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的20世纪过去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生于1913年的习仲勋亲身见证和经历了这一个激荡的世纪。在国难当头与和平建设的岁月，他的选择，他的拼搏，他的升迁，他的坎坷，他的思考，他的主张，他的政治际遇，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解读习仲勋，能够挖掘出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寻找21世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出发点。这是我们民族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曾举行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上，好多与习仲勋共过事的老同事发了言，官方也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的发言做了权威评价。由陕西省委组织编纂的《习仲勋传》（上下两卷、字数达两百万字）得以公开发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习仲勋纪念文集》（字数达62万字）也得以出版，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在中央台播映。这样的纪念规模，不能说小了。然而，仅靠官方的解读似乎不能说清习仲勋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他的重要却往往被政治风云所遮蔽。仅仅靠旧有的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无法真正读懂习仲勋。读懂习仲勋，原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最近，笔者翻阅了几本有关习仲勋的传记，渐渐觉得，这个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份量远远没有被当世的人们评估到位。
最容易被人所忽略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是一位始终没有丢弃做人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
可以说，习仲勋代表了中国的正能量，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他始终没有因服从组织决定而丢弃做人的良知。习仲勋承继了当年司马迁倡导的“国士”遗风。正因为这一点，他在晚年自我评价说，他一生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没有整过人。在中共政坛一直干了七八十年，敢做这样的自我评价的人目前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个人。
习仲勋是一部耐读的大书。
现在， 我们就来读一读习仲勋这部大书。
一、大树有根
他生在一个勤劳厚道的家。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生在陕西富平县习家庄一个普通的农家。父亲习宗德为人宽厚而又性格刚直，他的家教很严厉，他虽然没上过学，终生为农，在一家水烟铺子做过工，他见多识广，知书达理，他期望孩子们以农为本，做勤劳正直的人。当习仲勋和弟弟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带他们下地干活。还给习仲勋的妹妹买来一架纺车，让跟着妈妈学纺线织布。习仲勋的母亲生性贤良，精心侍奉婆母，起早熬夜，劳作不息。在她病逝时，各种染色的土布和做好的衣衫、鞋袜就装满了一板柜。生活于一个勤劳和谐家庭中的习仲勋，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感悟甚多，这是他一生坚守做人底线的基础。
他自小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习仲勋在9岁的时候，由他父亲送到相邻的都村小学读书。以后升入立诚学校，转入县城高小，最后考入三原第三师范。正是在他的启蒙老师郭培生以及后来的校长严木三等一批老师的教诲下，习仲勋广泛涉猎中国文化典籍，逐渐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悟到了三秦大地浸染几千年的、由司马迁倡导的“国士”之风，这成为他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立世之本。
他很小就投身革命。在立诚高小上学时，习仲勋在校长严木三的引导下，接触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立诚学校，习仲勋13岁就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5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习仲勋便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随严木三到乡下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习仲勋14岁时就因为卷入学生运动而坐牢。此事缘由是这样的，1928年3月，习仲勋刚刚考入三原第三师范后不久，学校就发生了“三师毒案”。此时，正是国民党当局掀起全国性的白色恐怖时期。在三师，校方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指使下，迫害进步学生的行动逐渐升级，该校的党团组织和大多数学生与校长和训育主任发生严重冲突，训育主任魏海搜集到了参与学生运动的黑名单，其中就有习仲勋。此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作出了除掉魏海的决定， 最后安排一名学生将一种“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教师灶的稀饭锅里，部分教师中毒后呕吐腹泻，地方当局派人追查，逮捕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名进步学生和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在狱中，年仅14岁的习仲勋在武廷俊的领导下，英勇不屈，守口如瓶，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给大家掷地有声地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由于他的表现突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经过历时4个月的牢狱生活，习仲勋和其他9位学生被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宣布释放。
习仲勋被释放回家之后，安分守己的父亲习宗德因儿子犯事积郁成疾，在这年的11月离开人世，时年43岁。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6个年幼的子女。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习仲勋过早地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但是，面对国家的危难，受过党的教育和坐牢洗礼的习仲勋已经立下报国大志，他认真想了自己的处境，他想继续上学，可因为坐牢，谁也不愿收他这个学生。就在这时，1929年，一场天灾爆发了，关中地区久旱无雨，乡民哀鸿嗷嗷之声，弥漫全境。树皮被剥光了，富平全县每日饿死74人，多则218人，全县因灾饿死一万多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两年之后，习仲勋的母亲也因肺病离开人间，几个孩子拥在母亲身旁哭作一团。他们跑到外婆家，叫来外婆料理后事，此时的习家，已经穷得连棺木也买不起，只好将母亲的尸体搁在门房。过了没多久，叔母也去世，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一大家子人先后三人去世，习仲勋一家濒临绝境。此后，在五年之久的灾荒中，习仲勋的大妹妹秋英和三妹妹夏英先后因病去世。
在双亲离世之后，习仲勋的心情十分沮丧，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他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大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以前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少年漂泊者》，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他从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一书中得到启示，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了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习仲勋16岁时就受党组织派遣，泪别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里之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他先后担任支队二连见习官，二营二连特务长。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利用营委书记身份在进步士兵中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组织。1932年3月，习仲勋发动了“两当兵变”，但由于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到埋伏，兵变失败。兵变失败后，习仲勋找到了刘志丹，开展游击斗争。他在二十岁时就得到刘志丹的特别信任。他的坚定，他的胆识，他的勇敢，他的智谋，获得刘志丹的高度赞赏。1934年2月，只有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刘志丹前敌总指挥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将陕甘边区、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任苏维埃主席，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对习仲勋十分尊重。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他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21岁的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他的行动真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正人先正己”，这是习仲勋很早就奉行的准则。
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穿衣吃饭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对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陕甘宁根据地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剿下存活下来，最终救活了中央红军，救活了党中央。可以说，中国倘若没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这一批杰出的领导人，中国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
二、九死一生
习仲勋23岁时就遭遇了生死劫。
1935年8月，正当刘志丹、习仲勋开创的陕甘宁根据地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党中央派左倾分子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这帮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挥舞党的大旗，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出击”。这帮人到了农村，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搞得鸡犬不宁。9月份，在这帮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剥夺了由刘志丹执掌的军事指挥权，决定进行“肃反”，建立了政治保卫局，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阶级路线，开始抓人捕人。他们从前线调回刘志丹，刚到就逮捕。然后就逮捕了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关押期间，晚上睡觉也将习仲勋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左倾分子朱理治、郭洪涛亲自审讯，叫他自首。习仲勋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在当时，左倾分子给陕北干部张秀山鼻孔里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了不要紧，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面的干部全是好的。”与此同时，在前方，极左分子发起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用活埋的办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准备活埋一批陕北干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惨遭杀害。一时间，原本轰轰烈烈的西北根据地变得人心惶惶，危机四伏。
1935年9月，由张闻天、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南部地区。在哈达铺，毛泽东从警卫战士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小报上读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毛泽东大喜过望。9月20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干部讲话中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从这里到那里不过七八百里路程。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地区吴起镇，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即派陕北人贾拓夫携带电台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的消息，便将情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下令：停止拘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从中央来解决。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保卫局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屋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人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闻。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把这些人埋掉。谁也没想到党中央会这么快赶到这里，解救他们出狱。由王首道等人组成的五人小组经过审查，确认错误肃反中强加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罪名纯属不实之词，即予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得以重见天日。
可以说，由毛泽东、张闻天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遭到国民党部队围追堵击时找到刘志丹，也就此找到了一条生路，正是借助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一批陕北干部创建的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不会是后来这个样子。
三、中流砥柱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差一点儿被极左分子杀害的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们。毛泽东和习仲勋一见面，就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原来，毛泽东早就知道习仲勋这个名字。那是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刚刚抵达陕北根据地时，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了一些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从此，毛泽东便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 毛泽东见习仲勋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从习仲勋的家世、经历，一直谈到他当前的工作。毛泽东对于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很高的政策水平，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头脑清醒，办事干练，印象很深。毛泽东鼓励习仲勋今后要大胆为党工作，党中央是信任他的。
