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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国际人权与死刑

更新时间:2016-08-27 23:48:19
作者: 邱兴隆 (进入专栏)  
作出了限制死刑的进一步规定。

   1.严禁恢复死刑。《美洲人权公约》第四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死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虽然有“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的规定,但是,严格说来,它既不是一般地反对推迟或者阻止死刑的废除,也未禁止废除死刑的国家恢复死刑。因为一方面,它所反对的只是援引公约的条款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而不反对援引公约的条款以外的理由而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另一方面,它对既已废除死刑的国家是否可以恢复死刑持沉默与放任态度,不持反对态度。而《美洲人权宣言》明确禁止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恢复死刑,无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将对死刑的限制推进了一大步。

   2.排斥对与政治有关的犯罪的死刑。《美洲人权公约》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政治犯罪或有关的一般犯罪不得处以死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没有对政治犯罪排斥死刑的规定。《美洲人权公约》将政治犯罪以及与之相关的犯罪明确排斥在死刑的适用范围之外,意味着任何政治犯罪以及与之相关的犯罪均不得被视为可以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从而从犯罪的性质的角度进一步缩小了可以适用死刑的范围。

   3.扩大不得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美洲人权公约》第四条第五项除认同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关于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的规定外,还规定对“超过七十岁的人不得处以死刑,对孕妇也不得处以死刑”。《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没有规定不得判处死刑的年龄上限,关于孕妇,其也只规定了不得执行死刑。据此,即使犯罪人年老,对之判处死刑也并不违背国际人权法的限制,同时,既然所禁止的是对孕妇执行死刑,那么,在孕妇不再成其为孕妇亦即在其分娩之后,对之执行死刑便是允许的。然而,按照《美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对超过七十岁的人与孕妇均不得判处死刑,这意味着在该《公约》效力所及范围内,对这样的任何人判处死刑都构成对犯罪人的生命权的侵犯。显然,相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美洲人权公约》对死刑的适用对象的限制更为严格。

   1984年5月25日《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作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的正式的国际文件得以通过,其关于死刑的限制性规定无疑是对国际人权领域限制死刑的态度的重申与发展。从其内容来看,相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它对死刑的限制更为明显得多。

   1.进一步明确了可以判处死刑的范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规定了死刑只得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但是,它并未就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作出明确的界定,这样,基于各国对最严重犯罪的认识不一,将本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作为最严重的犯罪而适用死刑的情况在所难免,确立死刑的适用标准而旨在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的初衷难以真正实现。而《保障措施》第一项明确规定,最严重的犯罪的“范围应理解为不超出有致死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故意犯罪”。对最严重的犯罪的这一解释使得死刑的适用范围更为特定,死刑的适用标准更为明确。虽然《保障措施》关于“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用语仍有可能引起歧义,因而不可能绝对杜绝将不属最严重的犯罪当作最严重的犯罪而判处死刑的情况的发生,但是,《保障措施》不但明确了最严重的犯罪只能是故意犯罪,而且将“致死的后果”作为了“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参照系,因此,相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使用的“最严重的犯罪”这一概括性术语,其更为明确、具体与范围更严格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

   2.确立了轻法溯及死罪的溯及力原则。《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禁止按照事后法适用死刑,亦即所禁止的只是溯及既往的死刑,而未就犯罪时法规定可以判处但审判时或者行刑时法没有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判处或者执行死刑作出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判处死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框架内可以视为是合法的。然而,《保障措施》第二项明确规定,“如果在犯罪后由法律规定了一种更轻的刑罚,则罪犯应该因此而受益”。这意味着在依照犯罪时的法律可判死刑而依照审判时或者行刑时的法律不可判处或执行死刑的情况下,不得判处或者执行死刑,而只得判处或者执行新法所规定的轻刑。显然,这一关于轻法应该溯及既往的死罪的规定标志着国际人权法在对死刑的限制上又进了一步。

   3.扩大了不得执行死刑的对象范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就孕妇作出了不得执行死刑的规定。而《保障措施》第三项将不得执行死刑的范围扩大到了新生儿的母亲以及精神病患者。这一规定实际上构成对不得执行死刑的对象范围的补充性限制,使得执行死刑的对象范围更为狭窄。因为《公约》既然只规定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那么,至少在逻辑上,孕妇一旦分娩,对其所判处的死刑便可以执行,而《保障措施》规定死刑不但不得对孕妇而且不得对新生儿的母亲执行,实际上避免了对刚分娩的妇女执行死刑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公约》没有禁止对精神病患者执行死刑的规定,对这样的人执行死刑在《公约》范围内具有合法性,而《保障条款》明确禁止对这样的人执行死刑,等于宣告了在《保障条款》的框架内,对精神病患者执行死刑是非法的。

   4.提出了对判处死刑的严格的证据要求。《保障措施》第四项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这是就判处死刑的犯罪所作出的严格的证据要求,也是《保障措施》相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显示的对判处死刑的更为严格的要求。因为后者没有作出这样的具体规定。

