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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斯彬:中国宪法中的“社会公德”条款及其公私法应用

更新时间:2016-09-14 16:03:47
作者: 陈斯彬  
作为政府的基本责任。所以,宪法做如此规定也算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一宪法框架下,韩国法院接受孔子的道德观念,并主动运用宪法保护国民的道德健康。2007年最高法院审查了《网络信息交流促进法》(Ordinance of the Act on Promotion of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该法迫使网站运营商安装PICS(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该软件将标示出ICEC(信息和交流伦理委员会)鉴定为有害的信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信息和交流伦理委员会将同性恋的内容归为有害青少年的信息。根据韩国最高法院的审查,虽然关于同性性行为的理解多样,但该法案反对推广同性性行为的从文字上看并非违宪。另外一个案件可以说明韩国最高法院在做道德判断的最重权威性。2008年,韩国最高法院肯定了一个法律条款,该法律条款规定:法院是判定何谓“淫秽”的最终权威,并且有权判断某个表达是否为淫秽的。”[vii]

   宪法文本未曾赋予“社会公德”法律效力,意味着自由是首要的选择。美国宪法未将“社会公德”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这更加促进社会观念和道德的多元化,法官在裁判中自觉恪守道德中立,给公民权利更多自由空间。2003年的劳伦斯案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6比3的判决,推翻了德克萨斯州《反鸡奸法》,宣布各州政府不得禁止成年人间自愿的肛交性行为。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宣读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时说,“同性恋者有权利获得他人对其私生活的尊重”。同性恋关系属于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国家不能蓄意贬损他们存在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宣称其私人间性行为非法而试图支配或改变其命运。”[viii]当然,宪法文本没有将“社会公德”规定为限制公民权利的理由,并未排除平衡的司法职责。肯尼迪大法官所发表的意见非常谨慎地回避了同性恋是否为正当程序原则所保护的基本自由,而是强调禁止鸡奸的法律“并未增进任何可为其侵害人格和个人的私生活提供正当理由的合法国家利益”。[ix]

   因此,社会公德的内涵和应用需要考察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解读宪法。解读宪法价值序列,在我国尤其要分析我国宪法文本中“社会公德”的含义和效力。第二,权衡适用。根据宪法文本确定的价值选择,在个案中处理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提出能够兼容各种价值的最优方案。

  

二、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社会公德”

  

   中国宪法文本似乎对“社会公德”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立场对“社会公德”给予重视,贴近韩国宪法的立场。宪法文本中与“社会公德”相关的条款有:宪法序言、宪法第24、53条。宪法序言的表述: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总纲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精神文明是比社会公德更高的范畴。 “精神文明”一词是82年宪法首创,也为世界立宪史少有。在宪法文本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相并列,宪法第24条将道德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环节,因此“精神文明”是比“道德”更高的范畴,探讨中国宪法文本的公共道德观不能不关注“精神文明”的相关规定。从上述条文看,中国宪法充满着道德使命,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国家有开展道德教育的任务,并提倡特定的价值观,反对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公民有义务尊重社会公德,似乎可以推出公共道德的立法化和司法化。

   但宪法第51条马上会否决这一推论。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该条未将社会公德作为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的理由,则社会公德条款的规范效力无法得到体现。规范力的体现除了韩国宪法前述条款可以比较之外,还可以关注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其第10条规定了表达自由,第2款规定:行使上述各项自由,因为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这些约束是基于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者公共安全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者犯罪,保护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或者权利,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的泄漏,或者为了维护司法官员的权威与公正的因素的考虑。根据该规定道德是限制表达自由的重要理由。在第10条的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并未有超越各国的统一道德规范,但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公共道德对公民的表达自由相应限制。[x]相较之下,宪法51条充满冷酷的密尔主义色彩。

   基于此,宪法序言、第24条、第53条到底赋予“社会公德”何种效力需要进一步解读,解读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些条款的规范品格;第二,这些条款所蕴含“社会公德”的内涵。

  

   (一)宪法序言、第24、35条的规范品格

   宪法序言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这一规定无疑意味着国家对精神文明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国家对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视。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公德”将具有立法和司法的规范效力?