习仲勋解除关押后，曾先后任环县县委书记、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书记等职，他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奉献精神，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凭着习仲勋坚守的人性，他在当年延安整风时期抵制和纠正了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对青年学生和老师的迫害。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就拘捕了260多名干部，红色恐怖搞起来了，搞得人人自危。康生当年从苏联克格勃那里学来的那一套现在配上了用场。1942年7月15日，康生以中央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就有百余人，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受其影响，习仲勋主持的绥德地区也在康生和其他派来的干部的催促下蔓延开来，绥德师范等单位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当坦白者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时，习仲勋清醒了，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强烈的震颤和焦虑不安，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看到了1935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他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胡说乱说，就会起到特务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作出了关于审干工作的九条原则。习仲勋从绥德师范入手，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他煞费苦心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的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习仲勋组织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引导大家深刻认识“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左”的错误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在绥德，习仲勋与一大部分党外人士结成朋友，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绥德县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邓宝珊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邓宝珊触动很大。1943年6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双方进行了倾心交谈，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交往。此后，邓宝珊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对促成邓宝珊最后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万余名延安干部到全国各解放区，在此时，习仲勋被任命为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组织国民党部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由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遭到胡宗南部队的重兵围追，中央军委批准王震部队返回延安。为迎接王震部队，毛泽东在一个月时间内多次亲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部队作出周密安排，习仲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命组织边防部队接应三五九旅，圆满完成任务。
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围攻延安的关键时刻，习仲勋利用他与胡景铎的个人交情，策动了胡景铎横山起义，有力地扭转了延安的战局。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说，胡景铎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1947年，中共中央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习仲勋出任政委，在一次次的反围攻战斗中，彭德怀与习仲勋通宵达旦研究敌情，组织了青化砭伏击战，歼灭国民党部队2900余人，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首战胜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习电报，祝贺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此后二十天，彭、习又组织了羊马河伏击战，全歼胡宗南集团一三五旅4700人，活捉代旅长。此后二十天，彭、习又组织了蟠龙镇攻坚战，全歼一六七旅6700余人。三战三捷，共歼敌14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企图，稳定了陕北大局，胡宗南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基于抗战。
此后，彭德怀、习仲勋又奉中共中央之命进军陇东、三边地区，取得胜利，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在四个月时间内，习仲勋历经较大战役8次，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11000余人，俘敌1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这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就有96份之多。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习仲勋同年长自己15岁的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筹谋军机，常常在一个土炕上睡觉，在硝烟战火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地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中央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毛泽东要求各大区、各部门领导每两个月至迟一个季度写一次综合报告。习仲勋的报告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具体事例和数字，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常常转发各大区参考。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时，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问题，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了解西北情况，制定政治和社会改革各项工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听了薄一波的评价，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了！”
在西北地区，习仲勋确实是“炉火纯青”，干了一系列漂亮事：
当年，中共中央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由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得以流传，一系列的异常情况，使多年来从事基层实际工作的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习仲勋很快就到基层调查，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一些地方把店铺大部查封，一些地方贫农会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带着这些情况，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会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会议期间，习仲勋应毛泽东之约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如实地反映了自己对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习仲勋的汇报对党中央纠正土改过程中左的偏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习仲勋着力纠正左的偏向，他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后复信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在子洲县，习仲勋停留了九天。了解到了不少极其恶劣的土改斗争情况。西北局将习仲勋的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央。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无疑是十分宝贵和及时的。它挽救了不知多少本来就不该杀的地主、富农。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的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报超一级的批准。他指出，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他提出，不要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他指出，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毛泽东收到习仲勋报告的第二天，复电习仲勋，完全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并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错误，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48年4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解放了生产力，绝大多数地区老百姓心情舒畅。
在这之后，习仲勋根据西北五省区的实际，有区别地、分步骤地领导了农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得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相对于其他地区搞得较为平稳。以后，有人指责“西北地区土改不彻底，右倾”。因为习仲勋总是把握了一条重要原则，他不愿意把任何运动搞得极端化，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主张，就是先做好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要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出来赞助土地改革，至少要保持中立，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改得和平些，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宽对待，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不妨带点和平分地的味道。中央肯定了这一做法。
当彭德怀率领部队进军新疆遇到大雪封路的恶劣情况，是习仲勋克服千难万险，筹集军需供给，确保支前任务的完成。
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资源储藏丰厚而经济极端落后的现状，审时度势，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的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打胜仗，这就是我们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建国初期，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物价剧烈波动，1949年11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7月底平均上涨3.7倍。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60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1949年12月底又上涨了243%，其中14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81%。这种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西北局从河南、安徽等地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在这同时，西北局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推销对象主要是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为了培植经济增长点，习仲勋下了很大功夫。他按照《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国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利用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此举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他在工人代表大会上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说：“在私营企业要经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下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一方面资本家不能再随便打骂、虐待、开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采用罢工、怠工等办法对付资本家，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平等、两利，这样，资本家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拿出更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减少工人失业，增加生产。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工人今天要提意见搞斗争，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不是斗争使得资本家不敢开门，不敢搞工业，而是敢于搞，乐于搞，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工人同志必须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解决。”
面对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彭德怀、习仲勋用心构筑西北建设蓝图。早在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三年经济建设规划，决定今后三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并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大规模的勘测，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必须把一批干部由行政工作改为经济管理人员。根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的方针，西北军政财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提要》开宗明义指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提要》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认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提要》提出了三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根据西北经济建设规划，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一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基本弄清了甘、青、宁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测陕西的石油储藏情况。习仲勋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看到西北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1951年5月27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他向中央详细陈述了开发西北石油的设想。他这种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大力争取下，西北石油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带动西北经济的龙头产业。
