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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峰: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6-08-13 01:45:09
作者: 丁建峰  

一、立法语言的模糊性

  

   正如蒂莫西•恩迪科特在《法律中的模糊性》中所说,“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立法的基本特征。”{1}尽管水晶般的清晰是法律语言的理想目标,但质诸现实,法律语言的模糊特征已经成为立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早在1904年,梁启超在讨论立法问题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就提出了“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所含意义言之”{2}(P.181)。可见,立法语言之明确性与模糊性之间的权衡考虑,是一个由来已久而又值得长期探索的问题,并且日渐发展为法律语言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类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性,是指语言所指向的对象没有明确的界限,无法用一个边界清晰的集合来加以概括。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模糊性可谓无所不在,例如,我们无法用尺子划定“高”和“矮”的界限,也不能给“杰出青年法学家”或者“低俗文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法律语言同样广泛地存在这一问题。然而,由于法律的特殊属性——提供确定性的判断以规范和调整社会秩序,因此,一般认为法律语言应当具有专业性、单义性、系统性等特点,尽量避免含混和模糊。但在现实中,情况却远非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刑法》中运用模糊词语有一百余条,约50%的条目中都有诸如“适当”、“严重”、“其他”之类的模糊词语{3}(P.45)。在《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部门法中的模糊表述,更是屡见不鲜。[1]当然,法律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功能,它可以使法条表述简洁,概括力加强,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涵括于有限的法条之中,具有相当的灵活机动性,可以在白云苍狗、变化靡常的世界中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也许是美国宪法,它历经二百余年,经过若干次有限的修改之后,仍然屹立不摇,适应着经历了沧桑巨变的美国现实。当然,立法语言中的模糊性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导致判决的不一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影响社会生活的预见性和稳定性等。总之,立法语言中的精确性与模糊性,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立法者对它的处理适切与否,将极大地影响法律的现实效果。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问题已经激起了学术界的颇多讨论,有不少论文和著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开掘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2] 据姜廷惠的总结,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相互关联的“研究范式”,例如普通语言学范式、法哲学范式、语言哲学范式、认知心理学范式等{4}(P.8)。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其中多数著述集中于就语言而论语言问题,在语言哲学、语义学、语用学范畴内展开自己的理论,然而,这些研究有一个空白之处,即,它们未能就“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的语言而开展研究。笔者认为,语言的模糊性不仅仅来自语言本身,还来自语言的使用者的策略行为,来自语言背后的各种力量的博弈。日常对话中,说话者闪烁其词,并非因为他自身的语言能力有问题;更多情况下,这是说话者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策略目标,有意识地操纵语言的结果。那么,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是否也包含着一个策略性的维度?立法语言模糊性是否是成本-收益分析之下达致“语言效率”的一个必然选择?立法者是否可以通过操纵语言的模糊性来达到对规则的操纵?如果这些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应当如何评价和应对?笔者认为,目前对于立法语言模糊性问题的分析,过分关注语言自身的维度,而忽略了相关各方的策略性选择这样一个重要维度,由而构成了一个理论的“盲点”,而经济分析尤其是博弈论的视角,将有助于对以上问题的理解。目前,语言的经济分析专家们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模糊性进行了一些研究,并且取得了若干成果,笔者在这里首先简述语言经济分析的研究思路,然后循着这一思路,对立法语言的模糊性进行若干分析,以期得到若干有启发性的结论。

  

二、语言模糊性的经济分析

  

   语言经济分析,或称语言经济学,是最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学跨学科分支。它采用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的分析工具,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对语言的形成与演化、言语行为策略和语言政策加以研究。如果说经济分析的研究目的是理解人类一般的制度构建和演化的机理,则离开了作为最普遍和重要的“广义制度”——语言的分析,则制度经济分析将是不完整的{5}。20世纪的语言经济分析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块空白,尽管它由马沙克1965年的《语言的经济学》开端,[3]但追根溯源,语言经济分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早期著作,在《修辞学讲义》中,斯密猜测语言的一般规则的形成,是互动的个体采用符号交流的演进过程的产物。[4]此后的研究回应了斯密的天才洞见,2000年,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发表了《经济学与语言》。[5]他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结构中存在着二元线序关系,依此生成的语言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鲁宾斯坦认为,词语的特定含义经过了演化过程而达到最优。布鲁姆则在协调博弈的背景下研究了语言的产生问题,他认为语言是在无限丰富的世界中解决协调问题,促进效率的手段。人们在多变而丰富的环境中相互合作,必然需要语言,语言从共同的知识结构中显现出来,其结果是促进了协调的效率。[6]还有若干学者如Grice、Parikh、Roberts和Shin等人,采用博弈论方法,从语用策略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也取得了不少进展。[7]

   博弈论学者从不止一个方面来解释语言模糊性的成因与功能。例如,格雷泽和鲁宾斯坦在一个非合作博弈框架下研究了最优的说服策略,他们发现,在双方辩论的框架下,辩论者必须摆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论据以驳倒对手、说服听众,辩手会采用各种方法来加强自己的论据的证明能力,其中就包括采用模糊语言“把水搅浑”,同时,理性的听众也会最小化错误判断的概率,其方式是最优化地从辩手的陈述中提取信息,尽可能使自己对证据力度的判断不受辩手的举证策略影响。[8]

