权。然而现实中的公民维权必然会有资源的耗费,产生有关维权的个人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

   公民维权的经济成本,即公民为维护自身权益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除了维权过程中所必需的交通费、住宿费和餐饮费,公民进行维权可能经历向监管机构举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强制执行等过程,每个环节都还会涉及有关费用的支付。如果在某项环节遇到办事拖沓的经办人以及由于事件复杂需要反复向政府部门反映、协调的情形,所需的维权成本必然更高。

   公民维权的时间成本,即公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完成所有程序保守估计所需时间是十多天,如果遇到对方有意推脱或拖延,以及各环节的不连贯衔接等情形,所需时间将达数月甚至数年。其中,耗费在维权过程中的时间是公民的机会成本,随着公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维权中,必然导致公民其他可能收益的减少。

   公民在维权过程中,除了要支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外,还要承受一定的精神伤害。在市场活动中,当财产权遭受侵害时,公民内心主观上会出现一种焦躁、不甘的情绪。若维权过程由于各方面原因不能顺利开展甚至最终根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时,更会出现沮丧、失望甚至绝望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无论对公民的精神还是身体上都会造成不小的伤害。

   以开篇提到的手机强行扣费的事件为例,若笔者没有上网查询费用详单,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已遭到侵害。若笔者选择进行维权,首先需要到相应的营业网点与主管负责人进行沟通,负责人要调出当时的交易记录,因为涉及到营业员口头告知,还需要找到当时负责的营业员对质;若无法私下解决,则需要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根据消费者协会的投诉流程,要求“投诉方提供双方详细信息、事实发生的过程和有关证据,对于投诉要件缺乏或情况不明的投诉,需要投诉方补齐材料后再受理”。在该案例中,若营业方不承认当初的口头告知行为,而笔者又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时,消费者协会根本不会受理。若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规定民事案件财产诉讼请求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缴纳50元诉讼费,且不论后续审理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成本,诉讼成本已经超出20元的损失。此外,在这一维权过程中,搜集信息、与相关负责人协商、上诉所需办理的各种手续等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因此,理性人在面对“微权”受损时,哪怕心有不甘,面对个人维权需要付出的各种成本,往往只能选择放弃。

   “微权”一说,并不意味着有关的权利微不足道,可以不予重视,而仅仅是相对于公民的维权成本,其损失的金额较小罢了。在损失的金额不大而维权成本高昂的情形下,大多数公民只能选择不了了之。然而从社会层面分析,哪怕是公民不得已选择放弃维权的“微权”侵害事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是危害巨大。虽然就“微权”受损公民个人看,每次的金额都不算大,但长此以往累积起来数额同样可观。并且就侵权公司而言,“微权”侵害给其带来的是巨大的利润。新近由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消保委)提起的一起分别以广东欧珀(OPPO)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的公益诉讼案,披露了品牌智能手机“偷跑”流量的侵权事实。检测人员在对10款手机开机注册入网并进行120小时的待机试验后,发现即使是在待机状态下,“偷跑”流量的情况也非常明显,竟然有多达9款手机都在开机注册入网及待机过程中“偷跑”了流量。其中,中国移动定制的索尼、华为和中国联通定制的小辣椒、诺基亚4款手机“偷跑”流量较为明显,分别为4113KB、1037KB、589KB、4281KB。而“偷跑”流量最多的是苹果手机,120小时内共“偷跑”了80MB(兆)流量。按照中国移动每110MB流量加油包收费15元的价格计算,消费者每5天被“偷”掉的流量价值10.9元,因而消费者要为每个月“偷跑”的流量额外支付60多元。照此算来,受侵害的消费者一年要为“偷跑”的流量支付720元,由此乘以使用苹果手机的中国移动用户数,不难算出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金额。可见,对于受侵害的个人哪怕是“微权”,但对于侵害方却是巨大的利益。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此多侵害公民“微权”事件存在的根本动因。