在西北局，习仲勋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的持续发展做好了准备。在当时，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消了农民的顾虑。习仲勋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建国初期，西北地区交通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彭德怀、习仲勋把修筑铁路作为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工作，194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在向毛泽东报告1950年西北地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时提出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外，还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为了修筑铁路，习仲勋为此整体运筹，天兰路于1952年 8月23日全线贯通。
在西北局，习仲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为稳定西北局势，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西藏问题极为棘手。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清朝政府国力孱弱，对西藏的统治效能降到最低点。中华民国建立后，对西藏的管理逐渐恢复，但由于内地一直处于不安定的战争状态，加上美、英等国家的挑唆，到1949年西藏上层集团在拉萨发动驱汉事件，限令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在两周之内离开拉萨，并派出“亲善使团”出使印度，准备前往英、美、法等国游说，谋求西藏独立。这时，美国直接插手，派出人员同西藏上层人士频繁接触。西藏面临着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西北局和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对保护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民作了周密安排。彭德怀还在此前到班禅驻地塔尔寺访问。彭德怀和习仲勋指定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长范明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十世班禅及其随行人员同意与中央政府合作。西藏以前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在其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受到西藏人民的高度信仰。解放西藏，处理好宗教问题是一个关键。达赖和班禅，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黄教始祖宗喀巴的两个弟子。几百年来，各有其地位和统治地区，其中达赖的实力和影响占优势。班禅则主要在后藏日喀则等三大寺院地区有影响，比较多地倾向于中央政府。以后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唆，达赖和班禅两位宗教领袖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因惧怕达赖噶厦加害而出走内地，十世班禅即位后仍未回到西藏。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有利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祖国统一。在解放西藏、护送班禅回西藏的过程中，西北局做了大量工作。昌都战役的胜利，引起西藏高层人士的极大震动，达赖集团几经权衡，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对在西安迎送班禅，习仲勋作了精心安排，他率人到机场欢迎，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心朋友。1951年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的响应和努力下，终于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快了进军西藏的速度。自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西藏后，扎什伦布寺及其所属百姓由达赖噶厦政府管理，按照《协议》规定，应交回班禅堪布会议厅接管。1951年9月19日，十四世达赖终于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致电十世班禅，欢迎他即速起程回寺，并表示在其进入西藏后，沿途各地派乌拉做好运输工作。此时，十世班禅进藏的时机业已成熟。按照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习仲勋于12月12日乘飞机从西安前往兰州，然后经西宁到达塔尔寺拜会十世班禅，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欢送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习仲勋对年轻的十世班禅言必称“佛爷”。那时，班禅只有13岁，习仲勋对他的那种亲切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2月18日，习仲勋给护送班禅的行辕人员300多 人作了一次报告。针对入藏干部的思想状况，习仲勋指出，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脑来思考，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习仲勋要求进藏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和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要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多种方式深入到各地去了解情况，对十世班禅要多帮助，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一行经过千辛万苦，历经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顺利到达拉萨，当天，十世班禅会见十四世达赖，结束了29年前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状况，开创了实现西藏民族团结的新局面。
在西北局，习仲勋执行中央指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新疆解放后，在以王震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左倾”路线。在牧区改革问题上，新疆分局同西北局产生了分歧，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在听取了西北局和新疆分局的汇报后，决定1952年6月2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讨论新疆土地改革包括牧区改革问题，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批评了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上所犯的错误，指出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同时提出新疆土地改革、宗教工作应当注意的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这些意见是与西北局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议决定改组新疆分局，由王恩茂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7月初，习仲勋受中央委派，抵达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分局第二次党代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在牧区改革中的政策和策略，他的报告，他的处理方式，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此后，新疆牧区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四、如日中天
1952年8月，习仲勋奉调中央，担任中宣部部长。
此时的习仲勋，真可谓“如日中天”。
他成为毛泽东部署的“五马进京”的“五马”之一。这“五马”分别是：高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局第一书记，被称为“东北王”，调回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西南局第一书记，调回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饶潄石，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从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由西北局第二书记调回北京接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五马进京”是毛泽东有意削弱刘少奇班底和周恩来班底的一步重要的棋，可惜的是，没过多久，“五马”在毛泽东布置的一盘棋中走得乱作一团。首先爆发的是“高岗饶潄石反党集团事件”，一贯刚愎自用的高岗听信毛泽东的挑唆，飞扬跋扈，向刘少奇挑战，过早地暴露了毛泽东的意图，结果被刘少奇、周恩来反戈一击，高岗败下阵来，毛泽东以牺牲高岗为代价，将高岗、饶潄石定为反党集团，高岗被迫自杀，饶潄石下狱。邓子恢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不支持毛泽东突飞猛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批为“小脚女人”，过了几年就坐了冷板凳。邓小平要比其他几位更善于揣摸领袖的意图，他很快就摸清了中央的政治格局。反高岗、反右、反苏修他都站在前列，只是后来支持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派。但毛泽东对他还是心中有数的，放逐了几年之后，委以重任，他试图纠正文革时的乱局，被毛泽东的几名亲信发现后，向毛泽东告发，由此落了个“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又被再次打倒。而恰恰是邓小平最懂得中国的政治，他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能量，复出后掌控了中国的政局。
“五马”中习仲勋数不上最惨，他的年龄最小，只有39岁，比高岗小8岁，但他比高岗要稳健得多，他对权力没有高岗那样过高的欲望，虽是从陕北出来的革命元老，但他不愿拉帮结派，不愿搞阴谋诡计，他的稳健厚道没有引起高层的防范，所以他比高岗、饶潄石的结局好得多。他之所以在1962年被毛泽东抛弃是因为毛发现他渐渐跟不上毛泽东那一出“搅得周天寒彻”的一幕幕大戏，毛泽东发动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趟趟运动就是要洗清所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走资派”，习仲勋躺着“中枪”也就成了迟早的事。
毛泽东把习仲勋从西北局调来担任中宣部长，而让多年的部长陆定一当副部长，在当时，确实令人感到意外。据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回忆：有一次，他同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南海划船，看见毛泽东一家人坐在岸上，胡乔木就将船划了过去，向毛泽东问候。这时候，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现在派一个人来接替中宣部长。是谁呢？就是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因此调他来做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改任副部长。
毛泽东这个安排让习仲勋很是为难。陆定一在党的七大以前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非常尊重陆定一，让这位老部长改任副部长，当自己的助手，总觉得不那么妥当。另外，他感到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历，担心难以胜任。他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说，自己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文化教育委员会方面，中宣部的工作仍然以陆定一为主来做。毛泽东则给他讲了一个耍蛇人的故事。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在中宣部长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任上，习仲勋倡导文艺界宽松环境。他说，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茬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点，但不要泼冷水，而是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的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这次讲话在与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此时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这位倡导文艺宽松氛围的领导人因为一部《刘志丹》小说竟能将他本人置于死地。
一年以后，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在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国务院的大管家。他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小到会议活动安排，重要出访代表团成员名单审定，大到国务院部门体制的设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重要的外事活动等等，几乎凡是国务院的活动，都有习仲勋的身影。习仲勋在工作中常常有话直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唯唯诺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在首都建设十大建筑，筹建部门曾经计划建造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过图纸，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周恩来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砍掉了。
