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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民族与宪政的双重变奏

——以德国宪政的生成与发展为例

更新时间:2016-09-17 09:13:28
作者: 泮伟江  

   摘要:  德国宪政的产生有两大历史背景,即对神圣罗马帝国遗产的继承与邻国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由此带来德国宪政建设的两个核心任务,即实现德意志民族聚居区的统一与建立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普鲁士邦在中世纪后期成功实现绝对主义国家的转型,启蒙运动后又经过改革建立起现代开明专制政体,逐渐取代奥利地成为德意志民族诸邦的霸主,承担起领导德意志民族聚居区统一的历史任务。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通过三次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却难以实现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任务。在德国宪政的普鲁士道路之外,保罗教堂立宪、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建设,隐约构成了德国宪政的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在二战后结成了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的美丽果实。

   关键词:  神圣罗马帝国 法国大革命 绝对主义国家 普鲁士道路 魏玛宪法

  

一、德国宪政产生的历史背景

  

   德国宪政建设的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分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留下的遗产和来自法国启蒙运动及大革命的影响,并且二者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封建旧秩序的代表,而法国大革命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德意志民族聚居区(Deutschland)则可以被看做是二者之间的结合项:法国大革命既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又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新世界的理念与现实可能性。神圣罗马帝国留下的遗产是文化发达却邦国林立的德意志民族的聚居区,从作为历史共同体和文化统一体的德意志民族聚居区(Deutschland)发展到以宪法爱国主义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继承人,德国的宪政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笔政治遗产。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而言,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封建秩序的象征和代表。作为中世纪世俗政权的最高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负有维持西欧大陆政治秩序,保卫基督教的神圣职责。这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处于与东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斗争的最前沿。[1]与此相应成趣的是,德意志民族聚居区地处欧洲中部,乃是西欧基督教文明(拉丁语系)与以东欧东正教文明(斯拉夫语系)的交汇点。这又造成了德意志民族既内在又外在于西方传统的特点。[2]这使得德国宪政建设从一开始就深陷于“古今东西”之争的困扰之中,因此受启蒙哲学影响的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传统与受法国大革命刺激而产生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传统同时构成了德意志精神的内涵,既彼此对立,又互相补充。

   就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秩序而言,10世纪克吕尼修道院所发起的天主教改革运动的展开,使得教皇和皇帝与欧洲大大小小的地方诸侯之间围绕着统治权力展开了斗争;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发动的教皇革命,又使得以皇帝为代表的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秩序与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的神圣秩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大约同一时期罗马法复兴的浪潮既强化了教皇的权力,同时也成为世俗君主瓦解封建制度,弱化教权统治,强化君主集权的重要工具。由此产生的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与欧洲各级的封建领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以及它的继承者德意志国家的宪政建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就政治和象征层面而言,就地理空间和治理结构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继承的是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区域。与西法兰克王国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化的程度一直很低,也没有直接演变成类似于法兰西那样的绝对主义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帝国内的王国、公国、主教、自由城市推选产生,这种制度后来逐渐演变成了选帝侯制度。16世纪以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各国内部治理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制度逐渐瓦解,中央集权化的绝对主义王权逐渐兴起。[3]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邦国林立,特殊的选帝侯制度极大地制约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甚至缺乏一个稳定的首都,因此整套中央集权化的常规行政官僚体制、税收体制、常备军根本无法建立起来。此外,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其他欧洲国家很快就成了单一的天主教国家或者新教国家,但是德意志地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却维持了势力的平衡,宗教冲突持续的时间更为持久,影响也更为深远。

   路德宗的宗教改革极大地撼动了以天主教与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旧秩序,欧洲逐渐进入绝对主义国家主导格局的时代。宗教分裂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最终将欧洲带入到三十年战争,从中产生了近代欧洲的国际秩序。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从欧洲大陆的“世界秩序本身”,逐渐萎缩为存在于欧洲中部特定物理空间的旧秩序的遗留物。神圣罗马帝国所代表的秩序理念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开创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是背道而驰的。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对它的讽刺,即指“它并不神圣,也不是罗马人的,甚至不是一个帝国”,道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新世界格局中的尴尬。这个老大帝国在新的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就成了欧洲政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此而言,德国问题就不仅仅是德国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欧洲的问题。往后两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欧盟的统一,也一再验证了这个命题。

  

