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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浩:“墨学”政治思想中的“人治主义”精神

更新时间:2016-09-13 00:50:09
作者: 朱浩  

  

   【摘  要】:墨学在先秦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政治思想的鲜明特征是其洋溢着“人治主义”精神。因此墨家主张“尚贤”,并力图构筑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以取代“世卿世禄”的政治格局,力图形成社会精英共治的国家政治体制。但是在上古时代墨家的政治理念极难为民人知晓,于是墨者将政治正义论寄托于鬼神和对于“天”的崇拜;在现实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墨者主张通过实行类似于法家的“术治”以从实现其政治发展的目标;时至今日墨者的政治思想虽有可取之处,但是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重新予以审视之。

  

   【关键字】:墨学;政治思想;人治主义;

  

   朱浩,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思政教研室

  

   “墨学”于上古风靡一时,《韩非子》论曰:“世之显学,儒墨也。”[1]墨子的政治理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何以获得普泛的流传呢?这不得不从墨学思想的主旨处入手了,诚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2]引文中大约概况了墨家思想的全部内涵,即“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非礼”等多个方面。这些政治主张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而言确实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随着周礼的崩溃,既定的“礼制”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墨学”重视“人治”的政治主张则逐渐得到形成和发展。这种 “人治主义”于当时而言,对应了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童书业在《春秋史》中认为:“西周和春秋是个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同时“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 [3]的过渡,思想的进步带来的是时人对于政治发展的全新度量。

  

   伴随周室东迁,王室衰微,政治处于极度混乱的背后却是全新的政治理念、新颖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确立,在这其中“人治主义”精神得到广泛的认可。近人梁启超在论及此问题过程中约略的认为,先秦时代无论何种流派的政治思想大致包括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这些自然法则适用于政治,便会产生“最圆满的理想政治”;[4]“君位神授,君权无限”;[5]同时已经意识到了“民众政治之必要”,“但从没有想出个方法叫民众自身执行政治”;[6]以“‘天下’为最高目的,国家不过与民族同为达到这个最高目的中之一阶段”。[7]由此梁启超将“儒”、“墨”划为“人治主义”的范畴,其合理性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其中“墨学”中的“人治主义”相较于儒家、法家而言,更有其自身的特色,此确有深入钻研的必要了。

  

   一、“人治主义”的重心:对于“尚贤”的解读

  

   “人治”的重要特征存留于强调“士”阶层对于政治的管控,这就意味着在政治治理过程中智识阶层将会扮演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而政治系统是否能够实现有效的运转亦寄托于此等阶层,这意味着需要充分考虑到“士”阶层的构筑,“士”阶层在政治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士”阶层为基础的精英政治模式如何恰当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士”阶层的构筑是“墨家”“尚贤”主张产生的重要前提,“士”在春秋战国时代代表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中坚力量,诸侯之国争相以延揽“士”作为其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恰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这句话虽说平淡无奇,但却富含对于“士”阶层的期待,诚如赵氏注所说:“叟,长老之称,尤父也。”[8]梁王见孟夫子以“叟”相称,可见当时诸侯各国对于“士”为代表的社会“贤达”阶层的礼遇和重视,亦论证了“士”阶层在当时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墨子首篇亦同样论述了“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9]引文中墨家首先论证了“士”关系到国之兴亡,关系到政治决策的“成”与“败”,所以提出了“缓贤忘士”国家必危的观点。故重视“士”,用“士”居于“人治主义”政治思想中的第一位。

  

   重视“士”的同时意味着必须有效的发现 “士”,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作为国之栋梁的“士”发挥其价值的前提是必须为外部世界周知,才能获得展现其才能的机遇,“冯唐易老”和“李广难封”的反例正印证了这个观点。何谓“士”呢?墨子的认为“士”与凡夫俗子的区别存留于看待事物的视角有不同:“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10]“士”严于利己而宽于待人,与此相反者则为市井之徒;“士”人百折不挠,以实现政治价值目标为至上追求,这是一般民人所不及之处。除此之外,墨子主张打破先秦时代“世卿世禄”的官人传统,倡导以全新的人才标准选择“士”,这种打破血缘、门第出身的用人准则,极大的解放了 “士”阶层,冲击了处于没落中的旧贵族,在广泛的范围内带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11]不仅如此,举贤“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12]质言之,如梁启超所言:“墨子生孔子之后,时势变迁,越发急转直下”,而同时“墨子又是个极端的人”,“他认为旧社会整个要不得,非从根本推翻改造不可”。[13]而在这过程中“尚贤”则是从本源入手促进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互动,使得刻板的社会结构得到重塑和生机,而真正能够挑动社会发生变革的是谁呢?“士”首当其冲。

