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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发展太容易可能成“后发劣势”,改革势在必行

更新时间:2016-09-23 16:03:25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我们刚才说到这两个国家以后的经济体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预测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世界不会重复二战、一战发生的那些事。

   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想简单说一下,之所以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经历了这么快速的增长,之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又是越来越高,跟两方面的背景是非常非常高度相关的。一个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些技术,到了1978年前后已经非常成熟了,可移动性,一致性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太容易了。

   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十几年前,刚刚成立的荣盛科技,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他们刚成立大概一年左右,我跟他们的创始人和CEO一起吃饭聊天,当时他就跟我说,他们已经雇了15000人,未来五六年各个万吨造船的订单已经订满了。我当时觉得很吃惊,一年左右的公司,怎么可以雇15000人。他说,未来一年还要再多雇3万人。我问,你们怎么协调这几万名员工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你们那么快就可以造万吨巨轮,怎么可以做到这个水平?他说,其实蛮简单的,我们要做的那些万吨巨轮,每一个大的部件都是从其他的供货商那边买过来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用这些员工,把这些不同的大的部件焊接起来,组装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一夜之间,只要把这些人都招过来,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万吨巨轮。正因为这一点,中国很多制造业企业,从广东、福建、浙江把他们的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转移到柬埔寨,因为技术的成熟度太高了,可移动性,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开始生产的这种能力太强了。

   这一点是当初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想在19世纪后期利用中国的人口有优势,便宜的劳动力,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那时候他们没办法,有那么多现成的可移植的技术可以搬过来,耶鲁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帮助从美国买过来第一批机器的机器,就是母机,他买过来的母机变成了江南制造局的机器。


现代世界用法律而非枪炮维护经济秩序

   另外一个对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相关的因素,全球贸易秩序。这一点在座的朋友和不在这里的很多朋友都应该要知道,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秩序,邓小平1978年一决定改革开放了,第二天就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出口贸易、出口制造带动增长。没有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国不可能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简单的,最直观的理解:今天世界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跟原来18、19世纪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最好的例子或者是角度,是把今天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GE跟原来大英帝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能不一定了解。东印度公司在大多数的时候,在18、19世纪,他自己的海军比英国皇家海军的数量还要多,他自己的陆军更比皇家陆军多很多,为什么这样?那个时候,你要在其他国家做贸易,做投资,不仅仅你的投资,你的商业利益没办法得到保证,而且你派出去的那些商人,你派出去的那些经理,职业经理人和非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生命安全都是没办法保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世界秩序完全是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你要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家的话,有一个前提,自己的海军,自己的军队实力必须得很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回头来想一想,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而是首先基于硬实力、炮舰的,否则的话,派出去的商船在海上不一定能够活着回来。

   相比之下,今天的GE(通用电气公司),大家可能都在想,今天的GE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GE有没有自己的海军?有没有自己的陆军?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开支?都是没有的。GE有很多原来东印度公司没有的,GE内部的律师大概有4000多个,雇佣外面的律师行就更多了,GE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很多的,律师费用很多,因为他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包括在中国做贸易、做投资的时候,要雇很多律师,因为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基于规则的,基于各种法律的。我们可能会说这些费用也很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GE支付的律师费用远远低于东印度公司在自己的海军和陆军,军事开支的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世界上,跨国贸易,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相对于18、19世纪下降得太多太多,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不是那么多,花的成本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现有的世界秩序那么好用,让我们一夜之间做贸易、做投资、做出口制造,马上就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把秩序利用起来,来发展。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尤其是不应该主动把现有的世界秩序打乱。当然有很多改良的空间,有很多规则不一定对中国是最有利的,但是应该更多的从改良、改革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先把秩序打乱。这样以来,我们以后的发展和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来得到支持,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太过容易,可能成为“后发劣势”

   刚才我们讲到现有的这些技术,工业技术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让我们能够快速发展,这样以来的话,也可能带来一些,这是后发优势。但是这个后发优势也可以变成后发劣势,这一点是最近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后发劣势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更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就可以发展那么多,那么快,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很难找到新的改革动力,这就是原来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的具体内涵。

