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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徘徊与摇摆: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集体困境

更新时间:2016-09-04 15:43:18
作者: 阎小骏 (进入专栏)  

*香港回归的仪式感带来丰厚的政治意味

  

   香港回归时,电台访问我,问我期望甚么,我说香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学,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在民间,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发觉我在港的很多朋友并不赞成游行的口号,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政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记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Archive2.cfm?File=201302/feature/01a.txt&Page=2]

  

   香港社会在政治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摇摆和不确定性成为回归后特区管治的一个重要障碍,也是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之间建立政治信任的重要障碍。巩固的国家认同的缺失,不但影响到香港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定义,而且阻滞了回归后的香港特区与祖国内地建立起和谐、健康的相互关系,同样影响了香港在后殖民时期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平等交往。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央政府把香港作为完全可以信赖的国家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实在太低──因为金融安全首先需要有政治安全的保障。2014年北京临时取消亚太经济贸易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在香港召开的安排,是中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做法;但直接反映了在当前的政治状况下,中央政府对以香港为场所开展国家级经济外交活动存在的安全顾虑。这仅止是京港之间的政治信任关系被摧毁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香港的心结

  

   毋庸讳言,香港社会和中国内地在二十世纪都曾经历过十分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过程。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上的迷失,与这些历史进程所造就出的极为复杂的心理图景是分不开的。就北京而言,要了解香港政治的困局以及寻找帮助香港走出困局的道路,就需要了解香港社会真正的心结所在。

  

   在香港社会色彩斑斓的集体心理图景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必然是香港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而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避难者心理。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内地频仍的战争和政治动荡,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与内地得以隔离开来的香港,成为很多战争和政乱受害者逃避厄运的避风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这些「逃港者」所奠定;无论循正常还是非正常的途径来港、无论是因为躲避国共内战还是逃避文革,无论是由于个人的政治抑或经济动因,这些在不同时期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江谋生的南下移民都有或多或少的逃难者的形象和心态。而香港当代社会的构成,从源头讲,除原居民外,就是由这样不同的逃难者组成的环环相扣的小区所构建的。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中国内地保持安全距离,并永远保持香港作为政治经济避风港的地位。由于逃难者生活的不安定和艰辛,也是他们之间的组织网络更加依靠熟人之间的信任、而排斥陌生人(特别是新到的陌生人)的加入。内部团结而对外排斥几乎是任何型态的避难者小区所拥有的集体心理,香港自不能外。同时,由于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和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但这种集体心理传承到年轻一代,便造就了香港社会对中国母体实际上总是或明或暗持有一定的恐惧和厌恶心理;经过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在二十一世纪形成香港社会极难建立起与中国内地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

  

   其次,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进程也造就了深藏在香港社会集体记忆之中的受害者心理。香港的华人移民,很多是中国内地历次政治动荡、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心理主要表现在持续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这种敏感也可以部分解释香港社会为何在不少时候会给外界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甚至香港社会有时会如同唐吉诃德(Don Quijote)般同自己制造的风车作战。正是因为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敏感,使得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政治化──不少实际上并不特别涉及政治的社会问题、经济议题甚至民生议题都会被包装上对权力的恐惧幻想,从而被政治化。如京港高铁的建设计划、双非儿童问题、单程证移民问题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殖民阴谋」、「政治操弄」、「中港融合阴谋」而受到非常政治化的攻击和指责。2012年1月,几位香港市民在尖沙嘴海港城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零售店橱窗外摄影时,遭该店保安以保护橱窗设计知识产权为由予以阻止。涉事市民声称,D&G职员曾表示若果是中国大陆旅客,则可以摄影。此事被发布于本地网上讨论区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1月8日,近千名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于下午3时许到风波起源的D&G分店外聚集表示抗议。集会期间,不断有人高呼「可耻」、「道歉」等口号,亦有新人专程前往拍摄婚纱相、毕业生拍摄毕业相以示对示威活动的支持。事件持续数日,最终以D&G总部发布道歉声明而告一段落。D&G事件是香港社会自回归后集体心理中尚存的「受害者」一面的集中爆发。

  

   伴随者受害者心理而来亦有「弱者」幻想;即便是在己方已处在绝对优势地位的领域,也会时刻感到有可能被攻击或消灭的危机。譬如,对于代表香港本地社会的文化标志广东话和繁体字,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北京实际上从未有过任何要做出更动的政策或措施;甚至广东省的粤语广播电视能够在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中得到例外优待,也正是以照顾港澳观众的理由而得到北京首肯的。但香港社会也会对明明处于极为强势地位的粤语和繁体字产生莫名恐慌,并在不少方面反应过激;连正常的、对香港中小学生个人前途有利的有限普通话教育也认为是来自北京的政治打压,更为极端的人士甚至指责访港数日的内地游客不能用粤语交流、是对本地文化甚至「高度自治」的践踏。这不能不说是受害者心理在日常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体现。

