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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进:清末民初美国宪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更新时间:2016-08-14 16:33:10
作者: 胡晓进  
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乡村的蝙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订的”。(26)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在当时日本甚至出现了“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的说法,(27)可见其对近代日本教育影响之巨大。晚清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无人不知福泽谕吉的大名,几乎所有学生都读过他的著作。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影响,在国内学界也已有定论;(28)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1903年)上连载的“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语录”,也可窥见一斑(后收入《癸卯新民丛报汇编》)。

   除福泽谕吉之外,在民初美国宪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过程中,另一名著名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2月,署名“熏南”的中国人在《民铎杂志》上翻译介绍美浓部达吉原著的《美国宪法之由来及其特质》,全文长达64页,共分三章。其中第一章为美国宪法制定之由来,第二章为美国宪法之联邦主义,第三章为美国宪法之民主主义。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出,“美国宪法于种种之点,具有欧洲各国及日本之宪法相异之特色,其最著者凡三:(一)联邦主义(Federalsystem),(二)民主主义(Democraticprinciple),(三)三权分立主义(SeparationofPowers)是也。此等特色,无非由美国宪法历史而生,故欲明此,不可不知其成立之由来。兹略述于次”。(29)该文的主体部分为第二、三两章,其中第二章又分为五节:一、美合众国之构成,二、合众国之法律上之性质,三、合众国与他之联邦之实例,四、合众国与各州间权限之分配,五、合众国与各州之关系。第三章分为七节:一、总论,二、美国民主思想之渊源,三、美国民主主义之发达,四、个人权利之保障,五、国民之直接立法权,六、国民之选举权及罢免权,七、美国政党之一班。

   1919年5月,“熏南”又在《民铎杂志》上继续前文,刊登了美浓部达吉原著“美国宪法之由来及其特质”一文的后一部分,也就是全文的第四章“美国宪法之三权分立主义”,共计21页。第四章分为五节:一、合众国之三权分立,二、合众国之政治组织,三、合众国立法府与行政府之关系,四、合众国裁判所之优越权,五、各州之三权分立。作者认为,其他各国之三权分立,多仅属于形式,而美则不然;从三权分立的角度衡量,“则美政体可谓最能适合立宪政治之精神”。(30)

   在近现代中国法学界,美浓部达吉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日本学者。据学者考证统计,“美浓部达吉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合计23部。在外国学者的法学著作被译成中文的数量中,美浓部达吉首屈一指,无出其右,甚至在所有学科中也可能是著作被译为中文最多的一位作家”。而且,其中大部分著作出版于清末民初。清末民初的公法学者多接受日本的公法学教育,甚至直接受教于美浓部达吉,对美浓部达吉推崇备至,视其为“日本法学界的耆宿”、“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权威”。(31)由此可见,其在中国影响力之大、传播面之广。除著作外,美浓部达吉还有部分论文被译成中文,研究美浓部达吉著述在中国传播的学者,虽有引用与研究,但几乎都忽略了美浓部的这两篇关于美国宪法的长文。而且,美浓部论述美国宪法的专著《美国宪法概论》(32),至今尚未看到中译本。美浓部达吉“美国宪法之由来及其特质”一文的译者“熏南”,具体为何人,目前已难以查考,笔者猜测,极有可能是某个或某几个人的化名。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刘德熏、郭斌、司克熙、周珍、王镇南等人曾合作,将日本学者高田早苗、吉田巳之助翻译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33)“熏南”很有可能是刘德熏与王镇南等人的化名。《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一书的原作者美国人约翰·伯吉斯(JohnW.Burgess)系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教授、该校政治学院创始人和美国政治学奠基人。(34)据孙宏云考证,高田早苗等人所翻译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在清末民初曾出现过好几个中译本(或节译本),(35)是清末中国思想界论战的重要理论来源,影响十分广泛。

   伯吉斯此书(英文为两卷本)虽然并非专论美国宪法,但是详细讨论了美国宪法与政府之关系,而且比较了英、美、德、法等国宪法之得失,书后还附有英、美(亚美利加合众国)、普(普鲁士)、德(德意志帝国)、奥(澳大利国)、法(法兰西国)等国宪法全文。英文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出版于1890年,高田早苗等人的日文译本出版于1902年前后,译者高田早苗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科创始人,该书系“早稻田丛书”之一种。早稻田大学的政治学从建立之初就“紧盯”美国,与美国政治学界关系密切。作为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的奠基人,高田早苗除了翻译伯吉斯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外,还翻译过美国早期政治学家(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州长、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泛论》,并曾面见威尔逊总统。(36)

   与《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一样,高田早苗翻译的《政治泛论》也出现了几种中译本,(37)在国内知识界流传。梁启超就曾熟读此书。

  

   三、梁启超的感慨与张东荪的心得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谈及巴黎和会以及出席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时写到,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所著的“《政治泛论》,我们早经读过的”。(38)“我这回在巴黎曾和他会过一次,说完山东问题之后,他还谈起世界政治趋势已变易,他的名著《政治泛论》有许多需要改正”。(39)

   在游历欧洲之前,梁启超曾在美国游历数月(1903年),对美国政治、历史记录甚详。他的《新大陆游记》中也出现了颇多与美国宪法相关的内容,比如,关于美国总统的宪法权力,就有很详细的记载:

