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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诗万 张斌贤:《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更新时间:2016-09-21 19:02:04
作者: 涂诗万   张斌贤  

   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于1916年3月在美国出版。这是一部堪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比肩的巨著。此书甫一出版,即在美国国内广受好评。1918年,它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日文版)问世,此后,它成为杜威作品中被翻译得最为频繁的著作之一。1917年,中国杂志首次引介《民主主义与教育》。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此后一个世纪,《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备受关注,但也历经坎坷。在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100周年之际,对该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梳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杜威访华讲学推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传播

   1919年4月底至1921年8月初,杜威在中国的11个省访问讲学长达两年又三个多月。[1]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先进的中国人的积极欢迎。杜威的到来促进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杜威来华前一个月,陶行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杜威的教育学说,为他来华做舆论准备。在这篇文章中,陶行知将《民主主义与教育》译成《平民主义的教育》,并说:“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育方法”[2]。也即是说,杜威所主张的既有“德先生”也有“赛先生”。杜威在华讲演共约201场,演讲的题目包括《平民主义的教育》、《教育哲学》、《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德谟克拉西的真义》、《科学与德谟克拉西》和《实验主义》等,多与民主、教育和科学方法有关。[3]据当时媒体报道,杜威的演讲引起很大反响:“自从杜威到中国来,民治主义底声浪就日高一日,以至老顽固的官僚,猛兽似的军阀也知道民治主义之可畏,假冒民治招牌,而不敢如同往日一般,那么肆无忌惮。”[4]

   1919年5月3日和4日,在江苏省教育会,杜威作了来华后第一场演讲,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由蒋梦麟口译,潘公展记录。杜威提出平民主义教育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5]蒋梦麟将它们阐释为“教育新精神”和“共和国教育的基本”。他是这样转述杜威观点的:“第一件是养成智慧的个人,使个人能思,能行,能脚踏实地,不为陈言之奴隶,具独立创造的能力,能担当社会的事业;第二件是大家共同做事,是要做的人共同出意思,照这共同的意思做,不受专制的命令,不受仁政的爱护,用共和的方法,大家自动的做事。”[6]

   1919年5月,胡适发表文章指出,杜威教育哲学中的两大支柱知识论和道德论中既含有实验主义的思想,又体现了民主的要求。“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一部书里……杜威主张平民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individuality),(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要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的人才真能应平民主义的社会之用。”[7]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如,1919年底,安徽省督学刘著良也发表文章呼应杜威的观点。[8]1920年10月,江西教育厅许季黻厅长在南昌青年会演讲时宣传杜威既强调尊重个性又推崇合作的教育主张。[9]在杜威的201场演讲中,担任口译次数最多是的刘伯明(28场),其次是胡适(22场)。[10]杜威演讲的听众包含哪些人?江苏省教育会的一份函件中透露了一些信息。1920年4月,杜威从北京南下演讲,江苏省教育会事先致函省教育厅,请其“通令各省立学校校长及管理员、各县教育行政人员”赴宁听杜威讲演。[11]除了面向公众演讲外,杜威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和南京师范高等学校等高校授课。1920年,杜威在北京大学给修教育学的本科学生指定了九本外文参考书,其中第一本就是《民主主义与教育》。[12]①杜威访华期间四次讲《教育哲学》。1919年9月21日至1920年2月22日,杜威在北京教育部讲了一学期的《教育哲学》,共16讲,由胡适口译。1920年4月至5月16日,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教育哲学》,共10讲,由刘伯明口译。此两次《教育哲学》的体例与《民主主义与教育》大致相似,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科学在教育上的影响”和“道德教育”;后者侧重“知识的性质”、“语文、历史和科学等学科的教学”和“数种教育目的之讨论”。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杜威在长沙遵道会讲《教育哲学》,共四讲,由刘树梅、曾约农等翻译。[13]1920年秋至1921年夏,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直接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本,讲授了一学年的《教育哲学》。这是此书在世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经历。

   1921年9月,杜威的支持者孟禄(PaulMonroe)来华讲学;1927年,杜威的学生克伯屈(W.H.Kilpatrick)来华讲学;1924年和1930年,孟宪承翻译的杜威学派教育学家博伊德·博德(BoydH.Bode)的作品《教育哲学大意》和《现代教育学说》相继出版。这些都促进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

   可以看出,杜威访华讲学对民主主义教育的阐述中正平和,既强调“个性”教育,又强调“公共性”的培养。作为杜威讲学的两个主要口译者,激进派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持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衡派核心人物刘伯明,能通力合作,估计也与杜威这种“中庸”态度有关。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众多阐释中,蒋梦麟的阐释较为深刻,他把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第一个要素“个性”,理解为“独立创造的能力”,把第二个要素“共同做事”理解为“共和的方法”——既不受专制的命令,又不受仁政的爱护。相比之下,胡适把“个性”阐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带上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特色,虽然这也是杜威想表达的,但少了“独立创造”这层更能体现实用主义哲学的涵义。蒋梦麟和胡适阐释的共同点是指明了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是与过去的阶级社会、专制社会不同的民主社会的教育。