   从某些方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不止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在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冲动,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来得太容易了,没有几个人真正去珍惜来之不易的增长的环境,有的时候还主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以后,也会造成很多其他的后果。比如说这张图,我比较喜欢用这张图,可以总结我们这些年讨论的很多话题。

民间与政府消费各占GDP的百分比

   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说了那么多,我们说要减少未来的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增加投资对于民间消费的依赖度,说了这么多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一直下降。

   我们如果把时间点拉得更长一点,1952年的时候,中国的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左右,跟今天美国的民间消费占GDP71%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有一点我们知道,50年代初的时候,51年、52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那时候中国民间消费也是占GDP的比重跟今天的美国差不多的。随着计划经济,工业制体制不断建立,到了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9%下降到了4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90年代中期下降到40%左右,下降占了35%,16%左右。为什么尽管这么多学者、专家呼吁了这么多,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的指标没有上升,而是继续下降?

   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拥有的资产,拥有的财富占比这方面太高,国家对于经济的管控太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道理蛮简单的,大家去想一想,如果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大多数生产资料的产权都是国家的,土地可以升值,这些大的国企,地方国企他们的资产可以升值,赚的利润也可以很多。但是这些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升值,国有资产创造的价值,跟老百姓可以花的钱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会因为哪一块国有土地升值了,我们今天决定到更好的餐馆去多吃饭,更好的商店里多买衣服,我们不会那么傻的,因为这些增值和利润的增长都是国家可以花的钱,而不是我们老百姓可以花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土地,还有其他的生产资料主要是集中在国家的手里,这个国家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会太高,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业,“铁工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那么大,民间消费起到的作用那么小。另外就是以前对于出口贸易一直是那么高的依赖,因为那么多的收入都到了政府的手里,土地和其他的财富都掌握在政府和国家的手里,这些升值和收入的增加,不能变成老百姓可以花的收入,这样以来的话,造成了中国的经济一旦要刺激增长,有稳增长需要的时候,又不得不回到靠投资,靠国企和地方政府来唱主角的老的做法上。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图,我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当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980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2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到了2014年、2015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17.5亿-18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当然中国的人口没有17.5亿,没有18亿,城镇居民也没有这么多,恰恰说明这种老的增长方式是很难再持续下去了。

  

改革任重道远

   我前面说到,我们今天面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一个是来自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越来越出现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调结构,改变增长方式的条案。

   有一点都是很明显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办了这么多届,每一届都在谈论改变增长方式的话题。谈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去年年底才说的,下那么大的决心,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是今年第一季度,又是在加杠杆、加产能、加库存。

   说归说,做的时候又不一样。当然我们可能更关心的话题,为什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问题不止是中国人才有的毛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个毛病,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样。

   有一些毛病是体制造成的,我们看到中国在5月9号《人民日报》引用了权威人士的一些讲话。一个是对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小阳春”、“开门红”不要太高兴,权威人士提出了警示,第一季度的这些成就实际上都是靠老办法做出来的,又在加杠杆,又在加产能,这样做的话,如果再这样做下去,把我们一直提倡的调结构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些目标很难得到实现。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除了刚才蔡院长说到的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之外,另一方面,还是要从根本上减少政府,减少国家在投资和经济决策中间的作用,从根本上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说到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随着国有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回升,国有企业的角色进一步回升,最后会把更多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挤掉,特别是这样做的结果跟其他的目标也是相违背的,包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是会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很多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法治的发展和国有经济的占比往往是相矛盾的,因为这两者可兼容性比较低,国有经济占比比较高的国家,往往法治不可能会太好,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我以前写的文章。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过去这些年靠WTO红利,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的这些红利,也基本上用得差不多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成熟技术,给中国提供的红利,包括人口红利也用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比重这方面做更多的改革,包括减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中间的角色。否则,国内国外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刚才蔡院长说到的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7.6%增长的潜力会越来越难以成为真正的经济现实。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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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陈志武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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