   美国大统领,其权力职掌,与他国之首长有所异。今据其宪法所定者论次之:一、大统领有总督联邦海陆军及各省民兵之权;二、大统领有缔结条约之权,惟须得上议院议员三分有二之协赞;三、大统领有任用外交官、司法官及联邦政府各官吏(其宪法中特别规定之官吏不在此限)之权,惟亦须得上议院议员三分有二之协赞;四、有赦减刑法之权(惟议院所弹劾之案不在此数);五、遇大事故,有临时召集议院之权;六、国会决议之法律案,大统领有权拒之,或饬令再议(惟再议之后,若两院借以三分二之多数通过前案,则大统领不得不画诺);七、大统领有将美国国情禀告于国会,以政策呈荐于国会之义务;八、有与法律之义务;九、有监督联邦官吏之义务。(40)

   对于美国的制宪、修宪过程,以及上下两院议员人数、政府各部大臣,《新大陆游记》同样有很详细的介绍。《新大陆游记》中多次引用英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占士布利斯)的《美国政治论》(TheAmericanCommonwealth),并节译其中的一段,说明为何“美国大统领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此位者甚稀焉”。(41)布赖斯的这部书,初版于1888年(美国两卷本),后来多次再版。《美国政治论》第一卷中有好几章直接涉及美国宪法,(42)卷尾还附有美国宪法全文。梁启超引述这部书时在附注中提出,“布氏书千八百九十年出版”(43)。此书1891年便有日文译本,(44)笔者尚不能确定梁启超所读的是英文本,还是日文译本。但不论是英文原本还是日文译本,都能充分说明1903年时的梁启超已经对美国宪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有意识地以文字的形式将其介绍给国人。(45)

   这一点从梁启超介绍的美国制宪过程中也能窥见一斑,他非常赞赏美国秘密制宪、以各州代表批准宪法的做法。“苟公议之,则今之所谓合众国者,其终不可得建。宪法草案既布之后,各省议论蜂起。以为立此强大之中央政府,则诸省之权利,与市民之自由,将从此而危。……使当时若如今日者以普通投票法取决之(现今美国若有改定宪法之事,须由全国人民投票取决),则宪法之实行,终无望耳。幸也彼时未知用此法,各省皆以其代表人决事;而所举代表人,皆适当之人物,能知大势之所向,毅然任之。……呜呼!舆论之不可恃也久矣。谁谓美国为全体人民自由建立之国?吾见其由数伟人强制而成耳。以久惯自治之美民犹且如是,其他亦可以戒矣!”(46)梁启超当时就注意到,美国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制宪建国,而宪法实际上源自少数伟人的强制,这一看法可谓深刻而超前。

   十年之后,民国初创,约法问题争论不休,美国制宪经过再次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关注。1914年,张东荪在进步党主办的《中华杂志》上译介美国历史学家法伦德(MaxFarrand)编纂出版的三卷本《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他开篇便说明了自己介绍此书的动机:

   不佞尝读勃兰斯之美国平民政治,辄病其叙述斐拉德尔斐亚会议事略而不详,颇欲得伊立渥特之辑录,(47)以相发明,顾卒不能得。日前,友人致觉氏惠我法郎德之联邦会议记。法氏为耶尔大学之历史教授,于授课之次,辑得是书。凡三厚册,全取材于记事录及马第孙之述记,并哈密尔顿与耶特之记载,(48)精详无伦,窃喜可以补充勃氏之足矣。因念海内研究法律者,不无与予有同感,亟译其重要者,以资镜鉴,倘亦为今之君子所乐同乎。特志其出处,于篇目首以示所本。(49)

   张东荪在文中明确提出:“欲明我国今日造法之合理与否,不可不知美国当日造法之状态;欲知我国一班对于美国联邦会议之说果无舛谬与否,不可不读其记事录等书。”张东荪还表示,美国的《邦联条例》(他称之为“联合条例”),正相当于我国的《临时约法》,而即将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则类同于1787年美国宪法。为此,他还在文中略要翻译了十三条《邦联条例》全文,并依据“条例”中的修改程序条款推测,“当时实有组织国家制定宪法之心”,而且是抛开邦联国会,另起炉灶;“盖美国始终采另立起草机关之主义者也”。张东荪因此生出四种感慨:“一、新法之发生也,必依据旧法上所规定之程序,绝无先破坏旧法之举;二、始终取起草与决议相分立之主义,绝不自紊其系统;三、以国家种族为前提,绝无为党派为个人而生利用宪法之心;四、议事之周密,事先事后均预筹办法。”(50)

   国内研究民国初年约法之争的学者,似乎并未留意到张东荪的这番论述,更没有注意到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在民国初年便已翻译介绍到了国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伦德的三卷本《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英文初版于1911年,而不到三年时间,张东荪便以此为依据,论证修改约法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足见其目光之敏锐,以及美国宪法文献在中国传播速度之迅捷。

  

   四、余论

  

   从梁启超和张东荪的介绍与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对美国宪法文本与立宪之经过都非常熟悉。梁启超十分了解1787年美国制宪所面临的困难:“此次制宪会议,以华盛顿为议长,各省代表人凡五十三员,皆一时之俊也。凡经五月之久,苦心焦虑,乃以秘密会议,成彼七章二十条之宪法。论者谓此举之困难,实十倍于独立军云。其所难者,不徒在创前此所未有而已。彼离群独立之十三共和国,各有其利害,各有其习惯,地方上种种感情不能相容,彼此以恐怖嫉妒之念相见,于此而欲调和之,难莫甚焉。”他甚至认为,美国的秘密制宪,由少数几个伟人强制而成的美国宪法,是宪法成功的一大要因,他感慨地说:“犹幸也,此宪法成于秘密会议也。”(51)张东荪则将民国初年修改临时约法,类比为美国1787年制宪,将“临时约法”类比为《邦联条例》,希望像美国一样,按照程序另起炉灶起草新宪法。他对《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的介绍,将国人对美国宪法的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关注宪法文本到关注制宪过程。

在梁启超和张东荪之前,美国宪法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比较完整的中译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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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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