习仲勋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明白人。很多人不知道，至今闻名世界的西安古城墙就是在习仲勋的竭力保护下得以保存完整的。西安古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的1370年在原隋唐长安城皇城墙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建筑，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古都和国际旅游城市，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大批游客来到西安，一看到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城墙，无不为之惊叹。这一世界奇观的保存，倘若没有习仲勋，那可能早已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时间是在1950年，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就曾经提出过拆除古城墙的计划。当时，由于长期战乱，西安古城墙遭到严重破坏，多处坍塌，城砖被人随意搬走。4月7日，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集体办公会议，把拆除城墙问题列为议题。讨论时，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当时并没有大的工业建设，仅仅是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他强调指出，一动就会乱，大家赞同他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使西安古城墙逃过一劫。1958年，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又有人提出拆除城墙了，这个动议得到西安市和陕西省政府的批准，城墙开始拆了。这时候，一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站了出来，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但是没有回应。于是，他们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1959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看到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这五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遂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之后，习仲勋又指示文化部研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问题。1959年7月1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1981年11月22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撰写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习仲勋阅读了这篇文章后，非常着急，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让他们查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于1981年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致函陕西省政府，由此使西安古城墙保护走上正轨。上世纪90年代初，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看望习仲勋，汇报西安古城墙保护情况，习仲勋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办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后代留下教育的实物。
五、良知在心
习仲勋能够阻挡一项国务院办公大楼的兴建，却阻挡不了毛泽东的“狂飙突进”。1958年，毛泽东发动“三面红旗”狂潮，“搅得周天寒彻”，他在掌握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的时候，早在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宏愿：“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可以大步迈向共产主义了！全国成为一座大兵营，党、政、工、农、兵、学、商，统统攥在手中，全国食堂化，吃饭不要钱，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赫然登出湖北麻城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天下奇闻。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8月12日，周恩来指示习仲勋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考察。9月，考察组先后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区考察调研。在考察过程中，习仲勋亲眼看到了一系列的荒唐事，到处是炼钢炉，到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人山人海的水利引水工程。他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老战友，直言相告说：“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但是，此时的张仲良根本就听不进这话。第二年春天，甘肃就发生了粮荒，饿死人的现象大面积发生。习仲勋回到北京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这年有十一二月间，习仲勋在武昌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他根据西北的情况发言。他认为，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全包全供，也不能说由集体所在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能说从社会主义跳到共产主义。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习仲勋的这些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然而，毛泽东是绝不肯认输的。1959年秋的庐山会议，没有给原本疯狂的大跃进运动降温，反而对提意见的彭德怀倒打一耙，会议开成了一个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会议。习仲勋见证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自己的老领导、老同事竟因为说真话而落到这等地步，习仲勋当时心如刀绞，可是在逼迫之下，也举拳头违心地表示同意对彭德怀的处理，他为此痛苦不已。
哀鸿遍野的现实迫使毛泽东的牛皮吹不下去了！他决定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带头深入基层。1961年4月，习仲勋率人到河南长葛县开展调查。
河南是浮夸的重灾区，长葛县又是河南冒进的重灾区。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从省到地区到县到公社层层粮食虚报产量，强行上交，饿死百姓无数。
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揪斗。”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政治犯问题，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吹牛说，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前往监狱调查，并看望这些蒙冤之人。 此时，刘毛已冤死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死刑。
习仲勋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死在监狱里！”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在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 习仲勋提出要看粮仓， 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面色大变。 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为难。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在长葛，有人说，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来过，中央部长级的干部来过不少，甚至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中央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个报告，结果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就不要理他！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赞赏。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
有一天，习仲勋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麦收后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这是干部们吹出来的。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说，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大伙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都在心里相问：习仲勋，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向中央请示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不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很难知道这个“胆识与担当”意味着什么。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那个时代叫作三面红旗。那个时候，层层干部为了得到赏识，睁眼说瞎话。彭德怀的“万言书”就是经过调查写出的真话，说三面红旗就是要老百姓命的政策。
习仲勋来之前，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公社、大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
习仲勋到来后，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一上来，就给习仲勋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你习仲勋好自为之，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串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户，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 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吃力不讨好。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习仲勋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说：“楚西酉书记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有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启发，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习仲勋发现：平均主义搞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习仲勋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公社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困苦，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当时，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习仲勋在河南就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在调查报告中，习仲勋援引当地宗寨大队支部书记的话说，只要你们不变，不再出点子，老老实实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缓过劲来，明年就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好光景。他用群众的反映和事实对公社食堂给予全然否定。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始终没有忘记人民。
他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说，我们坐在办公室，不了解下情，所以有些人认为来信来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的没人好人。国家测绘局要在修一建筑，用推土机一下推了58亩快要成熟的麦子。对此，习仲勋说，即使是花钱买地，但这种做法，老百姓也很有意见，甚至骂“共产党是什么党？”1954年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个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反映了当时统购统销方面食油和煤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等问题，他要求秘书在写这个报告时把人民群众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原汁原味地写进去。他认为这是农民敢于向人民政府说真话的表现。如群众在原来信中反映说，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有人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里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还有的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发生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习仲勋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这样的报告上报后，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方面加以解决。
1957年冬，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高台县农村干部的信，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现象。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又遇路费失窃，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的。阅读了这封来信，习仲勋心情沉重，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同时打电话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查处此事。
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收到一封某省群众反映生活困难的来信，同时寄来一包老百姓用来充饥的东西。工作人员拿去向习仲勋汇报，他仔细阅读了信件，并打开包裹，把群众吃的黑黢黢的东西放到嘴里咀嚼起来，他费力地吞咽下去，难过地向工作人员说，群众确实困难，就吃这些东西，这那里是人吃的！他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周恩来，立即派出调查组，弄清情况，组织开展了调运粮食的救灾工作，使重灾区的群众得到救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六、一落千丈
正当习仲勋为国民经济调整日夜操劳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猛然向他扑来，他由毛泽东极度欣赏的干将、国务院的大管家一下子沦为“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就此打入冷宫，改造和囚禁16年。此事受到牵连的人达到6万人，这是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支持过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当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的纪实小说《刘志丹》。
1956年前后，工人出版社约请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李建彤热情很高，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习仲勋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习仲勋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于是李建彤找到习仲勋，向他讲述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情况。习仲勋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赞同写成大部头的小说。李建彤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于1958年用纪实的手法以真人真事写出了《刘志丹》上、下卷初稿，成稿后送习仲勋征求意见。习仲勋见到书稿后，当面对李建彤说：“写这么大部头的小说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李建彤还是没有听从习仲勋的意见，坚持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还向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说，最好能劝劝李建彤不要写小说《刘志丹》，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的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难以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高岗这样的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习仲勋还对刘景范强调，对此我很忧愁，难道你就没有顾虑吗？
