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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

更新时间:2016-09-19 09:00:47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编者按:9月11日,著名学者陈平原在北大博雅讲坛第70期活动中,以“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为主题与读者进行了分享。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杨早,清华附中语文老师汤莉作为嘉宾参与了对谈交流。陈平原教授回顾并分享了关注教育20年来他对当下文学教育的精辟思考,并针对现场读者提出的当下热点教育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本文为现场速记稿,由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陈平原:

   今天除了我做演讲,还请了两位我的学生,汤莉和杨早跟我一起出席,今天会讲得比较有意思,前面我的任务是做一个大概30分钟的讲演,按照习惯,我还是希望不完全重复我著作领域的说法,我想谈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读书的宣传问题。因为作为读书人,我很怀念实体书店,很支持实体书店,只不过对网上书店近年来逐渐有所关注,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它可以让很多读者比较方便的获得书籍,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导致我最近一两年来,和网上书店有一些关联。去年年底最早是在亚马逊,他们的年会我参加了。上个月是当当做阅读,在所有南航剧场里做阅读,我给他们做阅读大使,今天又跟京东联系了。所以我现在大体上跟中国网上三个书店巨头多多少少有一些合作。

   但是说实话,我对于图书宣传不是很积极,不积极的缘故是因为我始终有点顾虑,顾虑什么呢?顾虑把大家忽悠过来以后,不想买书的人让他来买书,有点觉得不太道德。所以我对图书宣传的鉴定就是,你能让需要的人获得他想要的图书,这样就行了,让那些不太需要的人也获得,那不是好的宣传。当然我知道书卖得多,版税就多,出版社会很高兴,他们会更积极来找我。但是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有三十年,三十年的经验就是,我的书大体上不会卖得很差,也不会卖得很好,基本我算了一下,每本都能重印,所以出版社不会赔钱。但是印得再多,我想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本书——《千古文人侠客梦》,到今天为止,中文版繁体字版、简体字版,外文版,合起来将近十个版本。十个版本二十五年,卖了十万本。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的新书三个月就卖了十万本,后来我很得意地告诉他,我这十万本每年都印,只不过印得不多。想想我二十年卖十万本,比他三个月卖十万本更值得夸耀,因为它可以细水长流地得到读者的认可,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让它迅速地获得读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年有一件事情,我今年到南方一个大学去演讲,有个教授告诉我,早年他在东北师大念博士,他的妻子去做家教,赚了一百块钱,他就带到书店里面,买了陈平原小说论集三卷,买回家以后妻子哭了,因为那是做她一个月的家教的薪水,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很难受,后来请他赶快转告给他的妻子,说当初了不起,让你有这个能力读书。所以我觉得或许真的需要才有必要,如果不是的话,大家买书,写书的人必须有这个想法,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来做这个事情。说这些是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两本书,我讲一下它们生产的前后和大概的状态。我只是想说我为什么写这两本书,达成了哪些指标,大概有哪些值得大家推荐,留下什么遗憾,实在需要的话大家就买,如果不需要没有必要。

   首先自报家门,我作为中文系教授专业是文学,我做得比较多的是文学史,九十年代以后做学术史,比如《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等。大概十几年前我开始关注大学,所以我的书比较多的是大学,包括这两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修订的,比如《老北大的故事》,也包括去年写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还有今年的《大学心语》,总共五本关于大学的书。在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重叠的地方,最容易用力,或者最能够显示我的特点的很可能是文学教育,所以这两本书谈的文学教育的问题。作为文学教授,每天必须面临文学教育。一百年来,尤其是最近一百年来,我们的文学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其实关注的就是1903年大学堂章程设定的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这是以后一百年来知识生产的特点。这句话有点绕,但是我必须再说一遍,传统中国文学教育基本上是以读本为中心展开的,比如说《文选》《古文辞类纂》,那是读本,以读本为中心展开的那个文学教育,它的功能主要是养成一种趣味和写作能力。而晚清以后,具体说来1903年以后,中国大学教育里面的文学专业,主要是获得知识,关于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知识,各种文体,各个朝代,各个作家的基本的知识。所以我才会说,请记得1903年,此后我们的文学,所有修过文学专业的人,不等于文学修养很好,不等于能够写很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知识比较丰富,那是文学教育的成果。

   换句话说,1903年以后和1903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教育略有差别,这是这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之外的《六说文学教育》,《六说文学教育》的理念和观点,换句话说,一本书是面向大学,或者研究者,一本书是面向公众的,两者之间互有一些交叉的地方。真正用力的地方可能是我上面所说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本书如果要读的话,有兴趣的话,应该看里面的几篇,比如说第二章“知识、技能和情怀”,谈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发生了变化。其中牵涉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革命,一个是整理国故,这两个问题的交叉合力,导致了中国一百年来文学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另外值得推荐的一篇是第三章“文学如何教育”,谈文学课堂的。我用了很多材料,想描述从晚清开始的一代文学课堂,某种意义上很多人谈文学,记得的是著作。我想请你记住老师,请你记住那些在课堂上,生龙活虎的、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启蒙你文学趣味的那些老师。随着时代的过去,那些声音不再存在,可是通过某种办法,能够让他们的音容笑貌重新浮现出来,里面谈的就是从事文学教育的历史对文学教育的意义。

   第三篇文章是讲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当北大、台大、港中大在五六十年代,因为各自政治的区隔,冷战背景,各自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这几十年来影响到两地的学生,以及他们文学想象,这篇文章也值得关注。