   (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3年,1795年和180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组织了欧洲大陆的各种反法势力,发动了三次反法同盟,最后都失败了。三次反法同盟,典型地体现了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其失败则具有世界史的隐喻,隐约可见此后土耳其、中国等诸多老大帝国的命运。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其中1805年反法同盟失败的后果最为严重,它直接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神圣罗马帝国一旦解体,则维系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纽带就消失了,德意志民族分裂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邦国。这些大大小小的说德语的邦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填补和取代神圣罗马帝国留下的政治真空,回应来自法国、俄罗斯等新兴强国的挑战。这就是德国宪政建设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或者说,德国宪政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国的问题。由于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旧神圣罗马帝国治内的诸邦国意识到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从而使得德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统一体。同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等,作为特定文化民族的德意志民族已经先于作为政治民族的德意志民族而形成,这也使得“建国”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历史使命。

   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使得“建国”成为德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则法国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则催生了德意志民族的宪政意识与实践。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远接荷兰的格老秀斯、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以理性为工具和武器,提出了新的人性论和世界观,为现代政治世界提供了原理和基础。随之而产生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则是启蒙运动预言的自我实现。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犹如在欧洲舞台上上演的一场大戏剧,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所有民族起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作为近邻,德意志民族对于发生在法兰西大地上这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感受不可谓不强烈——《德国近代史》作者平森发现,除了少数例外,“德意志学术文化界的所有著名人物都为革命的到来深为激动。”[4]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就传播到了德意志地区,唤醒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意识,激起了德意志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热烈而深沉的反响。[5]德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精神大觉醒和文化创造力的勃发,对于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是在政治层面,虽然普鲁士的绝对主义色彩是最浓厚的,腓特烈大帝也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进行了许多具有启蒙色彩的政治改革。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权宣言为德意志民族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榜样。德意志民族的仁人志士深受法国大革命的鼓舞,希望能够在德意志地区建立起一个类似的以人民主权原则和市民阶层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和失序状态又使得德意志诸邦国的统治阶层深感恐惧。这种矛盾心态,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和宪政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于对法国大革命混乱恐怖局面的畏惧,德国的精英放弃了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力图寻找一条通过适度的宪政方法,可以不流血就实现的新国家建设方案。即便如此,在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法国大革命仍然是正面的,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6]因此,德国的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的问题,就同时被提出来,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当时德国最深刻和最重要的一批理论家都在思考德国的国家建构和宪政建设问题,并且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语境下来思考问题,由此形成了德国特有的一般国家学说的传统。[7]一方面,通过对比前国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区别,这些思想家都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强调个人权利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极力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从普鲁士的宪政到德意志帝国宪法

  

   神圣罗马帝国坍塌后,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了德意志聚居区内最重要的两个邦国,两个邦国对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直接关系着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及宪政建设的走向。后文将会提及,1848年保罗教堂立宪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解决普鲁士与奥地利在新的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问题。最后,普鲁士在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三次战争,将奥地利排除在德国之外,以武力统一了德意志聚居区。德国国家建设的普鲁士道路对德国的宪政建设影响深远,因此有必要考察和了解普鲁士的宪政建设过程和特征。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一个“选帝侯”邦国,普鲁士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是沿着绝对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的。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是相对于原先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君主制而言的一种国家形态,强调君主的中央集权,削弱甚至扫平原先封建制度中处于中间等级的各级封建贵族,形成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直接统辖基层普通平民的政治结构。而封建制下的等级君主制,主权是分散的,封建君主仅仅是整个封建等级系统中的最高等级,通过封建契约关系与其他封建贵族形成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封建君主实际控制和掌握的往往是其私人领地,对整个王国的控制力相当微弱。因此,在封建等级君主制,各级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分享税收、军事、司法等方面的重要主权性权力。

绝对君主制最早的倡导者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绝对君主制逐渐在西欧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能够与天主教势力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相抗衡的世俗权力。新教革命得到了绝对君主制的大力支持,罗马法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绝对主义君主制互相支持,尤其是罗马法论述皇权绝对的理论,在正当性问题上给了绝对主义君主制以很大的支持。[8]1618年至1648年,打着宗教战争名义进行的三十年战争,也带有很强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之间竞争的性质,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作为天主教国家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的法国,加入的却是新教阵营,体现出主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当时法国首相黎塞留是法国建设中央集权,推行绝对主义国家政策的关键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大量的封建贵族的城堡被夷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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