刘景范表示愿意劝说李建彤，但又向习仲勋说，她非写，我也没有办法。
李建彤的小说改出第五稿后分送中宣部和习仲勋等人审阅。同时，《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刊发部分章节。这时，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彥看到小说样本和报刊刊发的部分章节。他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谈话，结果话不投机，发生争吵，不欢而散。闫红彥从北京饭店打电话给习仲勋，问道：“写小说《刘志丹你是否知道？习仲勋说，1960年以前我不赞成写这部小说，后来同意了，并要作者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后再出版。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得知此事后，如获至宝，他虽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凭着他多年来学会的克格勃嗅觉，认为可以挥舞大棒的机会到了。在1962年9月1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会会预备会上，突然公布了高岗妻子李力群写的一份材料。材料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迫写出的，长达万言，其中有涉及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的不实之词。时隔三年之后，把这样的材料公布出来，其用意就是要加重习仲勋的罪责，同时表明要对习仲勋下手了。
习仲勋当即给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他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这封信第二天就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请假，他说：“我最好不要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9月24日，大会开幕，毛泽东在发表讲话时，康生向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的这番话，算是给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定了调。9月27日下午，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八届十中全会初步给习仲勋罗列的主要罪状是，小说《刘志丹》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书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被停职检查后，专案组指定专人对习仲勋办公室的文书档案进行了清理。
此后，习仲勋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学就是两年多。1965年12月，中央安排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这个厂，习仲勋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逐步掌握了一些电钳工技术，并能独立地组装部分部品。在这里，他和工人师傅处得十分融洽。他到师傅赵发劳家看望，看到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十分困难，就拿出一百块钱塞到赵发劳手里。他让厂保卫科的杜道杰领他去农村的家，详细询问家里的人口、劳力、收入、口粮、生产队的耕地、水利、农机具、收入分配等情况。工人们将他视为良师益友，经常给他送些红枣、核桃、柿子等让他尝鲜。
很快，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了，在毛泽东发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后，习仲勋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开始，缘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信赖，他对前景还抱有良好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与他的良好愿望完全相反。1967年1月，大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批斗，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勋也在劫难逃。
1967年1月4日晚，一帮人突然闯进习仲勋的宿舍，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勋面前。一个领头指着习仲勋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习仲勋对来人说：“能否向厂里汇报一下，做些准备，天明再走？”红卫兵蛮横地说：“现在就走！”
习仲勋说：“你们问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要拉我走，不行，那得中央说话。中央不说话，我不能走。”
红卫兵根本就不听习仲勋的，执意要带走习仲勋。习仲勋一看没有回旋余地，表示愿意去西安接受群众批判。他从容地拿起一个手提布包，回过头来叮嘱秘书范民新说，我走后你即向厂里和中央报告。红卫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罩给习仲勋戴上，推拥着他匆匆离开洛阳矿山机器厂，来到洛阳火车站，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造反派把他关在西安郊区的一所小学。1月10晚，习仲勋被拉到红安公司大礼堂批斗。1月24日，西安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陕西省领导等十几人被押往会场批斗。会后，被押上大卡车上游街示众。2月13日和16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时，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气愤地说：“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变成武化大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看到周恩来一脸怒容，造反派问周恩来怎么处理，周恩来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3月19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习仲勋即由西北大学被转移到省军区机关看管。在军管之后，习仲勋还被揪斗过十多次。造反派勒令习仲勋揭发“刘邓黑司令部”的问题。1968年1月3日，周恩来得知习仲勋在西安的处境后，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对习仲勋接回北京，实行监护，结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斗的日子。
监护期间，康生直接操纵的专案组加紧对习仲勋的审讯和定案，诬陷他是特务，里通外国，习仲勋拒不接受，据理力争。他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儿女见面的自由，八年过去了，他没有妻子和孩子们的任何音讯，更不知道他们的境况，上次见面还是在1965年12月。那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齐心，在习仲勋赴洛阳前专门请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后两人再没见面。他惦念着齐心，齐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心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与习仲勋没有划清界限，被康生列入500人黑名单之中受到审查，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之久。当时4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桥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安安到山西省运城地区临猗县插队，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插队，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上“五七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到工厂当车工学徒。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齐心于1972年冬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希望能与习仲勋见面。她在信中说，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仲勋了，请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我们在北京已无住处，请组织解决住房问题。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能解冻一部分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予以落实。
之后不久，习仲勋被专案组带到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方，齐心和孩子们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习仲勋，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没有见过孩子了，顿时热泪盈眶。面对两个女儿，他早已分不出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看着两个长大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习仲勋离开家时，近平11岁，远平8岁，这时已分别是19岁和16岁的大小伙子了。他看见孩子们哭了，近平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近平，你怎么抽起烟了？近平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习仲勋沉默了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见到近平时，他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近平，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习仲勋在困难境地送给儿子的一件礼物，习近平一直保存到现在。
孩子们问这问那，还问他在西安遭受批斗的情况，习仲勋破涕为笑，只说了一句话：“斗得不轻，但我的待遇最好。”
七、南粤定国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人间。不多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联手抓捕“四人帮”，中国的天变了！
解放了！解放了！人们奔走相告，人们眉开眼笑，中国天晴了！以儒雅著称的叶剑英元帅大展风姿，写出了一篇篇抒发情感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的，一大批共和国的元勋已经走了不少，仅存的，都已经走近了黄昏。就连那位当年最年轻有为的才子，21岁的陕甘宁苏区主席、35岁的西北局书记、39岁的中宣部长、46岁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也已经64岁了。残酷的政治运动剥夺了这位热血男儿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的大好年华。他，因为别人写的一篇小说被党一巴掌打入地狱，蒙难16年，此时还在河南洛阳管制。
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接踵而来，老人这才觉得该向党妈妈陈述他的冤情了，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习仲勋他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华国锋、叶剑英等，他的冤情现在可以说说了。胡耀邦，就是那个解放了数千万压在地狱中的杰出精英和普通劳苦大众的胡耀邦，他才真正做了一回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担任中组部长之后，接到习仲勋的申诉信之后，迅速作出决定，为习仲勋平反昭雪，让他出来工作。1978年2月中旬，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责成一名省委领导负责，迅速将习仲勋接回省委并护送到北京。
1978年2月24日到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习仲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那些熟悉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十分惊喜。对他们来说，人间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历经劫难，九死一生，今日能得以相聚，实在是一大幸事。会议期间，叶剑英接见了习仲勋，一来向他祝贺，二来代表党中央征求他的意见，安排他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在当时，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北京的政务和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省的工作实际上难以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78年4月6日，习仲勋出现在广东省党代会上。广东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创伤累累，百废待兴，百乱待理，局面纷繁复杂，工作任务繁重。习仲勋到任后，在了解到基本情况之后，决定从整风入手。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摆事实，讲道理，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参加整风的干部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使党内生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此后，习仲勋在广东全省开始整风，整风整出了是非，整风整出了方向，整风整出了政策落实，整风整出了干部群众的信心。但是，也有人不高兴，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此时，由胡耀邦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了中国的思想解放热潮。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发现了这一场讨论的重大意义。他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6月30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都有着重大意义。习仲勋引导大家回顾了广东省新中国成立29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广东省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食产量都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裕，主要是坚持以农业为主的方针，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工副业，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在当时，就真理标准的讨论，从中央到各级，分成了“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毛泽东时代搞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使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像《法门寺》的贾桂一样，站惯了坐都不敢坐。那一段大家都心有余悸，就连当年大智大勇的习仲勋也说他心有余悸，有人说他表态早了点，等等看看风向再说，但是习仲勋凭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但主持省委常委讨论，还发动下面也讨论。