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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远:“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

——兼对拉铁摩尔的“区域研究法”的探讨与应用

更新时间:2016-09-26 17:54:10
作者: 黄达远  
绿洲、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表现在“长城—天山”这一过渡地带及其东西交往的商路上(19)。

   绿洲是拉铁摩尔分析新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生态—政治空间。在亚洲中心的绿洲和中国西北部一些类似的绿洲地带,农业依赖于水利灌溉。水源来自于高山融化的冰雪。在这些绿洲地区,通过改进水利控制技术,从而使简陋的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绿洲灌溉农业不能无限度发展,因为淤积和化学问题(盐碱化)难以解决。另外,绿洲最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按照拉铁摩尔的分析,绿洲与华北的混合农业类似,不是“雨养精耕”农业(20)。不过,绿洲之间彼此隔离的状态,成为一个个“原子状”的分布,无法形成“核心区”。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清朝在彻底击败准噶尔蒙古以后,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天山北路西段的伊犁河谷设立伊犁将军府,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几乎达到整个西域地面(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很重;民政范围则以伊犁九城的驻防各地军民民事为主,同时要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而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虽然伊犁将军所辖的伊犁九城人口并不是很多,嘉庆时期大致在20万人左右,但是承担“公务”的军政人员比例却很高,无论从管理的“半径”,还是执行的功能,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清朝另一个建设的重点是天山北路中段的乌鲁木齐,修筑满城巩宁、汉城迪化,分驻乌鲁木齐都统衙门和迪化州衙门,军府制度和郡县制度并立。

   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俄国的对峙成为欧亚腹地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战略区再一次从长城沿线转向与俄国势力相交的中亚和蒙古高原,自元代以后,清朝的势力再次回到中亚—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处理正在扩张的俄国以及内亚问题是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战略区向北方和西方跃进数千公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粮食与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其供应的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基本满足了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拉铁摩尔强调,“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的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与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平衡”(21)。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同处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国)、桂、黔、滇、藏、陇、青省等外,其他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1760-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高达近3亿8000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22)。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另外,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丝绸量的情况是,乾隆时占90%以上,嘉庆和道光前期占85%以上,道光后期到结束占90%以上。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的丝绸用于与哈萨克贸易的达到6000匹(23)。

   清朝在新疆的巨额财政收入与开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清军西征,总有内地商贩随军,“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24)出现了“北套客”和“西路客”,“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25)内地民商(北套客)正是看准了新疆市场上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内地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民商的发达,部分弥补了经济区的不足,便利了财货和民生物资的流通。民商开发的奇台经归化(呼和浩特)以通京城的驼道(大西路),逐渐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干线,奇台也逐渐取代镇西,成为繁华一时的北疆商业中心。奇台、呼和浩特、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西北地区货运。一些大的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奇台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店近40家。这条商路两端连接着两个重要的区域性市场,一个是奇台,一个是呼和浩特。

   这种“能量”的补充来自全国各地:江南的丝绸、纱布、银两;陕、晋、闽等省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等。这些物资源源不断或通过大运河,或通过陆路,最后通过“长城—天山”的商路抵达天山南北。天山北路作为战略区,从全国调配物资进行补给,使得天山南北被统合到国家的程度大大提升,在道光初年,天山北路形成120余万亩的新垦土地,人口一度也达到60余万。天山南路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人口从乾隆初年的26万,增长到110万。

   傅雷(Philippe Foret)通过对清朝在热河省的治理提出了一种新的边疆划分方法,满清皇朝对内外蒙古的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将边境地区分成动态与静态地区的一种情态,清版图所呈现的空间单位即有动态与静态之分。所谓动态地区,指的是原有景观发生了变化,与北京和承德的联系变得密切的地方;所谓静态地区,指的是原景观保持不变,可以被忽略的地区。伊犁和承德这两个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族群变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景观的变化(26)。天山北麓的变迁具有“动态边疆”的三个形态:第一,将大片的草原开辟为良田,人工绿洲面积大大扩张,形成了一个与天山南麓相似的绿洲地带,这一绿洲带由若干核心绿洲组成,相距不远,呈现连片发展的趋势。实现了草原生态为中心向农业生态为中心的景观转换。第二,城市体系的形成使得原来蒙古游牧地开始转变为“城村络绎”的定居点,实现了蒙古文化景观向满、汉文化景观的转换。第三,道路性质的转变。“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27)交通运输的时空效率大为提高,实现了从丝绸之路的贵重奢侈品的长途转运贸易转向区域间的民生贸易,“长城—天山”商路与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虽然路有重合,但是性质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动态边疆”真实的涵义表达的是“边疆中心化”,如果不是国家的战略区,怎么会有这么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为了解决将天山南北统合到国家体制当中的问题,财政富裕的省区都充当了“经济区”的角色,这就需要重新评价清朝对天山南北开发的贡献。在处理俄国与内亚的问题方面,必须使清朝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长城—天山”之间的区域关系的新发展,不仅标志内地和“边疆”的关系愈加密切,内地与天山南北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显示国家命运开始从南北轴向转为东西轴向的摆动,如天山北路的开发,伊犁九城、迪化、巩宁等城市的兴衰,这条商路就成为体现这种变动的重要“晴雨表”。

