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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死刑的效益之维

更新时间:2016-08-27 23:42:23
作者: 邱兴隆 (进入专栏)  
死刑当然是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一种选择。在这里,死刑是作为遏制危害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犯罪而存在,其所保护的权益当然是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而在中国人现有的价值观念之下,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都是价值高于个人的生命的社会权益。

   其次,假如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如:不具有致人死亡的可能性的人身犯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等等,即使肯定死刑是有效的,死刑也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因为既然死刑是遏制不具有剥夺人的生命的可能性的人身犯罪、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的手段,那么,即使死刑能够收到遏制有关犯罪的效果,受其保护的也只是生命权之外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与经济权利等。这样,死刑便成为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其因代价大于回报而构成一种无益的刑罚。

   最后,假如死刑被分配于所剥夺的权益是人的生命的犯罪,仅凭死刑是否有效,我们无法肯定或者否定死刑是否有益。因为要肯定死刑有益,我们便必须肯定死刑所保护的生命量大于其所剥夺的生命量,而要否定死刑有益,则我们必须肯定死刑所保护的生命量小于或者等于死刑所剥夺的生命量。这里,死刑是否有益,关键在于证明死刑所保护的生命量是否大于死刑所剥夺的生命量。然而,这是一个无法证明的问题。因为虽然我们可以确定特定国度在特定时期死刑所剥夺的生命量,但我们无法确定特定国度在特定时期死刑所保护的生命量。毕竟,我们难以知晓有多少潜在的受害人之所以没有受害,是因为死刑慑止了潜在的杀人犯。

   综上所述,关于死刑是否符合作为刑罚的效益的要求之一的有益性的要求,结论有三:其一,假如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大于人的生命的犯罪,死刑是有益的;其二,假如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小于人的生命的犯罪,死刑是无益的;其三,假如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是人的生命的犯罪,死刑是否有益是无法证明的。

  

   (四)死刑是否节俭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权的刑罚,而人的生命权是人至高无上的权利。人的所有其他权利都依附于人的生命而存在,人的生命的丧失意味着人的一切权利的终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死刑构成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亦即成本最高的刑罚。既然死刑是成本最高的刑罚方法,那么,按照作为刑罚的效益的要素之一的节俭性的要求,死刑只有在具有最大的回报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因此,死刑的回报是否大于在严厉性上轻于它的刑罚,亦即死刑是否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构成考察死刑是否符合刑罚的效益价值要求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从个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单纯的逻辑推论似乎都支持死刑的边际效果的存在。

   就个别预防而言,终身监禁,即使不考虑犯罪人被减刑或者假释的可能性,其在剥夺犯罪人再犯罪的能力方面,也似乎不如死刑有效。因为死刑在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同时也就彻底剥夺了犯罪人再犯罪的能力,而被终身监禁的罪犯至少在如下三种情况下具有再犯罪的可能性:其一,其可能越狱逃跑,并在越狱后继续作恶;其二,其可能对同监犯施暴,实施杀人或者伤害之类的犯罪;其三,其可能加害于监管人员。

   就一般预防而言,人的生命既然构成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其对人的意义当然大于人身自由,相应地,作为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的死刑远比仅仅剥夺人的人身自由的终身监禁严厉。而一般地说,人对刑罚的畏惧程度是与刑罚本身的严厉性程度成正比的。刑罚越严厉,人们的畏惧感便越强,刑罚越轻微,人们的畏惧感则越弱。这就决定了死刑的威慑力应该大于终身监禁。

   然而,关于死刑在个别预防方面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果的以上结论,因一种特殊的考虑而未必支持我们得出死刑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个别预防边际效益的结论,而关于死刑在一般预防方面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的边际效果的以上逻辑推论,则因难以得到实证研究结论的支持而同样难以支持我们得出死刑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一般预防边际效益的结论。

   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个别预防边际效果,只是从死刑在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方面比终身监禁彻底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实际上,死刑在剥夺再犯能力方面的这种更大的效果,是以增加了死刑的成本为代价的。虽然死刑的剥夺再犯能力效果大于终身监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问题在于,并非每一犯死罪的人都可能再犯罪。而我们迄今尚无法准确地判断,在犯死罪的人中,究竟哪些人可能再犯罪。这样,我们对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剥夺再犯能力的边际效果的追求,便不得不冒将本不可能再犯罪的人处以死刑之险,以至为了剥夺一名罪犯的再犯罪的能力,可能付出多处死几名甚至几十名罪犯的代价。因此,实际上,死刑的相对于终身监禁的更大的剥夺犯罪能力的效果,不只是以死刑比终身监禁更为严厉为代价,而且还伴随着更多地处死罪犯的代价。当我们将视角不仅仅限于死刑具有比终身监禁更大的剥夺再犯能力的边际效果,而是放眼于对死刑的这种边际效果的追求必然以多处死罪犯为代价,那么,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便未必是死刑在个别预防方面的边际效益大于终身监禁。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用死刑处决了100名杀人犯,其效果是挽救了50名无辜的潜在受害人的生命。而在所处决的100名杀人犯中,实际上只有50人可能再杀人。假设在没有死刑存在的情况下,50名潜在的无辜者的生命无法挽救。那么,表面看来,挽救这50名无辜者的生命是死刑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果。但是,由于为了挽救这50名无辜者的生命,多处死了50名本来不可能再杀人的杀人犯的生命,因此,死刑相对于终身监禁的个别预防边际效益等于零。由此看来,关于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果虽然是肯定的,但是,关于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却是无法实证的。

