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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民族与宪政的双重变奏

——以德国宪政的生成与发展为例

更新时间:2016-09-17 09:13:28
作者: 泮伟江  
封建贵族被铲除,法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则大大加强。

   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研究,西欧是较早形成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地区,随后,西欧绝对主义君主制所形成的强大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开始对东欧产生影响。在东欧地区,普鲁士和俄罗斯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完成了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波兰则由于无法完成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转型,由地区性的大国和强国沦落为受人宰割的小国,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由于长期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职位,需要应付来自于东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最后形成了混合制的绝对主义君主制。[9]

   相对于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主义君主制在征税、征兵、军事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却并不利于宪政的发展。宪政的核心含义是限制最高权力,保护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政治权利,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与绝对主义国家由最高统治者君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大权独揽,形成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在精神和结构方面都是相悖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如何向现代宪政国家过渡,是西欧多数国家宪政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和动荡,与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强大和根深蒂固,也有莫大关系。此后历史发展表明,很长一段时间,法国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使得法国的宪政体制一直处于比较不稳定的状态,宪政结构的更换也相当频繁,一直到戴高乐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较好解决,法国的宪政体制也才最后安定下来。与法国相比,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俄罗斯一起构成了中欧与东欧绝对主义国家的两个典型。对此,安德森的体会最深:

   “它的职能集中于进行战争,因此使得新兴的国家机器变成统治阶级军事机器的副产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勃兰登堡大选帝侯的绝对主义产生于17世纪50年代瑞典跨波罗的海远征的动乱时期。其内部演化和表现充分体现了特赖奇克的名言:战争乃文化之母,创造之母。自1697年起,在对瑞典战争期间,这个独特的机构在冯•格隆勃科夫领导下成为霍亨佐伦绝对主义的最高机关。换言之,普鲁士的官僚机构是作为军队的分支而诞生的。战争总署是大权总揽的战争和财政部,不仅负责维持常备军,而且征集捐税,管制工业,以及提供勃兰登堡国家的省级官员。”[10]

   普鲁士绝对主义君主制的重要载体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阶级。“容克”是德语“Junker”的音译,原指的是无贵族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泛指普鲁士的贵族和大地主。按照当时的继承法规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贵族的称号和土地,其他儿子必须离开老家到外地去讨生活。因此,当时有大量的贵族子弟进入到东普鲁士地区,通过战争抢夺新的土地。这些抢得普鲁士地区的新贵族集团,后来逐渐演变成容克贵族集团。容克贵族集团与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互相支持,构成了对普鲁士宪政改革的重要阻碍。腓特烈大帝尤其重视容克贵族对于绝对君主制的重要性,曾宣布不再收购容克贵族土地,同时不把爵位授予资产阶级,同时保护容克贵族在各自庄园内部的绝对统治地位。容克贵族的庄园利用农奴劳动,农奴和庄园主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主仆关系。因此,容克贵族的庄园农奴制阻碍劳动力的自由劳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利的。此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多数只能由容克贵族担任,士兵则由农奴组成,因此复制了容克贵族庄园制的统治结构。[11]

   在欧洲,当时只有与欧洲大陆一水之隔的英国,通过光荣革命,成功地克服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绝对主义冲动,完成了宪政主义转型。然而,英国的宪政具有欧洲大陆诸绝对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特定历史背景。例如,英国拥有以1215年大宪章为标志的深厚的普通法宪政传统,并且依靠英吉利海峡这个屏障,很好地阻挡了欧洲大陆诸侯混战对内政建设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很好地抵制了英国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安德森也承认,若以绝对主义国家建设的标准来看,英国与波兰一样都是失败的,只是两种失败的后果却是如此天壤之别。

   如何从一个绝对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这是当时普鲁士面临的一个与德意志联邦不同的问题,后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帝国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然而,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相互之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因此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此后德国宪政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普鲁士从一个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从腓特烈二世时就开始了。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一位军事天才,更是一位深受启蒙哲学影响的现代君主。他上任不久就放开言论自由,取消军队的体罚制度,实行了农业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法律改革,建立了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逐渐把普鲁士改革成当时最现代化的民族国家。[12]然而,即使是这位被托克维尔称作是启蒙精神化身的现代君主,其宪政改革仍然是有限度的,其精神旨趣与启蒙哲学家所宣扬的现代宪政精神之间,存在着实质的差异。任何宪政改革的措施,只有在不威胁到普鲁士君主的权力和容克军事贵族阶层的利益下,才有可能顺利推行。