   关于宪法序言的效力,有些国家认为宪法序言不具有法律效力,[xi]中国不少学者主张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浦增元教授指出:“序言从总体上看,是统率整个宪法的,它的意义更加重要,具有法律效力,自不待言。”[xii]谢维雁主张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是一种整体效力。所谓整体效力,是指宪法序言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却不必深究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具体的法律效力。它主要通过宪法正文条文,一般法律法规,及政治机关、各种组织的行为与宪法序言(主要是其精神)不相抵触来实现;而不是必须由一定机关及其人员直接依据某一段文字进行的“施行”或“执行”活动来实现其法律效力。[xiii]肯定说者强调序言对正文的统领作用,体现了序言的权威性。

   但我们认为所谓效力应该具有特定含义,应该“围绕宪法序言是否能直接成为法院所运用的裁判规范而展开的”。[xiv]宪法序言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张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但若考虑到能否赋予这一根本任务立法和司法的规范效力,并以之限制公民的行为,则否定说的说服力更强一些。否定说一般认为:宪法序言的内容是一般的、抽象的,没有明确的具体性;第二,因序言的具体内容为正文之各条款所展开,故不能直接成为审判规范;第三,主张法律违宪性,即只要认为违反宪法正文的各条款就可以;第四,序言限于起到作为本文各条款解释的指南作用。[xv]

   否定说的主张并非针对序言,而是针对序言的文字特点展开的。法律语言强调具有明确内容的“必为、可为、禁为”等模式,必须具有规范的要素,给予人们明确的行为指引,指导立法和审判。而这恰恰是宪法序言的表述所欠缺的。其实,序言的表述和规范的区别蕴含在序言文本之中。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该段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奋斗成果,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也就意味着立宪者认为本段之前的论述并非以法律形式来表述,我们不应该人为赋予其法律效力。

   宪法序言并未使用了规范性语言。事实上,宪法第24、53条所使用的语言也并非规范性语言。宪法的措辞包括“道德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尊重社会公德”等。教育的本质是示人以真理,帮助其形成相对完善或理性的自我意识思维。提倡,则指倡导、提议,指出事物的优点,侧重以引导、带头使用或实行,促使人们自愿遵守和服从。尊重,是承认对方存在,不任意指责、否定、非难的一种心理状态,但不同于服从,不意味着遵守对方要求。无论教育、提倡抑或尊重都非规范性的法律语言,没有给国家和公民明确的行为指引。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社会公德”的相关条款都未具有明确的规范品格,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对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重视等同于“社会公德”具有规范效力。简而言之,我们只是从反面再来论证一番宪法51条所确立的真理,即不能以社会公德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宪法文本中“社会公德”的内涵

   社会公德包括道德和公共两个层面,是为公民个人道德观汇集交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共识;宪法对社会公德的理解,首先建立在其对道德的认识基础之上。具体展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道德的自律和多元;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优先于道德;第三,公民道德优先于伦理道德。

   第一,道德的自律和多元。中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良心自由”条款。但注重法律和道德的界别,也在一定限度内肯定公民的道德信仰自由。24条第1款可以加深这种认识。该款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国家制定各种守则和公约,实则不然。不同范围的群众不同的标准,并非国家能够一一完成。并且个别化与法律的普遍性背道而驰。因此,“各种守则、公约”的制定主体只能是不同范围的群众自己。“公约”的字面意思也可以看出,其应该是群众自行约定的产物。同时,宪法使用了“各种守则、公约”的概念,说明了制宪者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精神文明规范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不同范围的群众”标准也不一样。综上,似可看出立宪者认为道德是精神现象,主要依靠公民的道德信仰发挥作用而非法律的强制;道德是公民自律,宪法承认不同群体公民的道德自治,也因此,宪法承认道德的多元现象。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优先于道德。宪法强调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于此,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立宪者实际上认为制度优先于道德,以制度价值裁剪道德价值。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解放的事业,更注重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友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对马克思来说,爱自己或爱他人,关注私利或者追求美德,“那是完全次要的问题”。[xvi]具体的道德条款僵硬的道德说教都是以道德束缚人性。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人才是本质所在。马克思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xvii]

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宗教之上,则宗教的迷雾、道德的说教将淹没人本身。而国家是人类解放的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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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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