   5.强调了死刑的正当程序。《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在第十四条就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以及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作出了规定,但是,它未就死刑诉讼作出特别的正当程序的规定。而《保障措施》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就死刑诉讼提出了特别的正当程序要求,尤其强调了必须保障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有可判死刑之罪的人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以及只有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才能执行死刑。这标志着《保障措施》就死刑的适用提出了相对于《公约》的更为严格的程序限制。

   6.授予了死刑受刑人以硬性上诉权。《保障措施》第六项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寻求向拥有更高审判权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这些上诉必须被受理”。这既赋予了死刑的受刑人以上诉的权利,又赋予了国家以确保上诉得到受理的义务,从而使死刑的上诉权成为了硬性的亦即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剥夺的权利。而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硬性上诉权的确立既为避免错杀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也为控制死刑的适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而构成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又一更为严格的限制。

   7.增设了执行死刑的期间限制。《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上诉或采取诉讼程序或与赦免或减刑有关的其他程序期间,不得执行死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一规定意味着,任何死刑判决只要仍处于上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或与赦免或减刑有关的其他程序期间,便不得视为生效的判决,从而为死刑判决通过上诉或者其他程序得以减免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

   8.规定死刑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没有对死刑的执行方式作出明确的要求。而《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这意味着在多种可以致死的方式中,只有给受刑人所造成的痛苦最少的方式才是国际人权法上认为合法的死刑执行方式。虽然这样的规定对于减少或者控制死刑的适用与执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但是,它对于减轻死刑受刑人的痛苦,实现行刑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不妨说是国际人权法上对死刑的排斥态度的进一步体现。

   继《保障措施》之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又在其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年/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并将有关限制措施进一步具体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了应该“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刑或者被执行死刑”。这样,原有的对死刑的适用对象的限制得以扩大到了老年人。

   以上分析表明,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标志,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由放任转向了限制,而且,这种限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限制的程度越来越严格。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扼其要者,可析列如下:

   其一,国际人权组织的影响。自《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后,大批国际人权组织在国际人权舞台上活动频繁。这些组织,无论是在《宣言》通过前既已存在的还是在《宣言》通过后新成立的,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人权运动,并对国际人权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及大赦国际等,对国际人权法上限制死刑的对策的形成与稳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但直接通过了《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限制死刑的国际文件,而且,在1973年5月16日专门作出决议(1745号),请求理事会秘书长每隔5年定期提交关于死刑的分析报告,而且将该报告提交犯罪与刑事司法委员会会议、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便了解、监督各国死刑变化与实施情况以及联合国有关限制死刑的文件的贯彻情况。因此,它对限制死刑的国际人权对策的形成的影响最为直接与重大。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但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起草者,而且,还受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指派,承担关于司法外、简易或任意处决等调查并起草这方面的报告的事务,它对于限制死刑的国际人权对策的形成的影响不言自明。大赦国际虽然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且直到1961年才成立,但是,它自一成立就将限制直至废除死刑作为其宗旨之一,并为此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且不说它利用一切机会关注死刑在世界各地的适用情况、在其出版物上公布所了解到的死刑信息、发表废除死刑的言论乃至直接致函适用死刑的各国政府或知名人士号召限制与废除死刑,或者直接以顾问身份参与联合国有关死刑的会议与讨论,仅就其所制定的几个文件而言,其对国际人权法上限制死刑的态势的形成的影响便可见一斑。早在1977年,大赦国际即在斯德哥尔摩专门举行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大会,并通过了大赦国际《斯德哥尔摩宣言》。在该《宣言》中,大赦国际敦请“国内的与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以集体或个人的努力提供旨在废除死刑的资料”,同时敦请“所有政府造成死刑的立即而彻底的废除”。在1980年,大赦国际联合42个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顾问身份的有关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第六届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了《废除死刑的联合声明》,“呼吁保留死刑的所有政府停止死刑的使用;呼吁联合国大会发布一项宣言极力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呼吁关于人权的所有非政府组织在国内与国际范围内作出每一努力,以确保死刑的废除”。在1981年,大赦国际甚至通过了《关于医务人员参与死刑的声明》,“宣布医务人员参与处决构成对职业道德的违反;敦请医务人员不参与处决”。

其二,国际人权理论的发展。国际人权的发展总是与相应的国际人权研究的发展同步。国际人权法上限制死刑的态势的形成,最明显不过地打上了国际人权研究的烙印。国际人权理论的发展使个人的权利得以凸现,而生命权作为第一层次的人权之首倍受关注,“生命权是人权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源泉”,成为了国际人权界的共识。对生命权在人权中的这一首要地位的肯定与关注,使国家有无剥夺罪犯生命的权利以及严重罪犯是否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等与死刑密切相关的问题相应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组织提出了人人享有生命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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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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