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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玮:日本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三个阶段

更新时间:2016-09-20 11:56:02
作者: 冯玮  

   世界各国“近代化的动力”,有的是内发性的,如英国。有的是外源性的,如日本。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也分成两种,一种是以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宣言》为发端、“内聚性”的传统民族主义,以“民族和国家认同”取代以往的“人种和宗教认同”为特征。另一种是以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扩张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标榜。但是,日本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兼具“内聚性”和“扩张性”的“二位一体”。

   按照日本学界泰斗丸山真男的观点,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在“外患”压力下形成的,经历了以三种理论为标志的三个阶段: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

   自18世纪中叶,外患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据统计,自1764年至1854年,外患达52次之多。按石田一良的说法,“日本近代化的序曲,奏响于18世纪中叶俄国的南下。”俄国的威胁使日本民族主义首次登场,并催生了日本的近代国家意识。

   “海防论”的首倡者是擅长兵学、地理学的思想家林子平。林子平(1738~1793)自幼受领俸禄620石(1万石以上为大名)、担任徳川幕府“御书物奉行”的父亲的影响,喜读历史、地理、兵学、经济等书,虽性格恬淡,不喜功名,但却慷慨有志,胸怀天下,并自青年时代起即四处游历。

   当时,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不断沿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半岛扩张,试图把日本作为供应西伯利亚所需物资的基地。林子平到达以北海道为中心的“虾夷”后,见其地已处于俄国锋镝之下,忧心忡忡。为唤起日本的危机意识,他撰写了论述朝鲜、琉球、虾夷(以北海道为中心),以及小笠原群岛等地理情况的《三国通览图书》。该书对以后幕府开发“虾夷”,使之成为日本行政区划“五畿七道”的第八个道——北海道,具有重要影响。之后,林子平又撰写了《海国兵谈》。林子平在该书中强调,“江户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强调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的“海国”。他的“海国”定位,是日本人第一次对自身国家的明确定位。因此,林子平被誉为“日本近代国家意识的启蒙者”。同时,《海国兵谈》所强调的“海国之武备在海边”“防外寇之术为海战”“海战之要在大炮”,不仅构成了“海防论”的核心思想,而且他在书中明确阐述的“一统五洲”的霸权主义思想,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奠定了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富国强兵论”的代表人物是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本多利明(1743~1821) 是数学家和经世家,他提出的“富国强兵”之策的核心,就是实行殖民“开拓制度”。在1798年撰写的《经世秘策》中,本多利明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理论。他写道,“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因此,“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具体指出,日本应“主攻”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罗斯滨海疆区)、“西唐太岛”(库页岛),并在1801年发表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佐藤信渊(1769~1850)是经世家、兵学家、农学家,一生著述颇丰,达300部8,000巻之多,从农学至经邦济世论,涵盖极广,但其中最明确体现“富国强兵论”的,是《宇内混同秘策》。在该书中,佐藤信渊开宗明义写道:“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要体现此根本,当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使万国君主皆为日本之臣仆”,并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佐藤信渊还具体规划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蓝图:首先侵占中国东北,继而入关全面侵华,然后征服亚洲。不难发现,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主持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就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体现。

   “尊王攘夷”一词最初见于《春秋公羊传》,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是指公元前6世纪齐国宰相管仲推行的一项政策。《论语•宪问篇》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南宋朱熹将其诠释为“尊周室,攘夷狄”。在日本,“尊王攘夷”一词最初见于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为颂扬水户藩藩校(武士子弟学校)弘道馆的建学精神而写的《弘道馆记》。尊王攘夷论的集大成者,是会泽安。

   会泽安(1782~1863)是水户藩士,号“正志斋”,一代大儒,1825年,他将儒家的秩序说、名分论、忠孝观,同神道和国学者信奉的神国观综合在一起,撰写了《新论》。会泽安在该书中提出,面对内忧外患,日本必须“民志划一”,而“尊王攘夷”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因为,通过“尊王”可以使民众之心“畏敬悚服于天威”。通过“攘夷”可以使民众同仇敌忾。按照会泽安的说法,“尊王攘夷者,实志士仁人尽忠报国之大义也。”会泽正志斋的《新论》使“尊王攘夷论”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并因此被称为“尊王攘夷论的圣典”。

   强调“民志划一”,似当归类于强调“民族认同”的传统民族主义。但问题是,如上所述,日本民族主义在形成之初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特征,而“尊王攘夷论”使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初步成型。“尊王攘夷论”将武士对领主的忠诚划一为对天皇的忠诚,对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树立的日本“一君万民”的国体同“尚武”的日本民族性格的结合,以及同此前具有扩张性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必要条件。日本神风特攻队员出征前的誓词,起首一句就显示了其影响:“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换言之,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同军国主义,具有内在关联。

   文章原标题为《外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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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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