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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文 张祥云: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苏联解体有关吗

更新时间:2016-09-11 16:53:59
作者: 周尚文   张祥云  

   这一决议草案送到病中的列宁手里,列宁很快表示异议。列宁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始终把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放在首位,认为它是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危险,而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批评了这个方案,并写信给全体政治局委员,认为“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建议把“加入”俄罗斯联邦改成同俄罗斯联邦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他强调说:“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可见,斯大林与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主张“加入”,一个主张“平等联合”。斯大林表面上接受列宁的批评,同意不用“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提法,但在方案中有关机构设置等具体规定上,一概保留原方案的条款,他不承认自己“操之过急”,反而指责列宁“操之过急”,并说列宁这样做会助长“民族独立分子”,“而有损于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

   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他给加米涅夫送去的一张便条上写道:“我宣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要绝对坚持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坚持!”全会虽然接受列宁的意见,整体上否定了“自治化”方案,斯大林作了“让步”,但留下一个尾巴,即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不能以平等地位直接加入联盟,而是要先组成“外高加索联邦”,然后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一起组成苏联。这实际上是一个妥协方案,仍保留着“自治化”方案的大俄罗斯主义色彩。1922年12月30日,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全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述四个国家正式联合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联盟条约还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从成立过程看,苏联是由4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或称共同建立)而成,它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体现了列宁的精神和主张。但由于历史、人口、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人在联盟内部占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这是无疑的。苏联成立后不久,列宁就患病离世。斯大林执政时期,外高加索联邦解散,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分别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来又通过疆界划分等方式,有一批中亚国家加入苏联,最多时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由于斯大林实行强权政治,后来加入苏联的国家表面上看是“自主自愿”的,实际上或受制于地缘政治,或受制于某种压力而加入,最明显的是二战爆发初期波罗的海三国完全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加入的。斯大林本人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十分突出,当年列宁就曾不指名地指出,一些非俄罗斯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比俄罗斯人更为明显。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独立共和国加入联盟是自主自愿的,并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后来的苏联宪法都保留了这一条。然而,在斯大林的专权以及苏共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下,“自由退出”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说,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下,苏联形式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从成立苏维埃国家联盟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都同意联邦制国家,在相关宪法和相关法律文件中,规定加入联盟“自主自愿”,并拥有“自由退出”的权利,这些也没有分歧,分歧只在于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方式与原则。斯大林的主张违背了列宁一贯倡导的民主、自愿、平等的联合原则,以及让步、谨慎、耐心的工作方针,将俄罗斯联邦置于了其他共和国之上。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除去大俄罗斯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一因素外,内战时期各共和国军事、经济联盟方式对斯大林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各独立共和国的军事、经济机构是作为苏俄的相应下属机构存在,当时,各独立共和国对此不仅是接受的,而且是自愿的。斯大林“自治化”草案的中心意图就是要把战争时期的这种联合方式,变成和平发展时期各共和国相互关系的一种常态。这里斯大林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内战时期各共和国的军事、经济联盟是在面临内外敌人共同威胁,为确保革命政权生存而建立的,具有特定的针对性、临时性的特点。而在构建联盟国家的问题上,其联合方式将会变成一种固定的联盟国家体制而被长期执行。因而,各独立共和国对此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设计者与决策者,斯大林不仅对此未给予充分而审慎的考量,反而不顾时间、条件的变化与限制,试图通过“自治化”方案使各共和国的联合“一步到位”。可见,列宁批评他在这个问题上“操之过急”,是完全正确的。

  

二、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

  

   列宁逝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约30年。在这期间,斯大林领导制定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不可否认,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确实取得了巨大功绩,但也不容忽视,他在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中也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