他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在原则问题上坚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在他的发动下，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部署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由此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局面。中山县有6万多人参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随后大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60多个被批判的“暴发户”平了反。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习仲勋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心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为了听到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习仲勋指示他的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那时，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贾延岩在北京路口，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在广东，习仲勋果断纠正了海丰县“文革”残酷迫害彭湃烈士母亲和亲属的冤假错案，果断纠正了“南方党”错案，果断决定退赔“文革”期间被无理没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财物，果断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在广东，习仲勋抓了一些大案的平反昭雪。庄辛辛案就是较为突出的案件。1976年4月初，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其中突出的是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工人庄辛辛。他于4月7日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写信说：“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庄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判，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78年7月14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庄辛辛案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勋参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恢复名誉。这在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由习仲勋亲自主持处理的“李一哲”案件更有影响力。“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1974年11月10日，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路口。大字报写了67页白报纸，长达2.6万字，署名为“李一哲”。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与法制，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传到内地，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江青说，这是解放以后最反动的文章，王洪文则扬言要组织一百万人进行批判。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先后组织了一百多场批判会和辩论会。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到广东后，便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勋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16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勋是个好人，对习仲勋寄予很大信任。
真的没有看错人。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习仲勋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那张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狱释放出来。1979年1月24日上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等省委常委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习仲勋在吸取他们意见后，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要注意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习仲勋还对他们过好春节做了安排。
这次谈话后，习仲勋感到李正天等人仍有怨气，有必要同他们再谈一次。春节过后，他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再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说，最初定你们写的东西为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为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但我也要承担责任。他对李正天等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诚恳地对他们说，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对待，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你们受那么多的罪，要控诉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这种错误路线我也反对，但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过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你们没有吧？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和吴南生写了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大会；三是强烈要求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员。
为了妥善处理这件事，2月2日晚，习仲勋开完省委一个会议后，于11点半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谈话直至2月4日凌晨两点半。习仲勋批评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的紧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说明要搞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情是常委会议决定的，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会议，实在抽不出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连续4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对他们提出的接见“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要求，习仲勋当即答应，说明天可以抽一个时间见一见。郭鸿志对习仲勋为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深为感动，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见。
4日下午，习仲勋兑现诺言，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员30人。习仲勋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产，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平反会，我就不参加了，广东人多，55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的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小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
2月6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肯定他们当时提出的民主与法制方面的问题是正确的，并阐述了省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该吸取的教训。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发言，一致拥护省委对于处理这一案件的决定。此事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大得人心。
会后，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报送中央的报告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在广东，习仲勋刚一到任，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冒着烈日酷暑，来到宝安。当时的宝安，一片荒凉。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破旧，破破烂烂。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田地里并没有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相通，一街相连。多年来，这里的从大多把偷渡外逃当作生活目标，从1952年到1977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次，其中外逃出去的有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全县总劳力的29.3%。在深圳的“中英街”，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勋心里很难受。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回到县城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起新房。
在此次调研中，习仲勋强调，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干部就是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实事的。
习仲勋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1978年9月25日，惠阳地区检察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就给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说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支持和鼓励。”他给麦子灿复信：“9月25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他还委托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反映的问题。
几天后，习仲勋把这封信印发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看到了党的事业的希望，惠阳地区对照检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此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在广东，习仲勋启动了改革开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广东省委在1979年2月派出8个调查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开始了农村体制改革，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行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
在当时，改革开放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必须拥抱世界，才能走向富强之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高层所接受。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团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加工业，开辟旅游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行一步”的要求。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月3日，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在拿到中央给的“尚方宝剑”后，迅速行动，开始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历程。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门听取省委常委王全国参加由谷牧率领的国务院考察团出访西欧四国的情况汇报，并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千人大会，向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传达，使人们受到强烈震撼，思想豁然开朗。
习仲勋紧锣密鼓，马上组织人马投入特区建设，1979年1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蛇口工业区也建立了。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他所在的中南组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在发言中，习仲勋特别提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说，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太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这样和话，真可谓“石破天惊”！习仲勋的话，内容实在，份量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到一千到两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建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会议一结束，习仲勋赶回广东，他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在广东，习仲勋在加快改革开放的同时，有力地解决了当地的偷渡外逃问题。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1962年，在大饥饿的情况下，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117900多人次，逃出39700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1979年春节前后，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13000元港币，相差达四十多倍。在当时，对抓住的外逃人员采取收容的办法，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也带来极大困难。这年的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过10万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满为患，卫生设施无法保证，有的收容站出现了没饭吃、饮水难、伤病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问题。习仲勋面对这一问题，感到很愧疚，他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他提出解决偷渡外逃要标本兼治，使偷渡外逃的势头得到遏制。习仲勋感到，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多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给广东改革打开一个突破口，习仲勋率领广东省委顺势而进，大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从1978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早在1980年10月，广东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允许竞争，保护竞争，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取消不准长途贩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禁令，打开城门，让农民参与流通，极大地活跃了全省流通市场。之后，全省统购农副产品由117种减少到25种，当时这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阵痛是免不了的，但是效果却是明显的。在当时，广东短期内很快改变了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局面，粮食、油料、蔬菜、水产品、干鲜果等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在广东，习仲勋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企业改革、简政放权、改革外贸体制等方面闯在前列，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系列经验，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央十分关心广东经济特区试点工作，会议期间专门通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工作。9月24日到25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要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胡耀邦在会上动了感情，他向大家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他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他讲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明白，习仲勋就是“定国公”，他应该有一道皇帝赐给的“黑虎铜锤”。