  

三、“长城—天山”商路与国家建设的东西轴线

  

   潘志平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域新疆与中原的关系,如一个不对称的“哑铃”,“小头”在西域,“大头”在中原(28)。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战略关系还存在另外一种“倒挂”现象,政治大头是在新疆,但是支持的力量却是源自远方,特别是交通运输这根“血管”很细,一旦内地动荡,天山南北很容易陷入绝境。

   乾隆中期的一位满洲官员记载新疆的财政情况是:“今大兵既驻其地,皆需谷食。因设屯田之法,开垦荒芜。回兵六千户,种地纳粮,仅足支用。各官薪俸,兵丁盐菜,必需于内地。每岁倒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匹,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晌。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项,使能足一岁之用。钱价昂贵。”(29)到道光年间,伊犁将军布彦泰仍旧称:“新疆各城经费岁需二百余万两,例由各省协解。甘肃藩库分春秋二拨解运。本年拨,接甘省来咨,以各省协饷未到,而新疆经费紧要,未便耽延……再新疆百万军民皆依赖国家豢养之恩,恃此兵饷以为生计,设拨解愆期,则军民有枵腹之虞,于新疆重地,关系实非浅鲜。”(30)20世纪初,还有官员大声疾呼重视交通,联络内地,“深沟重堑,天险之国,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则富,不通则贫;通则强,不通则弱”(31)。

   实际上,清朝希望能将经济区北移到京师附近,实现战略区与经济区的统一,道光时名臣林则徐上奏,提出“国家建都在此,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靡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32)元、明、清的官吏们再三提出要把直隶变成“第二江南”的计划,就是在北京周围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这种想用直隶所生产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并想无需再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却从来都未实现过(33)。

   “长城—天山”商路的兴盛主要是依赖政府的投入刺激了商路贸易,而江南的动荡是造成这一商路衰落的主要原因。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江南输往新疆的协饷断绝,致使天山南北的驻军多年无饷可发,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无法抵挡阿古柏匪军的入侵,西域新疆沦陷大半。左宗棠率领湘军西征新疆期间,军需浩繁,随军商贩众多,使得这一商路一度复兴,同时,西征暂时解决了中国对俄与中亚的问题,使得西部陆疆暂时得以安宁。“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34)不过,随着甲午之役以及以后的辛丑条约,海疆危机再次超越陆疆危机,不仅江南是主要承担债务的省区,而且还有海上而来的各种商业竞争,自身财政难保,遑论支援新疆?甚至一直财政依赖补贴的新疆都摊上了辛丑赔款的份额,驻军也一再削减,进疆的物资数量大大降低。这条商路另外还面临俄商的竞争,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俄商的运营成本降低并逐步击垮了当地商业;另外,1911年外蒙古少数王公受沙俄挑唆宣布独立后,最畅通的大草地路线断绝。绥新商人不得不集资组织驼运,从哈密经内蒙古到绥远。这条商路4000华里,因季节关系,一年只能通行两次。天山南北与内地的交往联系大大降低,西部的边疆危机日益突出。

   自20世纪初以来,“长城—天山”商路逐渐衰败,表现的是清朝已无“能量”通过这条道路输送到战略区,“血管”没有血液补充,自身的绿洲经济无法满足新疆行政的需要,必然导致新疆依赖俄国的商业支持,造成经济依附于俄国,最后是政治权利也依附于俄国,形成深重的边疆危机。商路不是简单作为商业交通的衰败,而是代表中国“东西之轴”这一命脉的衰败。

左宗棠的西征曾经对陆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成果在20世纪初期逐步丧失。拉铁摩尔指出,草原、内地与绿洲之间的相互关系终结于20世纪30年代,“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指杨增新被暗杀后)代表着旧式绿洲崛兴循环的完成。但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原来那种草原崛兴的反循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其规模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循环都要大,并影响到草原、绿洲和中国内地。……因为苏联势力之进入蒙古、新疆及中国内地不是凭武力进入,而是由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35)曾经在西征中得到暂时平衡的俄国扩张和内亚问题,重新回到中国的面前,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再次显现的俄国与内亚问题,基本上处于地缘劣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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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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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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