   这本书希望从学科入手,以学者的情怀和学科领域的推进,共同构建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教育,这本书是五六百页的大书,所以相信全部会阅读的人不会太多,在没有进入专业研究之前,不会有那么多人认真读这本书,所以我想举一个小小例子给大家来做推荐。在政治和学术、文学和史学、古代和现代之间,那几个教授,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八十年代我进入北大之后,这四位教授依然健在,而且是从事文学教育的很著名文学教授。今天四个人都去世了,我在校园里受他们影响,这四个人恰好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其中有三个念的是研究生,吴组缃先生念了研究生,一年就退学了。王瑶先生念了研究生,在西南联大,季镇淮也读了研究生,林庚先生当了闻一多的一年助教,就离开了。四个人都是清华中文系的学生,日后1952年从各个地方逐渐聚集到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所以清华中文系学生,以及北京大学这四个教授,影响了今后对文学教育的想象。这四个人的政治立场有一些差异,但是更值得我关注的是,这四个人都是兼济古代和现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最典型的是吴组缃和林庚,林庚先生在怀念吴组缃先生的文章里面说,我们这两个人都在大学教文学,但是我们屋子里想的是文学创作,文学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饭碗,我们在这里教文学史,但是真正想做的是创作。当然王瑶和季镇淮不是这样,他们是职业教授。比如吴组缃早年是文学小说家,而林庚先生早年是清华园的著名诗人,在大学里面教中国文学史,一直教到去世。他说我做古代文学的最终目标是创立真正意义上的新诗,我是为了新诗来教古代文学的。而王瑶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的是中国文学史论,到北京大学教的是现代文学。这位教授日后以现代文学研究著称,当年我考他博士生的时候,他问我的问题,也是古代文学的问题,他希望他的学生在古代和现代必须都有学术视野,也有他的兴趣。季镇淮先生,他最用力的有三个地方,司马迁、韩愈、龚自珍,这也是古代和现代意图在一起来讨论。这三位先生在古代和现代、文学和史学、政治和学术之间,做了很多很多的游离和徘徊。

   这四个人都是朱自清的学生,两个是研究生,两个是博士生,都是朱自清的学生。因此,他们晚年对于清华校园的怀念是值得注意的。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可是你知道吗,他1952年到北大,到去世的1989年,大家都知道他是北大的著名教授。但是他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后来我给他这句话做解释,清华很高兴,清华接过这个话头,因为晚年清华恢复中文系,是王先生帮他们设计,你们不能说清华建立中文系,是清华恢复中文系,引用的是周作人那句话:有一条河流从上往下,中间进入沙漠地带,不见了,从下游又重新出来,这条河流既是新的,也是旧的。清华中文系既是新的,也是旧的,一定要这么论述才行。而清华果然这么论述,而且王先生说了一句话,他所理解的清华,不仅是一个系,而且是一个学派,所以清华学派那句话也是王先生说的。“清华学派”这个词后来我经常引用,而且扩大到后来都不能被我接受。把所有在清华教过书的人都说清华学派,那是不对的,那不是学派,那是同事。不管怎么说,王先生晚年所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我后来想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青春时期的回忆。注意,王先生早年进入清华,念完本科,最后一年碰上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以后,后来断了几年,然后回到西南联大读本科、研究生,这十几年是他最值得回忆的十几年,1952年离开清华到北大,离开清华前几个月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那本书的下册完成于调到北大前一个月,虽然出版是半年以后。换句话说,他两本著名的书,《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都是在清华写的。然后到北大以后,一开始很风光,但是很快因为政治运动起来以后,就让他写检讨,不断被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大堆检讨书,王先生去世以后,我们编王瑶文集的时候,大家争论一个问题:那些检讨书算不算著作,要不要收进去?我的师兄建议应该收,我主张不收,因为我知道王先生对1959年,因为写了检讨,被后来香港版作为附录,说“盗版就盗了,把我检讨书也放上去,我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我想王先生如果在世的话,他可能不喜欢把他写的检讨书放在全集里。但是老先生说得也有道理,你不放大家不知道这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放进去我们很容易知道。当初我的想法是,如果有博物馆或者图书馆保存这些东西,可以供大家查阅。现在我们放在全集里面总感觉有点怪怪的,这是违背作者本人意愿的。前年师母还在世,师母又找到好几篇长篇的,一篇都是一两万字的检讨书,扫描下来,让北大学生帮助整理,现在存档,保存下来不忍心把它公开发表。我心里很难受,一个教授,一次次运动,一次次地检讨,不断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那些东西应该怎么看待。作为研究者,资料非常有用,但是我们是不是过分珍惜了自己发现的那个权力,有点窥伺的欲望,我觉得这些东西做注释特别好,写论文特别好,但是有点对不起老师的意思,我在犹豫这件事情。所以后面这几篇检讨书,因为最晚的一篇是1968年,大家知道每一回的检讨都在加码,那个东西要不要出来我在犹豫。

我想说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清华在他记忆里面是从上大学、念研究生到留校教书,到两本书的著作,那是清华的印象。北大的印象是写检讨,虽然1952年以后他也有出书,他也有得意的时候,但是毕竟有很多不得意的时间。等到1978年研究生进来了,77级也进来了,他比较得意了,可是我读他的书信很难受。王先生告诉一个朋友说,“我现在坐而待币(钱币的币,等着发工资——编者注),垂直挣扎,什么都做不了,不是我做不了,而是身体做不了”。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跟他念博士的时候,他说请你记住,同样是十年“文革”荒废了,荒废哪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荒废在年纪小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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