   从外部环境而言,当时欧洲诸侯争霸的格局也决定了普鲁士不可能走彻底的宪政改革的道路。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围绕军事建设国家体制,通过军事战争扩展领土,获得利益。这也是安德森据以判定绝对主义国家的封建性质的重要依据。腓特烈大帝的一系列内政、军事和外交行动,恰恰最鲜明地体现了他治下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此种性质。凭借着其开明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体制和他的军事天才,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从奥地利手里夺取西里西亚,一举奠定了普鲁士作为欧洲中部不可忽视的强国地位。而腓特烈大帝的一系列冒险扩张举措能够成功,又与当时英、法争霸的国际大格局是分不开的。普奥争霸的结果反映了新的商业帝国英国与欧洲大陆绝对主义国家旧霸主法国之间的争霸格局。七年战争进一步打击了哈布斯堡家族和神圣罗马帝国,此后奥地利失去了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独尊的地位,普鲁士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与奥地利形成而强并列的格局。这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形势变得更复杂,也是德国统一的大德意志方案与小德意志方案形成竞争的历史根源。普鲁士与奥地利围绕德意志地区的霸权斗争,同时又带有强烈的英、法争霸的性质,也表明德国的“建国”与“立宪”问题不仅仅是德国的国内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欧洲政治均势问题。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的绝对主义国家体制崩溃,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从而对欧洲大陆的旧封建秩序和绝对主义国家秩序产生了新一轮的冲击。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遗留物奥地利,普鲁士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法国大革命。普鲁士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很快就任命同情法国大革命,力主改革的斯泰因担任首相,学习法国,推行宪政改革。1807年10月,斯泰因颁布《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简称《十月敕令》,废除庄园农奴制,贵族庄园也可以自由买卖,同时也放宽了国家公职任职资格的限制。此外,施泰因还扩大城市自治的范围,设立城市参议院,由两级的选举制度选出。第三,施泰因还改组了中央政府,设计国务会议作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由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和军政部等5个部组成,各部设立一个部长,有权直接向国王报告工作。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工作常规化,摆脱国王亲信的无端干涉。

   1808年底,斯泰因屈服于拿破仑的压力被解职。但1810年继任首相的哈登堡继承了斯坦因的改革,但对其进行了调整,使其不至于与容克贵族产生根本性的冲突。例如,哈登堡1811年和1816年分别颁布《调整敕令》和《王家公告》,规定农民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才能购买封建义务、获得人身自由。容克贵族虽然失去了大庄园制,但由此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补偿金。此外,哈登堡政府还限制了行会特权,鼓励自由贸易。

   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解放了普鲁士的自由劳动力,推进了自由市场的建设。为普鲁士工业革命的开展准备了重要条件。此后,普鲁士的工业革命逐渐展开,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市民社会也逐渐发育。到普鲁士工业革命完成时,德国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市场的核心和发动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对普鲁士的国家体制提出了宪政改革的要求,这为此后普鲁士的宪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3]

   斯泰因-哈登堡改革最后的落脚点是制定宪法与施行代议制政府。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与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因此一直难以施行。斯泰因改革典型地体现了普鲁士式绝对主义国家进行宪政转型所面临的困境。法国大革命所爆发出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能量让绝对主义国家君主羡慕不已,但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尊重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参与国家管理的基本权利为前提。赋予公民各种自由权利与政治权利又必然威胁到绝对主义君主的专制权力,因此宪政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又往往流产。普鲁士式的宪政改革最好的结局,就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主义,由开明的绝对主义君主推行有限制的宪政改革,但以维护和增强绝对主义君主的专制权力为前提和旨归。两者的结合,最后导致了普鲁士所特有的现代理性官僚制。

   德意志民族最后不是通过按照德国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类似于美国的那种制宪会议的方式实现的,而是普鲁士通过铁与血的武力方式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手腕实现的。这是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当年腓特烈大帝将普鲁士塑造成欧洲强国的方式一脉相承。德国统一的普鲁士道路对德国宪政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将普鲁士包容于德意志联邦,而是将普鲁士王国扩大到整个德意志联邦。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重新统一的历史任务,又收服了德国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从而改变了他们对美国式宪政的偏好和追求,甘心接受普鲁士式的宪政安排。不仅如此,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辉煌胜利,还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对俾斯麦这个政治和军事强人的普遍崇拜和依赖,对腓特烈大帝的历史记忆更加强化了这种普遍崇拜和依赖,而这种普遍崇拜和依赖又强化了德意志民族对容克贵族和绝对主义国家军事逻辑之存在正当化的认同。

   德意志民族统一后创立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典型地体现了德国宪政发展此一阶段的逻辑。《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前身是普奥战争后成立的《北德联盟宪法》,以及更早的,在1848年为了应付革命危机而制定的《普鲁士宪法》。[14]因此,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也继承了普鲁士绝对主义国家宪政改革的精神。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施行联邦制君主立宪制,然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制与英格兰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形似神异。根据宪法,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并非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德意志各邦国的授权,因此代表各邦国的参议院的权力要远大于由民选代表组成的下议院:根据宪法规定,下议院的任何法案都必须经过联邦议会和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除了立法权之外,下议院无权选举首相,因为首相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下议院也无权推翻由首相组织的政府,或者决定政府的组成和去留。此外,下议院对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毫无发言权,长期以来,这两项权力都被把持在帝国的皇帝和首相的手里。国会的最大权力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由于1862——1866年宪政危机的影响,国会议员在行驶这项权力时都过分地小心翼翼。[15]就参议院这部分而言,由于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总共有17名议员,“在陆军、海军、关税和货物税问题上,普鲁士如投票赞成维持现行制度,它的票就能起决定作用;而宪法修正案如有十四票反对就被否决”[16],因此,普鲁士邦在参议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皇帝在帝国的宪政结构中拥有特殊地位,至高权力。皇帝是国家的元首,拥有任命官吏、创制法律、统帅军队、决定帝国对外政策以及主宰议会等大权。此外,首相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皇帝和首相不但掌握帝国的行政权,同时还对帝国的立法权拥有极强的控制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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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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