  

   再次,与香港特殊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还有香港社会对深圳河以北的政治体系所长期抱有的政治帝国幻想。这种政治帝国幻想是多面的、复杂的。它既包括香港作为中国南端的一城对政治母体的依赖,又包括香港自我描画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弱者形象与庞大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母体之间在权力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的不平等与不平衡。香港人的俚语中习惯于称呼中央政府为「阿爷」,成也阿爷,败也阿爷。举凡股市、楼市、汇市甚至经济景气的涨涨跌跌,无不被香港社会用阿爷来作解释。这种市井的逻辑却真实反映了体积庞大的中国本土在香港人的集体心理中所投射下的倒影。香港人集体心理中的帝国幻象激发出其作为想象中的、受到权力欺凌和威胁的「弱者」的高度自我防护意识。因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办法以及行为结果无不与面对庞大的中国本土时内心的恐惧和无力感紧密相关。在中央商讨香港回归事宜时,香港中产阶级曾爆发的「移民潮」即是明显例证。(见图表3-2)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一两年在香港兴起的「城邦自治」、「自主修宪」甚至「独立建国」等思潮,无不是由这一政治帝国幻想所带来的恐惧感在本地政治思潮层面的展现。

  

   最后,深藏在香港社会独特的集体心理背后的还有历史形成的优越感和代际相传的对于中国内地政权的负面情绪。中国内地和香港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所经历的迥异的历史过程,使得两地之间无论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还是管治质素、司法保障方面都曾存在鸿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在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下趁机得以飞速发展,成为了国际知名的自由港、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更是让这座城市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散发出炫目的光彩。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差距,使得香港社会对于中国母体往往抱有强烈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由于历史的惯性,被传承到回归之后,令香港社会往往以固有和静止的心理和观念模式看待正在以惊人速度经历发展变化的中国内地,由此形成观念上落伍于时代的落差。

*图表3-2  1980-1992年每年出境移民人数[ 本图根据港英政府布政司署的统计数字制成。 ]

  

   另外,香港在历史上作为主要接纳来自内地的避难者的自由港,人口的来源和组成结构亦决定了香港的第一代移民多数对中国内地的政治权力抱有天然的、程度不一的负面情绪──从厌恶、恐惧到抗拒、反对──并且通过家庭和社会教育将这种情绪传递到年轻一代。香港社会在看待和处理与中国内地关系的集体社会心理背后,深藏着这种优越感惯性和获得性仇恨互相纠结浸染而产生的复杂情绪。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心理往往是不论意识形态分野,为政治意识型态光谱上处于左、中、右不同位置的香港社会群体所共同拥有。

  

   回归以来香港人的集体经历同样不断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里增加新的内容和凝聚力。2003年香港全城在传染性疫症的威胁之下,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对抗疫魔并取得胜利,这使得香港人在回归后第一次通过共同经历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在中国文化里,「共患难」从来都是建设共同体认知的最有效途径。

  

   另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则是2010年8月23日突然发生的马尼拉人质事件。当日上午九时半(马尼拉时间),被革职的菲律宾国家警察前高级督察罗兰多.门多萨(Rolando Mendoza)持枪劫持了一辆载有香港旅行团的旅游巴士,车上共有25名人质,大多数为持有不同旅行证件的香港人。香港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持续报导,特别是晚间该事件进入最后关头时,香港各主要电视台都进行了现场直播。无数香港人聚集在电视机前,当看到枪手行刑式射杀人质时,香港社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共同的愤怒和无助。事件共造成香港居民九死七伤。在随后的外交交涉过程中,香港社会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同仇敌忾,向两任特首(曾荫权和梁振英)领导下的港府施加了巨大民间压力。这种创伤性的共同经历和记忆,大大加速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二十一世纪的构建和深化。

  

 香港社会的独特的集体社会心理是同这个城市在上一世纪及本世纪所经历的独特历程无法分开的;它来源于香港社会的共同记忆,也是构成香港社会集体身份的认知基础。不能不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的不少构成要素对于未深入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来说已经过时、甚至可笑;然而,作为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记忆和情绪,改变起来是非常缓慢的,不可能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发生暴风骤雨式的剧变。在理解和处理香港政治困局的过程中,如果不承认甚至无视香港社会现实的集体心理和共同记忆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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