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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

更新时间:2016-09-08 09:52:30
作者: 节大磊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同盟政治当中,如何成功地约束盟国,使之放弃损害自己安全利益的政策?在事关双方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项上,约束一方需要传递两种可信的信息:一是约束一方认同被约束一方的战略目标;二是约束一方反对被约束一方的策略手段。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这两种信息的可信性较易相互削弱,这也正是约束盟国的困境所在。在美国约束以色列的案例中,奥巴马政府成功地结合了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使之放弃了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案例中,布什政府对后者几乎无条件和全方位的长期支持使得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之间严重失衡。萨卡什维利政府有恃无恐地对南奥塞梯使用武力,从而引发了俄格战争,也标志着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以及格鲁吉亚的两个案例一方面为论点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约束盟国的困难性。

  

   【关键词】联盟;可信性;战略安抚;策略施压;美国;以色列;格鲁吉亚

  

   【作者简介】

   节大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国际安全、两岸关系、中美关系。

  

   国际政治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和倾轧,其激烈和复杂程度常常不逊于敌对国家之间的斗争。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所言:“只有敌人的人体会不了什么叫做复杂;惟有有朋友的人方能理解。”[②]本文研究的是在涉及双方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上约束盟国的成败。[③]即使是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国,其安全利益也只是部分重合,那么在安全利益相左的时候,其中一方常常需要约束另一方的行为。这种约束并不容易成功。事实上,并不鲜见的情况是,即使是同盟中较为强大的一方,也对相对弱小的盟友无视其利益和要求的行为无可奈何。约束盟国如何才能成功?本文认为,在事关双方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项上,约束一方需要传递两种可信的信息:一是约束一方认同被约束一方的战略目标;二是约束一方反对被约束一方的策略手段。两种信息的可信性较易相互削弱,这也正是约束盟国的困境所在。下文先进行文献回顾并指出约束联盟的困境之本质,再以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和格鲁吉亚的案例来初步验证论点,结论部分进行总结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  对现有研究的文献回顾

  

   结盟行为向来被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看作是一种抗衡行为,亦即为了自身的安全进行的所谓“外部抗衡”。[④]其原因在于,在安全和生存受到威胁时,处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需要借助他国的力量来弥补自身的不足。[⑤]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文献指出,国家之间的结盟动机其实多种多样,而“外部抗衡”可能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有的时候国家非但不抗衡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强国,反而与其结盟,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分享战争果实(比如日本和意大利在一战中加入协约国的行为)。[⑥]此外,国家也可能是为了改善与一个潜在对手的关系而结盟(比如一战前“三皇同盟”中的俄奥关系以及英法、英俄协约)。[⑦]有时,国家还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盟友而与其结盟(比如冷战期间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同盟关系)。[⑧]事实上,国家结盟的内在动机以及盟国之间的互动之复杂性不逊于同盟间政治,因此同盟内政治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⑨]

  

   约束盟国是同盟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约束的任务之一是如何劝阻盟国采取损害自己安全利益的政策。约束盟国无外乎施压和安抚两条路径。大多数的学者把重点放在如何对约束对象进行有效的施压。格林?施奈德(Glenn Snyder)在其经典著作中,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约束盟国的成败:一是约束者威胁施压的可信度;二是被约束者与第三方敌国利益冲突的程度;三是被约束者对同盟的依赖程度。[⑩]简单来说,施奈德认为约束盟国的关键所在是约束国对被约束国有多少压力杠杆可资利用。杰瑞米?普莱斯曼(Jeremy Pressman)进一步提出,只有约束者真正愿意动用其权力资源,约束才能成功。[11]这种看法与施奈德的观点一脉相承,都是把重点放在威胁和施压,迫使被约束者放弃其既定政策。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文献强调安抚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很多时候这些文献探讨的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约束盟国也很有启发性。无论是采用“正向制裁”“绥靖”,还是“承诺”等不同名称,这些研究都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比威胁施压更能影响他国的战略选择。[12]就约束盟国来说,安抚的重点在于让被约束者相信,有其他策略手段可以实现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战略目标。

  