   当然,在市场失序的情形下,公民受侵害的不仅仅是“微权”,在交易中利用信息占优坑了对方的,有时能够导致受侵害方损失巨大。面对自己受到的严重侵害,公民哪怕会付出不菲的维权成本,也必然会奋起维权。对于公民维权的个人成本已如上分析,以下我们要进一步揭示公民财产权受侵害而发生的巨大社会成本。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公民财产权难以获得有效保护,那么受损的不仅仅是每一个受害公民,社会也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事实上,侵权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公民的经济损失,而更在于公众对市场的信心散失和对政府信任的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由于任何个体所掌握的外界信息是不完全的,其选择的行为与建立的关系都是基于非完全理性的基础上,因此信任对于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信任的严重缺失必将导致市场与社会运转的危机出现。如果公民财产权经常受损,公民对于交易中诚实合作的预期值很低,他们对于合作的信任度也必然低,很容易造成交易过程中的心理猜疑甚至心理冲突,于是社会将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霍布斯丛林。卢曼将人际信任划分为基于熟人关系的“特殊信任”和超越熟人关系而面向一般社会成员的“一般信任”,认为“一般信任是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最终必将替代特殊信任而标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进步”。显而易见,当人们处于互不信任的霍布斯丛林状态时,社会成员间的“一般信任”缺失,极大地削弱了人们与陌生人进行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意愿,而转向基于“特殊信任”的熟人合作,这势必会缩小市场交易的半径,导致经济活动的收缩,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从“匿名社会”倒退回“熟人社会”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与此同时,由于财产权不断受损,公民不仅会丧失经济活动中的一般信任,还将最终丧失对于政府的信任。政府信任是公民在与政府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心理预期,同时也是对政府信誉和形象以及政府是否履行职责和契约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信任的实质,就是公民对政府出台的各种制度的一种信任。保证市场秩序的良性运行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制定好的市场运行制度,就会对市场主体的违约失信行为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然而经济活动中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侵权行为的存在,表明政府没有行之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公民将逐渐质疑政府保护其财产权的权威与能力,导致对政府信任的下降。当整个社会弥漫这种信任缺失的情绪时,不仅可能诱发市场恐慌,甚至可能演变为现实的社会危机。

  

   四、市场秩序与第三方治理

  

   前述说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果人的本性中的“利己”倾向嬗变为机会主义倾向并得不到有效遏制,就难免产生利用信息占优侵害他人财产权的事件,不仅给受侵害者带来财产损失,而且社会也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而有效遏制“利己”倾向嬗变为机会主义倾向,防止企业利用信息优势侵害公民财产权,形成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必不可少的。“秩序是指符合可识别模式的重复事件或行为。它使人们相信,他们可以依赖的未来行为模式完全能够被合理地预见。如果世界是有序的、复杂的,从而知识问题就会被减弱,而各种经济主体也更能够专业化。”良好的市场秩序可以有效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建立了公众对市场交易的积极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信息问题带来的影响,为公民在经济活动中进行重复博弈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是有序竞争和有效监管的,从而能够有效约束企业在信息占优条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可以极大地控制企业的短期化行为。由于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是相互竞争的,公民就拥有了相对较大的选择主动权,他们通过对与其进行交易的主体行为的评价来选择是否继续与之交易。对于恪守信用的企业,人们将乐意选择在此就业,乐意购买其发行的股票与债券,同时也乐意购买其产品与服务。反之,那些因追求短期利益而侵害公民财产权的企业则将被人们所抛弃,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于是,企业就不得不掂量侵害公民财产权的收益与成本。同时,竞争不仅通过约束企业行为间接保护了公民财产权,也直接增加了公民福利。有效的竞争不仅会促使企业在“优胜劣汰”机制下降低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还会通过提高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等来保证自己在竞争中获胜,而这些无疑都增加了公民的福利。

   有效的市场监管包括市场准入和市场行为两个方面。首先,必要的市场准入一方面会严格市场主体的进入资质,遏制一些伪劣企业通过寻租或欺瞒行为进入市场。这些企业往往经营能力不足、经营方式不规范,一旦进入到市场中很难提供给公民符合标准的商品或服务,而公民在不知道企业信息的情况下交易,将很难保证其财产权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必要的市场准入还会遏制无证、无照经营。现实中会有一些人规避进入资质的审查而直接入市,即无证、无照经营,这些人很可能会肆无忌惮地侵害公民权益。其次,对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跟踪监管,以避免其进入市场后不择手段牟利,进行制假、售假、操纵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或进行虚假宣传,甚至非法集资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公民的财产权。

   有序的市场竞争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是良好市场秩序形成的标志,而无论是有序的市场竞争还是有效的市场监管,显然都有赖于第三方治理的协同。尽管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都不无关系,需要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自觉行动,然而对于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不可或缺的则是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和协同治理。对于市场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必不可少的第三方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市场自治组织。汪丁丁认为:“任何个人的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a)这个人为保护该项权利所做的努力,(b)他人企图分享该项权利所做的努力和(c)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他的这段话充分肯定了第三方治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府在市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作为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强制的第三方力量,对于特定市场交易主体的干预往往基于过强的负外部性和极端的显失公平。为维护公民作为信息劣势方的权益,政府在法制建设、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和道德培养等领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政府治理在市场法制建设中的必要性。政府在保证市场秩序上最基本、最核心的职能体现在规则的制定上,即健全市场法律体系。缺乏市场经济的立法与执法,市场交易中必然机会主义盛行,公民财产权受到侵害将成为常态。政府作为制定法律的机构,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会使市场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保护公民财产权不受侵害。

第二,政府治理对于市场主体信息披露的必要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可能导致市场经济中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形。而公民个人无论在搜集信息的质量、时效还是成本上,显然都处于劣势。减轻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制定有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强制相应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有关信息披露的机制越健全,信息供给渠道越畅通,信息公开得越全面,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就越能得到改善,从而公民的财产权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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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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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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