   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一般预防边际效益,也许可以从美国学者艾利克关于在美国每处决1名谋杀犯可以挽救8名无辜者的生命的实证结论中得到有力的支撑。因为假如艾利克的结论成立,那么,死刑的投入产出比便是1:8,而这凭终身监禁是无法实现的。换言之,死刑的这一投入产出比,正是死刑相对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所在。然而,一方面,艾利克的结论经多方考问,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恰恰与艾利克的结论相反地表明,死刑的废除或保留,对犯罪率的升降几乎没有影响。 基于这些考虑,即使我们不能断言死刑在一般预防方面不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我们也至少应该说,死刑在这方面的边际效益是无法实证的。

   既然无论是从个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都无法证实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的存在,我们不得不得出死刑相对于终身监禁未必是一种必要的刑罚的结论。据此,我们不能不说,死刑未必是一种符合作为刑罚的效益性的要素之一的节俭性的要求的刑罚。

  

   (五)结语

   通过对死刑是否有效、是否有益与是否节俭的追问,死刑的效益之维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而对这幅图景的解读所得出的结论,则更值得我们深思。

   死刑有效,是一种定论。正由于这是一种定论,其成为了现行中国死刑政策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几成信念的一种支撑。中国刑法在立法上之所以死刑罪名繁多,在司法上之所以死刑的适用频繁,尤其是每遇治安形势恶化,即通过从重从快的政策杠杆,重用死刑,无不是基于对死刑的预防犯罪的效果的追求使然。单纯地从对死刑的效果的追求来看,这一切也许无可非议,因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职能。然而,问题在于,刑罚的效果决不等于是刑罚的效益,将刑罚的效益理解为对刑罚的效果的追求,实际上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使对刑罚的效益的追求停留于刑罚效益的初始的层面。其结果必然是在对刑罚的效果的追求的表象背后,牺牲了作为刑罚的效益之要素的有益性与节俭性。这种只求刑罚的效果不顾刑罚的成本的死刑政策,似到了应予以深刻反思的时候。否则,中国治安形势的稳定以牺牲过多的社会成员的生命为代价,以至刑罚有效无益,以及不计刑罚成本、浪费刑罚资源的实践,将不但得不到纠正,而且,还会在死刑有效的信念支撑下愈演愈烈。

   死刑是否有益,取决于死刑被分配于什么样的犯罪。假如说,在中国现行刑法中,死刑之被分配于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放火、投毒、爆炸、决水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正当性,可以从死刑所保护的价值大于所剥夺的价值即死刑有益中得到证明的话,那么,死刑之被大量分配于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犯罪、非侵犯生命的人身犯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受贿罪,则不但无法从刑罚的效益对死刑的有益性的要求中得到支持,而且,还因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而完全背离刑罚的效益对死刑的要求。因为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地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之类的观念,从而人为地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价值。看来,即使国家着眼于死刑的有益性而决定保留死刑,对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罪、非侵犯生命的人身犯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贪污受贿罪之类所侵犯的权益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废止死刑,也势在必行。至于说所侵犯的权益是人的生命的犯罪,亦即故意杀人、抢劫杀人、强奸杀人、绑架杀人等犯罪,如果我们从死刑所保护的生命量有可能大于所剥夺的生命量着眼,决定维持现行刑法中对其分配死刑的规定,在死刑的实际适用上,我们也应该持慎重态度。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在这种情况下,死刑使多于被处死刑者的潜在的被杀者幸免于死,是一个有待实证而无法实证的命题。

   死刑具有相对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果,无疑是中国现阶段保留并广用死刑的重要根据。然而,要使死刑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而构成一种必要的刑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果,而是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在死刑的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无法证明的前提下,对死刑的任何保留与适用,都意味着一种冒险。更恰当地说,是以牺牲国民的生命为赌注的一场赌博。既然如此,如果国家决意保留并运用死刑,其便必须承担证明这种冒险或者赌博的正当性的责任。而事实上,国家因证明不了死刑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而难以承担证明用国民的生命冒险或者赌博的正当性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立足于刑罚的效益价值而对死刑的任何边际效果的追求,都很难说真正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换言之,对死刑的边际效果的追求,实际上很可能让国民的生命做出无谓的牺牲。因此,立足于刑罚的效益价值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向国家发出停止以国民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废止无法证明是必要的、节俭之刑的死刑的呼吁。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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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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