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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峰: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6-08-13 01:45:09
作者: 丁建峰  
因此必然难以覆盖某些边缘情形。语言学上著名的“秃头困境”(有多少根头发才能被定义为秃头)正刻画了这一点。在法律上也有大量的边缘事例(borderline cases)。正如卡多佐法官所说,那些“使争议得以发生的边界地区”,最容易成为法律中的模糊地带{7}(P.81)。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如果强制性地要求立法语言的绝对清晰,无异于要让立法者成为神一样的存在,并且使用一种复杂无比的、清晰划分所有可能状态的特殊语言。正如哈特所说,“很明显,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人类立法者根本不可能有关于未来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的所有结合方式的知识”{8}(P.128)。因此,那种将未来所有情况都预先规定的“机械法学”的世界,必然会遇到种种困境。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如果语言清晰化不会付出任何代价,那么,立法者将没有任何理由使用模糊语言。立法者之所以使用模糊语言,正是因为语言的清晰化是有成本的,并且随着清晰化要求的提高,边际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我们下面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讨论立法语言的技术性模糊问题,并引出对立法语言的策略性模糊的界定。在这里,笔者使用哈特在《法律的概念》里举的著名例子——立法者设计了一个规则“任何车辆禁止进入公园”,但是,“车辆”这个词本身的边界是模糊的,于是,必然引起若干的边缘事例,单凭这条规则难以判断。例如,小孩子的玩具电动车能否进入公园{8}(P.128-129)?在这里,我们假设立法者认为这一边缘事例是合法的。[12] 此时,立法者有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增修法律,清晰地规定这一类事例为合法;第二个策略是仍然保持原有的模糊规则,而授予执行者以自由裁量权。[13]如果执行者面临清晰规则,那么他只能按律执行;如果面对的是模糊规则,执行者可以弹性化地解释这一规则。

   我们把立法与执法的过程刻画为如图1所示的一个信息不完全的博弈树。其中,执法者的类型是差异很大的,对同样一种行为及其结果的效用评价会大相径庭,并且他们满足某种概率分布;由此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执行者对一条模糊规则的解释行为大不一样。立法者不能直接观察到自然的行动,从而不知道执行者的确切类型,但对此概率分布有所认知。

   图中支付设置的含义如下:(1)对执法者而言,执行法律的收益为s;但如果他在模糊状态下对法律进行错误解释,正常类型得到的效用为s-d, d >0,而反常类型得到的效用为s + b, b >0。我们假设自然以p的概率使执行者成为正常类型,以(1- p)的概率使其成为反常类型。(2)对立法者而言,若执法者执行了其原意,则他的收益为r;如果执法者偏离了立法者的原意,则他的收益为- b,即执法者的偏离越严重,立法者的损失越大。立法者也可以选择付出成本c使法律清晰化,此时执法者将不能任意解释。如果立法者和执法者协调一致,则立法者和正常执法者都得到收益。如果执法者偏离立法者的原意进行错误解释,则反常类型的执法者受益而立法者受损,例如:执法者把原本接近于合法的边缘事例说成不合法,或者反过来把接近违法的边缘事例说成合法,这种错误解释对他而言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有可能是直接的腐败,也可能是间接的,比如享受到行使权力的快感、减少了解释时所用的精力等。

   图1边缘案例与模糊语言选择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图示

   在这个博弈中,显然正常类型的执法者必定选择正确解释,而反常类型的执法者选择错误解释;立法者在这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需满足如下不等式:

   若pr -(1- p) b > r-c ,则使用模糊语言的预期收益大于清晰语言。

   整理可得立法者选择模糊语言的条件为

   (公式略)

   这个简单的不等式可以有如下含义:

   (1) p越大,则模糊的可能性越大。亦即,如果正常类型的执行者能精准地预期到立法者的原意,并且分布比例足够地大,立法者就无须使用过于精确的语言。从这一层次上看,实际上立法语言不是越清晰越好,其最合适的模糊程度取决于法律共同体达成共识的能力。

   (2) c越大,则模糊的可能性越大,亦即,如果清晰化的成本很高,那么立法者必然使用模糊语言。

   若c > r + b,亦即清晰化的成本高于所有潜在收益,则立法者必定使用模糊语言。

   (3)如果c=0,亦即界定边缘情形是无成本的,那么法律将必然是清晰的。这里的作用机理与一般信号传递博弈是相同的,如果传递信号没有任何成本,那么在协调当中,发送者必然选择明晰的信号。当立法者可以相当容易地将不同状态划分清楚,他没有理由保持边界的模糊状态。

   (4) r、b越大,则越应当将法律清晰化,因为此时对于立法者而言,r越大意味着这一类型的事例越重要,b越大意味着法律漏洞造成的后果越严重,对立法者而言,他即更加迫切地需要采用清晰的语言以填补法律漏洞。

   (5)如果p=0,亦即所有执法者都是反常类型的,他们完全倾向于偏离立法者的原意进行解释,此时,相当于所有执法者都是“一有机会就腐败”的机会主义者,此时,只要r > c,即只要语言清晰化的成本不是太高,立法者就会使用清晰语言。

   从这个模型可以界定技术性模糊和策略性模糊如下:所谓技术性模糊,即如果立法者的收益r代表总社会福祉(可以由一个社会福祉函数代表),由上述不等式所决定的立法语言模糊程度。策略性模糊则可以被界定为立法者背离社会福祉的要求,对最优的技术性模糊状态的刻意偏离。