  

   发现“士”是硬币的一面,但如何才能使“士”发挥应有的价值则是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了。“士”必须得到民人的认可,需要拥有自己的威权,因此树立“士”的权威和威权则是用“士”的重要前提,所谓“威权”即是拥有一种专断的力量,不容许他人轻而易举的反对;谓“权威”者,乃是强调“士”的号令必须得到广泛的服从,不能被拒绝,墨子说:“‘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14]足见墨子政治思想中“爵位”象征着对于“士”的认可,“爵位”的高低可以判断出“士”才能的优劣,而“禄”则向民人展现出国家对于“士”的认可,而“政令”则是“士”运用“权力”治理事物的体现,所以“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15]但是从墨子的言谈中并非所有的“士”都会得到“爵”、“禄”、“权”,如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墨子则摒弃之,他说“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所以齐景公听了这番议论后“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 [16]质言之,墨子所崇尚者乃是实行主义的“士”;所反对者则是空谈义理,无法致用的道学家。

  

   在这种观点的牵引之下,“墨家”学说倡导的政治实则有类于构筑一种全新的政治架构,从某种程度而言此与柏拉图的政治观点有相当多的雷同之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家的掌握在少数的“理性阶级”手中,而“理性的阶级,人数最少,它在兵士阶级的支持下,负责统治国家。这些统治者是在受教育的历程中从兵士阶级中选拔出来的。”[17]此处二人观点的共通之处存于强调智识阶层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个群体在国内占据着少数,但是其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政治权力才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通过上述的论证,笔者认为墨子的政治主张中“尚贤”观点的提出与儒家思想中的类似观点有极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对国家概念的不同定位,所以有观点强调“儒家论国家之起源始于家族”,反之“墨子则以为纯由公民同意所造成”。[18]对于这种对比前者比较准确,《礼记》论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19]《礼运》中的论述指明了儒家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家”的政治勾画,将国家比喻成一个家庭,君主犹如子民的父母,于是父慈子孝为代表的家庭伦理道德则泛化为普泛的政治规范于是在儒家视角之中对于贤能的重视流于“学而优则仕”和“仕而优则学”的窠臼之中,社会贤达只不过充当统治阶层的政治治理工具。

  

   与之相反的是墨者的尚贤立足于构筑一种全新的政治架构,质言之他否定了君主独裁,力图构筑一种社会精英阶层合治的政治系统,否定集权的威权存在,力图通过统治阶层内部的有限度的早期民主形式实现政治运行的平稳和构筑良性的政治发展轨道,所以墨学中强调:“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20]据此在《墨子·尚同》篇中道:“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21]于是梁启超认为墨子强调国家的元首出于“人民‘立’”,而同时亦是“人民‘使’”。[22]其后方授楚认为,墨家学说发展到后期国之元首产生乃是“改天选,为民选”,[23]今人有研究此问题时提出墨子的政治思想中“王位传给其统治范围内的最智慧、最贤良的人。其实这也是一种选举制度,”所以“墨子的选举制是:民选+王选”。[24]笔者认为上述论断不确,墨子在《尚同》中倾向于构筑政治精英共治之下的国家体制,质言之即构筑一个“士”的政治联合体,这个群体或者组织有共同的政治架构,但更重要的是有某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支撑,能够拒斥非本阶层的意识形态,然后由这个特定的阶层产生出合乎其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所以除了国之元首外,“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25]所以墨子的政治理想中“士”阶层垄断了国家的治权,诚如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论证的那样:“最好的政体理解为一种贵族制”,当然这个所谓的“贵族”并非吾人传统意义上以财产、血缘度量而产生的特殊社会阶层,反之却是“公开致力于追求美德的纯粹统治”。[26]墨子学说中对于“士”阶层的重视大概亦体现出了“贵族政体”的影子。

  

   二、“人治主义”政治正义论的精神寄托

  

胡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墨子“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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