   约束盟国的困难在于,无论是施压还是安抚,其效果都有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有效地施压固然可以让被约束国有所顾忌,甚至停止可能损害约束国安全利益的行为;但是也完全有可能形成另一个相反效果,亦即被约束国认为约束国作为盟国无法依靠,自己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其既定政策,导致约束失败。另一方面,安抚固然也可以让被约束国感到自己的安全有所依托,不必追求既定政策也能维护其安全利益,进而改弦易辙;但是也完全有可能使得被约束国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约束国都会站在自己一边,进而继续采取冒险政策,导致约束失败。也就是说,施压和安抚都有可能带来成功,也都有可能导致失败。这两种约束手段效果的不确定性,就是约束盟国的困境。

  

   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是,把施压和安抚结合起来可能是约束盟国的最佳手段。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施压和安抚所传递的信息常常是相互矛盾、相互抵消的,如何才能有效结合两种手段?本文认为,两种手段需要体现在不同层面:战略上安抚、策略上施压。换句话说,约束国需要传递两种具有可信度的信息:一是认同被约束国的战略目标;二是反对被约束国的既定策略。需要指出的是,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的结合,只能缓解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约束盟国的困境,因为如果控制不好二者的平衡,还是会滑向失败。

  

   所谓战略安抚,是指约束国采取的有助于被约束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政策宣示和具体措施,而策略施压是指约束国采取的明确反对被约束国策略手段的政策宣示和具体措施。战略和策略都具有相对性,需要具体议题具体分析:某一个层面的战略可能在另一个更高层面上属于策略范畴,而某一个层面的策略可能在另一个更低层面上属于战略范畴。[13]约束盟国的成功即意味着被约束国放弃了其既定的策略手段。就本文的两个案例来说,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其策略手段是预防性军事打击,而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的战略目标是解决领土问题,其策略手段是使用武力。对于美国来说,约束盟国的成功意味着以色列放弃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策略手段、格鲁吉亚放弃武力解决领土问题的策略手段。

  

   以色列和格鲁吉亚均不是与美国有条约关系的正式盟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美国的非正式盟国。[14]同盟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既有或潜在的安全合作关系,而是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既不是其本质特征,也不决定这种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15]美国和以色列虽然没有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是两国之间有一系列的协定、备忘录以及其他有关安全合作的安排,美以关系的紧密程度也超出了美国与不少正式盟国的关系。美国与格鲁吉亚的安全合作关系历史较短,但是发展迅速。首先,美国大力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2008年4月的北约峰会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声明格鲁吉亚将最终加入北约。其次,美国为格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其训练军队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最后,如后文所述,在俄格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官员建议采取有限军事行动帮助格鲁吉亚,而格鲁吉亚方面最初更是对美国及北约抱有很大期待。[16]总之,美国和以色列以及格鲁吉亚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盟约,但是其互动关系完全可以放在同盟政治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以及美国和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博弈来验证理论假设。两个案例固然不可能对理论假设进行全面系统的验证,但是两者均是方法论上的所谓“困难案例(hard case)”。[17]也就是说,按照常规的理解,美国约束以色列的困难程度要远远大于约束格鲁吉亚,然而事实却是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这就恰恰凸显了本文所提出的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相结合的理论假设的解释力。具体来说,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说明美国约束以色列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约束格鲁吉亚。首先,就相对实力而言,尽管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格鲁吉亚都无法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前者的军事实力和核武库是后者难以企及的,因此以色列更具备单边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在涉及核武器的问题上,以色列常常采取单边行动并且无视美国的警告和反对。[18]其次,美国国内存在着强大的亲以色列势力和游说集团,对美国行政部门的对以政策构成了实质性的限制,[19]而这是格鲁吉亚所缺乏的。最后,从面临的可能对手来看,尽管以色列的对手伊朗实力不容小觑,但是格鲁吉亚想要挑战站在南奥塞梯背后的俄罗斯则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以上三方面因素都显示,美国约束以色列可能会失败而约束格鲁吉亚应当成功,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无论是被约束国对约束国的依赖程度(同盟的非对称性)、被约束国与敌对国家的相对实力还是约束国的国内政治,都无法很好地解释美国在这两个案例中的成败。这样,战略安抚与策略施压能否有效结合成为另一个解释路径。

  

   二  美国约束以色列

  

自从2002年伊朗的地下核项目曝光之后,以色列就一直在表达高度担忧,因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都是极大的威胁。[20]以色列政府的“战争二人组”——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自2011年底开始利用各种场合明示或暗示以色列有可能会对伊朗使用武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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