   我们可以用图2进一步解释这一区分。图2的横轴x代表事例所处的状态,0代完全合法,1代表典型的违法。在0和1之间是一片边缘地带,x越接近1就越接近于典型的违法。我们定义C(x)为划界成本函数,亦即以清晰法条判定x为合法或违法所耗费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修改法条的成本、法律复杂化的成本、法律僵化无法应对未来多变形势的成本等等,c(0)=c(1)=0,亦即典型的合法或违法的划界成本为0。x越接近中间区域,说明事例越不典型,付出的划界成本越高,因此C(x)是一条中间凸出的曲线。我们定义E(x)为执行成本,这里特指执行者因为法律模糊而任意解释法律而造成的错误成本。如果实现了清楚的划界,亦即,x被清晰地划成违法或合法,则会带来执行成本的节省,因为此时执行者不可能通过任意解释而损害法律的安定性和权威,也不能因为法律规定不明晰而有腐败的机会。反之,案例越不典型,则执行成本越高。因此,E(x)也是一条中间凸出的曲线。同时,执行成本与划界成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互替关系,采用模糊法条会带来执行成本,但同时节省了划界成本。为简化之故,我们假定两种成本可以完全替代,此时,社会最优选择应选择较低的成本曲线,亦即min{ C(x),E(x)}。

   图2技术性模糊和策略性模糊图示(左侧为技术性模糊,右侧为策略性模糊)

   图2描绘了法律语言模糊的情形。在左侧的图中,C(x)开始低于E(x),这表明清晰划界是有效率的,但到了中间区域,C(x)高于E(x),它们的两个交点决定了法律清晰程度的范围。在0到u0的范围内的事例应当被定为合法,在u1到1范围内的事例应被定为违法,而u0到u1之间则由于划界成本过高而无法界定,因此[u0,u1]区间刻画了法律的最优模糊程度。如果C(x)与E(x)不相关,而且充分代表划界时带来的社会福祉的损失,那么[u0,u1]的模糊区间是一种技术性模糊。但是:如果C(x)并不能充分代表社会福祉的损失,而是由政策考虑而将其强行压低或扭转,则最优的模糊程度将会改变。例如强制性的、一刀切式的“划界”,实际上是强迫立法者不从全部社会福祉的角度考虑划界成本,因此模糊区间必然偏离社会最优;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C(x)与E(x)高度相关(例如立法者本身就从执法中得到好处),那么这一模糊区间也会发生偏移,立法者将不会以精确语言来约束执法者,故而语言模糊的区域更大。以上两种模糊即可以称之为策略性模糊。例如,在图2右侧图中,C(x)明显下降并向左侧偏移,从而使得被划定为违法的区域向左偏,而中间的模糊地带也偏向于0点。这意味着立法者给了执法者更大的裁量权,同时有更多的边缘事例被确定为违法。

   对立法语言模糊的博弈分析,相对于对一般性的语言模糊的分析,具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例如,在法律领域内,基于“噪声信号”的策略性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执行者也许会弄错立法者的本意,甚至按照自己的利益任意解释法律条文。但是,除非这样做得到了立法者的默许,否则,错误的理解和解释不可能长期反复地发生。原因在于,已经公布的法律对各方而言都应该看做是共同知识,不可能像“噪声信号模型”那样有巨大的差错率,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听不清、找不到、读不懂法律的情形是少有的。现实中,执行者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某些法律条文,进而错误地适用法律。但是,在现代法律制度框架下,每个结果都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因此,执行者的错误是可以观察到的。如果错误超出了可容忍的限度,立法者会采取必要的手段(例如进行法律解释,出台指导性案例等)来减少这些错误。同理,执行者固然可以运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律条文做出任意解释,“故意”犯下某些错误使自己得到利益,但只要判决结果是可观察的,一个公正无偏的立法者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只要划界成本足够小,他必然会使这个模糊条文精确到无法进行任意解释的程度。因此,在技术性模糊的范围内,经过法律语言的“自然演化”过程,法律语言会自动收敛到一个合适的模糊程度,既不会极端精确变成一种人工语言,也不会像日常用语那样模糊而充满歧义,“法言法语”恰恰是介于这两者之间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反之,如果现代法律制度及其实施尚不健全,立法者受到诸多干预和影响,那么,法律语言的模糊程度就往往受到策略性行为的影响,亦即,这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是故意为之。基于以上关于信息结构的论述,可以认为:策略性模糊如果造成了社会福祉的损害,其最终原因必定在于立法者(以及影响立法者的利益集团)对合理目标的偏离,而不可能系统性地产生于执法者。即使执法者经常错误地解释法律以损害社会福祉,但如果没有立法者的默许,这种情况也不可能长期发生。

  

四、基于立法现状的进一步讨论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法律的层次复杂,不少法律用语抽象、笼统、概括性过强。如上节所论,法律语言的技术性模糊是一种语言演化中的次优选择,语言的模糊度可以不断被调整到最优区间,最终形成一种精确度介于人工语言和日常口语之间的“法言法语”。中国法律语言的演化也莫能外于此大趋势,帝制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法律语言演化,总体而言是从模糊向着清晰转变,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律逐渐引入和借鉴西方的法律语言,通过“约定俗成”、“学者界定”、“外来移植”三大方法,其言语系统也已逐渐演化成型{9}。目前,中国法律语言的精确程度与规范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尽管遗留的问题亦复不少(例如法律规定抽象笼统、条文简略、解释繁杂等),但中国法律语言正向着更加规范的路径收敛。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系统的执法者,语词风格均愈来愈趋近“标准化”的法言法语,并且日益以此为基本的素质要求。尽管这种语言具有不可避免的模糊性,但如果在此标准上能形成一种默契和共识,则模糊性带来的缺陷将会日益减少。

但不可否认,中国立法语言中也存在着若干策略性模糊的存在空间,这种策略性的模糊存续期漫长,难以修改,留下了较多的司法不公与腐败的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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