  

   二、理论界毁誉参半的评论

   《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折射出中国社会和教育复杂的演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理论界对《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评论毁誉参半。

   (一)缪凤林等学者的批评

   1922年,“学衡派”大本营——东南大学学生缪凤林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撰写了长篇书评。他的文章论述深入,见解独到。他认为杜威的哲学是“以用为体”,“实至粗浅”。他指出,杜威的教育哲学的“不可磨灭之真价值”处,在于杜威将教育定义为“经验之改造,一方面增加经验之意义,另一方面增加个人指导彼此经验之能力”,[14]但是,杜威论述的经验忽略了两项重要的内容:艺术和宗教。除此之外,杜威此书还有下面“四点之失”。一是杜威以环境解释人生一切行为,过于重视环境。二是以儿童为立论标准,属于矫枉过正,容易从成人专制变为儿童专制。三是杜威有时虚拟攻击对象,不合事实。比如杜威攻击赫尔巴特不重视学生学习的权利,及攻击无教材的教法等。四是杜威过于贬低贵族,这很容易导致平民政治走上暴民专制的道路。

   缪凤林对杜威这本书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认为此书“距理想之教育哲学相差尤远。奈何今吾国之以新教育家自命者,既不能自创新说,又不能别择西说,惟奉是书为圣经,为最完满之教育学说”[15]。缪凤林的评论反映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体现了学衡派所崇尚的“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文化态度。

   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批评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思想。裴本初反对杜威的改良主义,认为这种改良主义在教育上的表现就是“他认教育是一种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重新构造,重新形成的历程。因此,在这历程中,也就不能看出其中的矛盾,看出其中的飞跃”[16]。

   龙德洽注意到了杜威在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独立政治行动同盟”、组织“农工党”的活动,但他认为这种基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的政治行动,只是中产阶级试图“挽——115救自己没落的命运”。他一方面承认杜威的教育学说在中国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又批判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是民主的教育思想,而是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看来,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的教育本质观以及兴趣教育论都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教育只适合“金元大王”的资本生活,“我们要站在整个社会利益立场来主张我们底教育”[17]。

   1940年,林青之站在类似的立场上指出,杜威的教育哲学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不适合承担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进步性,“如他所主张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重现与重造’等意义,是把教育推进了社会化、重生活、重经验的阶段”[18]。

   (二)梁漱溟和孟宪承等学者的赞扬

   1933年9月,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学生,发表了演讲《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读法及其根本观念》。他运用柏格森(HenriBergson)的生命哲学和儒家思想来解读杜威的思想,认为生物进化观念是杜威学说的根本,《民本主义与教育》的中心观念是“生命”,即“活”的观念。[19]

   梁漱溟是立足于现实来解读杜威思想的。他说,“现在人类正在迷闷中”,学术界有否认生命的趋向,要解除人类迷闷的现状,必须打破反生命的风气,“我是袒护杜威的,这个难关,杜威自己打不破,……须东方来一支援兵才能杀出重围”。[20]

   “东方来的援兵”之一就是梁漱溟运用东方的“公天下”观念重新阐释过的民主观。他说,民本主义社会“总有两面:一是在小社会内有其公共利益,为此小社会中各分子所共同参与的(即公共兴趣、目的、利益),如此才成一个社会。同时此小社会必与其他群或他社会有许多交涉,有其合作关系”,因此,“民本主义就是一个‘公’字,对内公平,对外公开”。[21]这是杜威在第七章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民主标准,梁漱溟漏掉了杜威在其中强调的个人自由观念,更加强调“公”的方面。

   “东方来的援兵”之二是儒家的“人生”本体观。梁漱溟认为,杜威对“生命”、“生长”和“活”的强调,与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有相近之处,但“他只对无穷而又变化不息的生命理会了然,他于不变的一面没有看见……他讲来讲去是讲人生外面的事和用。杜威没有发现人生的真价值”[22]。这个批评与“人生佛教”的提倡者太虚法师在1920年对杜威的批评类似。太虚法师读了《新教育》的杜威“专号”后写道:“杜威一派的学说是近世最令人绝望的现世主义……是没有根本问题与根本解决的,是没有究竟问题与究竟解决的。”[23]他们批评杜威的教育哲学没有形而上学的视角,缺少本体论深度。杜威后来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1924年的《经验与自然》和1929年的《确定性的寻求》中他试图进行弥补,但是梁漱溟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总的来说,梁漱溟认为,“这书的确是好书,研究教育者不可不读”[24]。

知名教育学者孟宪承称杜威为“一代大师”[25],认为杜威的学说是“现代教育的中心思潮”[26]。一般人不理解《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教育无目的论”,孟宪承对此作了有力的辩护。他认为,首先,杜威所论的教育是民主社会中的进步教育;其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de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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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16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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