几天以后，胡耀邦果然给了习仲勋一把“黑虎铜锤”。这就是9月28日中央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的思想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谋划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中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一点。《纪要》还明确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并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
这个《纪要》真是一把管用的“尚方宝剑”。这样的“尚方宝剑”也只有胡耀邦这样开明的总书记才肯大大方方地交给习仲勋。习仲勋胆子壮了，他率团走出国门，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开阔了眼界，勾通了联系，尤其是与香港、澳门政界、商界的交往，为日后的进出口基地奠定了基础。
1980年1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习仲勋访美报告会，习仲勋作了内容丰富、十分精彩的报告。会上，习仲勋还宣读了中共中央11月9日关于他和杨尚昆上调中央工作，任仲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决定。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只有两年十个月时间，但他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的南大门，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护航忠烈
按照中央决定，习仲勋调回北京后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胡耀邦对他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
十二大后，习仲勋与胡启立共同协助胡耀邦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制度改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机构精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83年2月17日，习仲勋在厦门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老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看看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对的？还是错的？在紧要关头，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现在去总结，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好处，对搞改革也会有帮助。多年来有一条经验，就是一个人不可能都是事前诸葛亮。毛主席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他也是根据实践，根据他个人的实践，千百万干部群众的实践，才能总结出一套正确经验，进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但当他背离了这些根本原则的时候，也免不了犯错误。所以说，能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很高明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仲勋这段话意有所指。他指的就是党内高层中一些人对胡耀邦大力倡导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抵制。
三年前，当习仲勋开创广东改革开放需要得到中央最大力度的支持的时候，胡耀邦在中南海听取习仲勋汇报后讲过一个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他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朱元璋赐给的黑虎铜锤，胡耀邦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了广东这把“黑虎铜锤”，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为全国闯开一条活路。但是，可悲的是，胡耀邦并不是朱元璋，他没有朱元璋那么大的权威，他连自身的命运都保不住，更何况给别人“黑虎铜锤”了！他的命运在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攥着。1986年北京大学闹学潮的时候打出标语说：“我们要民主，我们不要垂帘听政，邓小平是慈禧太后，胡耀邦是光绪，我们不要慈禧，也不要光绪”，尽管言辞过激，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反感，发誓要扑灭这场学潮，这是中国曾经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年轻的学生们话糙理不糙，他们说的是是事实真相。胡耀邦的命运尚且如此，而坚定捍卫胡耀邦改革开放路线的习仲勋也只能在晚年落一个可悲的结局。
据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先生撰文披露，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工作期间，习仲勋与党内高层几位“左倾分子”发生过几次激烈对抗。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于”，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胡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可悲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一次重要讲话，竟被当时的书记处胡乔木等人给压住了。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后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在当时，总书记胡耀邦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他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表，而胡乔木竟置之不理。这时候，习仲勋站出来了，他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地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关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后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指着胡启立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后，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后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此事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
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它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仲勋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做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此后，邓力群等人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力群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讲的新闻工作人民性的观点也被拉进“精神污染”被批的范畴；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后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
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支持，他于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势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地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紫阳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支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吗？”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
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左”倾保守分子欲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后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1984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对于“文革余孽”，陈云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地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于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后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了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于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个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接着，胡耀邦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后，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习仲勋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管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紫阳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词尖锐地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革命，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地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于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后，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小平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后，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
1986年9月已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嘛，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了起来，是赵紫阳的声音。赵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紫阳急了：“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更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后，赵紫阳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紫阳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政治家的最后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后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批评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地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
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
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的决策，但是，习仲勋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将载入史册。
习仲勋也因为旗帜鲜明支持胡耀邦而付出巨大的代价，邓小平责令习仲勋离开北京。就此之后，习仲勋在深圳一住就是十几年，离开陪伴他一生的夫人齐心，仅让女儿陪侍。一位大智大勇的国士，从此告别了政坛，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才获准回到北京。他的晚年境遇，又是党性压倒人性的明鲜例证。
习仲勋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曾经多次提议建立《保护不同意见法》，这样的提议对促进中国的社会进步意义巨大，但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力阻挠下，这样好的提案只能是望洋兴叹。 在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习仲勋曾多次召集讨论会。引发了很多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言论，其中就包括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他说：“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这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1990年习仲勋退休，10月9日他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临终前一个月才回到北京治疗，于5月24日去世。
万里说：习仲勋在深圳住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万里说：习仲勋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习仲勋的第一个遗憾是没能为高岗平反，另一个遗憾是党的不容忍政策打击的面儿太宽了，最高级别的受害者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习仲勋自己。
九、天地有正气