   李普曼则认为从标准的信号博弈的角度,演化不足以导致语言的最优化,却可以导致语言的次优——即某种最优的模糊度。[9]在格雷泽和鲁宾斯坦2006年的框架里,辩论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在李普曼的模型中,信号的发送者(说者)和接收者(听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在标准模型中,如果接收者可以清晰准确地接受信号,则精确语言必然占优于模糊语言。但是,如果接收者产生误解,则模糊将胜于精确——误解的原因包括噪声信号(noisy signalling),亦即信号传输不畅(例如,听者听不清楚说者说的话,或者听者不具备做出判断的合适信息);也包括接收者无法体察到发送者说话的背景(例如,说者具有专业能力而听者是外行,如果听者对专业术语完全不懂,说者就只能使语言模糊一些,以保证通俗易懂);或者正好相反,接收者可以特别精细地体察到发送者的说话情境,以至于发送者只需要给一个模糊的暗示就可以让接收者做出合适的行动,以节省信息发送成本。用信号传递博弈的术语来说,在以上诸多情形中,博弈存在着混同均衡或半混同均衡,由于种种原因,发送者对不同的世界状态选择了同种的词句,从而导致了语言的模糊性。Franke等人也从有限理性的角度讨论了语言模糊问题,认为参与人自身的决策不一致性(在看上去十分相似的环境下做出不一致的选择)是导致语言模糊的重要原因。[10]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Cailin O’Connor认为,模糊语言的本质,是对连续的世界状态人为地加以划分,一旦状态空间变大,则可能的纳什均衡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如果此时可用的信号数量少于待传递的状态数量,则半混同均衡是最优选择。采用Herrnstein强化学习模型进行仿真的结果是:真实世界中的学习策略会使得博弈参与人迅速发展出一套信号惯例(signaling conventions),对连续空间的状态进行较为简化但模糊的表达,接收者也会在反复学习的过程中,恰当地理解模糊信号的含义,从而达成有效的交流。[11]

   回到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上,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说者与听者的“有限理性”同样是法律语言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立法者无法百分之百地预测所有未来的情形,而执法者和守法者也偏好简明易懂而不是繁复冗长的法律体系,语言的模糊性,恰可以完成这一目标,所以,这种来自“有限理性”的模糊不可能对法治造成严重的打击。正如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是一种次优选择一样,来自有限理性的模糊性在法律中也是一种次优选择。诚如博登海默所说,“数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法律制度都不能也不可能达到如此之明确无误的程度”{6}(P.128)。有限理性并不会导致语言交流效率的重大损失,由于演化的压力,基于有限理性的模糊性会自动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程度。需要避免和防范的,倒是另外的一种模糊性:即来自说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模糊(intentional strategic vagueness)。限于本文的篇幅与主题,笔者将集中论述立法语言中的技术性模糊与策略性模糊问题,但相关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一般法律语言的研究。

  

三、立法语言的技术性模糊与策略性模糊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语言模糊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模糊的。故而,立法语言模糊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立法者本身的认识模糊。在不同语境中,立法的目的是多维度、随情境而变化的。但是,由于这类问题涉及过于繁复的哲学意义上的讨论,因此本文不详细讨论立法者本身对世界的认识出现模糊、立法目的模糊的情形,而假设立法者自身的立法目的都是相对清晰的,并且对特定案件是否符合这个立法目的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笔者把立法语言中的模糊分为两个类别。基于立法者有限理性的模糊,称之为“技术性模糊”。基于立法者的策略性逐利行为的、有意识的模糊则称为“策略性模糊”。在实践中,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总是伴随着自然语言的使用,更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立法者的动机,因此,立法语言的策略性模糊跟技术性模糊往往混合在一起,难以完全分离。但是,从学理的层面上说,技术性模糊和策略性模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技术性模糊是因为立法者的信息不足、语言手段有限、界定成本过高而“不得不选择”的模糊表达;而策略性模糊是因为立法者的某些政策或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主动选择”的模糊表达,二者的成因迥然不同。当然,“技术性模糊”经常也是立法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但立法者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基于一种无偏私的社会福祉考虑;而“策略性模糊”则是立法者的有偏私行为,其目的是追求一时的政策效果或自身利益最大化。技术性模糊是法律语言自然演化的结果,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立法语言的技术性模糊会收敛到一个合适的区间之内,总体而言,技术性模糊具有正面的、积极的语言功能。而策略性模糊则是对社会次优状态的一种偏离,由于立法者偏离了社会福祉的目标,因此它对于社会整体是弊大于利的。

技术性模糊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有限理性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有限性。第一,立法者不可能想象到未来发生的所有情况加以应对,于是在立法的时间点上不得不采用一些概括性的表达,如《刑法》114条、115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在罗列了诸种常见情形后,采用了“以其他危险方法”的模糊表达;再如,刑法中区别量刑幅度的用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为了避免因为未来的通胀而影响法律安定性。第二,语言或概念本身是对连续世界的离散划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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