   斯大林当政后,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由于党国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日显严重,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原则几乎全部被抛弃,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自主权完全丧失,其结果是联邦制严重变形,加盟共和国形同虚设,实际上苏联已经变成了中央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当政初期,斯大林也曾感到,民族问题的解决将是长期的、困难的。可是,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改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6年,他在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认为在苏联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因而各民族间互不信任心理已经消失,真正的兄弟合作关系已经建立,民族问题已基本解决。斯大林的这一估计,把复杂的民族问题简单化了,客观上掩盖了民族矛盾,造成对民族问题的轻视与忽视,对后来历届领导人的民族政策也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苏联民族问题的积存。

   事实上,在斯大林当政期间,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已经积存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有一个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愈向前推进,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会愈加猖狂,阶级斗争会愈加尖锐,并认为“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纠纷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在这种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党政机关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纠纷,混淆了敌我之间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一些民族矛盾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并用极其严酷的政策加以处置。20世纪30年代初全盘农业集体化期间,斯大林采取大批流放和镇压富农的措施,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能幸免。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运动中,不少民族地区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也被无辜扣上“民族主义”帽子而被关押、遭杀害或被迫自杀。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卫国战争开始后,对一些少数民族实行强制移民,此刻强制移民的规模大,范围广,后遗症十分严重。强制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某些民族有人通敌为由而实行集体强制迁移。1941年末到1944年初,苏联当局将日耳曼、克里米亚鞑靼、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卡拉恰伊等民族集体强制迁移到中亚等地,并撤销原先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

   2.对新占领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批迁移。1939、1940年苏军先后进入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国家和民族中有许多人对此行径表示不满和抵抗,苏联当局就驱逐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仅波罗的海地区就有40多万知识分子和农民被强制迁往西伯利亚等地。

   3.对某些与邻国民族相同的苏联少数民族,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强制迁移。如卫国战争中,将苏联境内的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芬兰等民族居民迁往边远地区。此外,对一些少数民族中不可靠的人也实行强制迁移。如1949年,因所谓“亚美尼亚反革命地下组织”一案,就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迁往阿尔泰地区。

   斯大林的这种强制移民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统计,仅卫国战争期间迁移的人口达500万人。由于突然的大规模集中迁移,仅移民过程中就有50多万人死于非命。这种做法激起了受迫害民族的强烈不满,成为苏联晚期爆发民族危机的重要诱因。

   其二,民族问题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矛盾已基本消除。此后,苏联不再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不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关闭了全国几乎所有的民族问题学术研究机构。苏联原有250个民族区域和5300个民族村的行政建制被取消,斯大林断言苏联大约只有60个民族。人为地缩小民族问题,不仅掩盖了苏联国内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特别是俄罗斯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也直接损害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利益。这首先反映在指导思想上,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前后,斯大林的态度明显改变,不再将“大俄罗斯主义”看作是“主要危险”,在同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将重点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转变为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苏联的国家结构中,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在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都有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机构,唯独最大的民族俄罗斯没有共和国一级的独立建制,这意味着联盟中央与俄罗斯是合为一体的,俄罗斯即是苏联,苏联即是俄罗斯,俄罗斯代表着苏联,它标志着俄罗斯族在联盟国家中拥有特殊地位。

   其三,在民族文化政策方面,片面歌颂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以行政措施推广俄语。1934年1月,党和政府决定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在斯大林亲自过问下,历史学界开始重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对沙俄时代一系列内外政策的阐述也有了变化。例如对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以及少数为沙俄建立了“功勋”的将领作了片面的评价和歌颂。1934年,斯大林在《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说恩格斯对沙皇政府的反动作用做了“过高估计”,反对公开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与此同时,苏联当局却禁止和限制歌颂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作品出版,关闭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在推广俄语方面,1938年苏联通过专门决议,在一些民族地区强制推行俄语。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又提出了俄罗斯民族是“领导民族”的论点,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将俄罗斯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违背了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党政宣传机构和书刊对此大加宣扬,将苏联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完成五年计划,打败德国和日本侵略者、解放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等,统统归功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三、后斯大林时期民族问题的积存和苏联解体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重大误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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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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