纵观习仲勋的一生，这位出生在陕西黄土地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农民的儿子，能够脱颖而出，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年代创造非凡的业绩，为共和国的建立、为改革开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取得中共中央领导集团公认的同时，也赢得人民的普遍尊重和爱戴，他之所以能在晚年说出他一生没有整过人、一生没犯过“左”的错误这样坦然的话，他的个人品质肯定有值得挖掘的内容。
“一生没有整过人，一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这在一部充满血雨腥风的党内斗争史上几乎是极其罕见的。中共党史上，有过惨烈的苏区肃反，有过刻骨铭心的富田事变，有过张国焘主导的杀人如麻的白雀园事件，有过几乎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人活埋的陕北肃反，有过令人惊悚不已的延安整风审干，有过血腥的土改运动，有过一巴掌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的反右运动，有过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开国元勋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直至死亡喊天天不应的篇章，有过领袖一人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国家主席置于死地、将数亿人卷入疯狂的荒唐年代，......在这一系列的整人运动中，能够做到“不整人、也不犯左的错误”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做到这一点，实在很难。马克思创造的社会主义学说初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然而这一套学说到了列宁、斯大林手里，渐渐变成一种强制和逼迫，先杀宪政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后杀胆敢不服从的工人、农民、士兵，最后搞了一场大清洗，连当初一起闹革命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基等一大批布尔什维克党人统统剿灭，整个苏联大地成为一片集中营，这样美妙的“社会主义”不被苏联人民所抛弃，那才是怪事！只有杀人、整人才能维持这台机器的运转，这不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这是秦始皇的把式，这是中世纪政教合一宗教裁判所的复辟！这是世界民主潮流的反动！布尔什维克学说的始作俑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这就是把党性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党性高于一切，党性压倒一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不管这个意见是多么地荒谬，党让你整人你就得整人，党让你杀人你就杀人，这样的原则让多少赤诚为国为人民的坚定分子丢了性命，让多少无辜者成为刀下冤魂？让多少原本善良的人举起了屠刀，实在无以计数。党性，能让布哈林在临刑前还得高呼“斯大林万岁”，党性，能让全体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举手同意彭德怀为反党集团，党性，能让全国人民欢呼把国家二号人物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在“党性”的庄严口号下，我们国家、我们这个崇尚善良的民族干了多少荒唐事？
本来，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与他人相处，接受社会管理系统的管辖，最终是为了活得好，活得有吃有喝，有尊严，有权利。摆脱种种不合理制度对人的奴役，最终是为了生存得好。可是，有些学说，有些组织，恰恰是走着走着，竟为了自己组织的纯洁，为了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向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举起了屠刀。人性没有了，兽性倒是大行其道！
习仲勋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各个历史时期保留了更多的人性！
当年在陕北创建根据地时， 1934年5月上旬的一个夜晚，习仲勋有一天得到消息，地方民团的武装正在去搜捕刘志丹家属的路上，于是他立刻派人到30里外刘志丹的家乡，把他父亲刘培基，妻子同桂荣和女儿救到根据地来。那几个人进村的时候，地方民团武装已经到了村外，枪声都可以听到。这几个人进到刘家，已经没有时间走了，于是一人背起一个，跑着离开村子。
习仲勋对刘志丹说：“老人、孩子她妈和孩子我都派人接来了。要不，非出事不可！”刘志丹说：“太感谢你了。不过，把家属带在身边怕不大合适吧！”那时根据地生活非常困难，多了三张嘴，增加不少负担，刘志丹怕引起异议。
习仲勋说：“他们不是一般家属，是特殊的家属。因为他们在村子里已经没法待了，这一点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刘志丹说：“那就让他们干些生产和服务工作。”习仲勋回答：“可以，他们的工作由我来安排。”
高岗挨整的时候，习仲勋有更精彩的人性表现。
本来中央认为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老朋友，就让习仲勋去劝说高岗按照上头的说法写，没想到习仲勋去警告高岗说：“你决不能乱咬人！”当高岗的妻子李力群把“揭发材料”交给习仲勋时，他不但严厉训斥，而且看也不看一眼，当场撕碎扔到地上。
凭着习仲勋坚守的人性，他在1947年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有效地阻止了陕北地区的血腥土改。
凭着习仲勋坚守的人性，他每到一地，必与当地民众结成鱼水关系。
在关中，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他在关中获得广大人民的高度信任。习仲勋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普遍赞赏，他与当地民众建立了鱼水关系。
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在他兼任新正县县长期间，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农民渐渐富起来了，积极支援前线，送子参军。
村里有一户农民妻子生小孩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请来大夫，使婴儿顺利出生，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有一段时间，新正县回民地区传染病流行，日渐严重。习仲勋知道后，即派专人到外地买药，请来医生进行治疗，迅速控制了疫情。老百姓说：共产党的书记真是给老百姓操碎了心。
习仲勋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关中分区机关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约经费，有时要到很远的地方打柴。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区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十个鸡蛋。习仲勋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房，让给病员补充营养。伙房师傅做好鸡蛋面，给习仲勋端了一碗，习仲勋执意不吃，最后还是让给房东大爷吃了。分区机关给领导干部每人缝一件棉布大衣，习仲勋知道后，便找到管理员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是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再做了。
1940年4月，分区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分区专员名义就保护群众的林木问题致信边区主席和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信中说：“由于关中地区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倒在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赶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农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他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习仲勋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总是站在群众的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群众有疑难，就说，找仲勋去。群众对自己的财产常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
习仲勋在关中时期，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为什么？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他病了，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甚至连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习仲勋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发表讲话，题目是《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他说了三点：一、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1999年，在庆祝国庆50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习仲勋对陪同的领导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习仲勋在接受记者陈秉安采访时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1981年1月11日，习仲勋在新华社建社50周年纪念会上说：“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
与习仲勋息息相通的中共元老万里到晚年认识到了这一点，2009年他在“与中央党校年轻教授谈话”中谈到：
“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回望习仲勋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串串闪光的足迹。他走过的路，是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忘死、勇于担当、奋勇拼搏的一生，是忠贞不渝、脚踏实地的一生，是和衷共济、与人为善的一生，是襟怀坦白、绝不搞阴谋诡计的一生，是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生，是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不谋财、不谋色、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生，是创新开拓、高瞻远瞩、为国家长远利益谋篇布局的一生。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亮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杰出代表。
习仲勋的一生，有诸多亮点，他的善行，善言，善政，值得后代永远铭记。
习仲勋身上，有一股中华民族“国士”的浩然正气！
纵观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正气，应该是一个贯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大主题。
公元1281年，被元军俘虏的南宋名臣文天祥在狱中写出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
《正气歌》这样写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文天祥这一首令人回肠荡气的《正气歌》，之所以成为千古称颂的名篇，就是因为它将中华文明5000年承袭的“道统”梳理得清清楚楚。
两千多年前，为“道”呼喊不已周游列国的孔老夫子说：“朝闻道，夕死方矣”。这位被后世称为“孔圣人”的老夫子对“道”的坚守是多么地执着。
韩愈先生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把“传道”放在第一位，可见古人对“道”之重视。
现代文坛巨手鲁迅先生曾经在他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古往至今，中国人历来对“道”十分重视，可以说，“道”代表了社会正义，“道”代表了社会运行规则，“道”代表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意愿，“道”代表了民众的利益，“道”代表了社会进步潮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替天行道，这类约定俗成的成语，反映了中国人对“道”持久不懈的追求。
两千多年前，老子的一部《道德经》成为经久不衰的名篇，绝不是偶然的。《道德经》里阐述了精深的辩证法思想，《道德经》中蕴含的哲理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道德经》告诉我们，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道德经》告诉我们，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如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谁能使灵魂与真道合一，毫无离隙呢?谁能使血气变得柔顺，像婴儿一样呢?谁能洗净内心的杂念，透亮如明镜呢?爱民掌权，谁能舍己顺道、无为而治呢?运用心智，谁能因应天意、如雌随雄呢?明白通达，谁能超越人智、摆脱知识呢?那创造并养育这个世界的，他创造养育并不强行占有，他无所不为却不自恃其能，他是万物之主而不任意宰制。这真是深不可测的恩德啊!
《道德经》告诉我们，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大道弥漫，无所不在，周流左右。万物都是籍著他生的，他不自夸自诩。大功都是由他而来的，他不彰明昭著。他爱抚滋养万物，却不以主宰自居，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样子。当万物都依附归向他时，他仍然不以主宰自居，这样，他的名份可就大了。由于他从始至终不自以为大，这就成就了他的伟大。
《道德经》告诉我们，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优秀的人听了道之后，勤勉地遵行。一般的人听了道之后，仍是似懂非懂、若有若无的样子。俗陋的人听了道之后，大声嘲笑。若不被这种人嘲笑，那还叫真道吗?所以《建言书》上说：道是光明的，世人却以为暗昧。在道里长进，却似乎是颓废。在道里有平安，看起来却像是艰难。至高的道德却好像幽谷低下，极大的荣耀却好像受了侮辱，宽广之德却被视若不足，刚健之德视若苟且，实在的真理视若虚无，
至大的空间没有角落，伟大的器皿成形在后，声音太大时，人在其中就听不到什么;形象太大时，人在其中就看不到什么。道是隐秘的;然而只有道，善施与、又能成全。
《道德经》告诉我们，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万物都是由道所生，又有恩德去蓄养，化育为物形，得势而成长。所以万物没有不敬畏大道、不珍惜恩德的。大道的可敬和恩德的可贵，在于他不是情动一时、令出一时，乃是自然而然、永恒如此。
所以说，道生出万物，又以恩德去蓄养，使它们成长发育，给它们平安稳定，对它们抚爱保护。然而他这样创造养育却不强行占有，他这样无所不为却不自恃己功，他是万物之主 却不任意宰制，这可真是深不可测的恩德啊!
应该说，中国的“道”是由一代一代“士”来阐发和坚守的。
何谓“国士”？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司马迁谈到，他之所以站出来为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辩护而招致宫刑，是因为他长期观察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谈到，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今天，我们怀念习仲勋，是因为在他身上，真正继承了中国的“道”统思想，他的一生，时时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我们的社会改革如果离开人权的进步，仅仅是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城市扩张，高楼林立，核武器先进，卫星上天，而没有显示人权的进步，法治的改善，我们的所有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为了防范人民的反抗，是为了阻止人民的声音，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离人民越走越远。
已故革命元老陆定一在临危弥留之际，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人民敢说话，让孩子们上得起学，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胡耀邦、习仲勋们倡导的善政，能在中国看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