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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采:新时期丁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点上去研究丁玲的创作

更新时间:2016-08-13 00:50:18
作者: 陆文采  

   提要:对新时期丁玲研究现状进行了多侧面评述,指出学术界对丁玲的艺术个性、创作成败和在新文学的艺术地位应作进一步争鸣。

   关键词:完整而真实的丁玲形象 价值

  

   丁玲以她独特的创作成就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站立于急剧变化、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原野。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索的旅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深沉的思考。她那“一个浪来”“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又被沉入海底”的离奇浮沉的政治生涯,似乎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的艰苦历程的代表。正由于这样,丁玲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成了研究者的热点。

  

一、新时期丁玲研究的总体估价

  

   在这十五年间,丁玲研究在总体发展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9年至1986年丁玲逝世期间的八年,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建立丁玲研究队伍,是当时丁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当时丁玲研究的主体任务是破除二十二年来对丁玲形象的歪曲与袤渎,把对丁玲的理解和认识,只归到“反右”和三十年代以前丁玲研究的正确结论上来,为重新认识丁玲、理解丁玲、研究丁玲寻找到大家能接受的新的认识的衔接点。期间经过了必要的回归和复苏,使丁玲研究从以往二十二年的冷漠中复苏过来,从而使丁玲研究在八十年代初,迈开了新步伐,写出了不少新的历史篇章的论文,把丁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6年3月,丁玲不幸逝世,1986年6月,丁玲研究会在长沙正式成产,不久《丁玲文集》八卷的问世,使丁玲研究者能从容地阅读丁玲整个一生的创作。人们对丁玲一生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深思,这时,人们就会发现,时间的流逝,终于刷洗了种种错觉的浮尘,审美距离的缩短使研究者能比较客观地去审视她的作品的美学价值,从而研究者能从以往的感性激情中解脱出来,开始向理性的激情去寻求艺术美的真谛。这就使研究者从前一个时期丁玲研究中侧重于丁玲思想和作品相结合的研究来评价丁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业绩中走出来。把丁玲研究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画展上,把丁玲研究与同代作家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文艺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使丁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方法和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这就使这个时期的研究有了不仅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新的突破,而且在学术水平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1986年以前的丁玲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那么这一个时期的成果则是学术著作的增多,为丁玲研究谱写了新的一页。诚然,本时期丁玲研究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丁玲创作的再评价上,也有过矫枉过正的现象。还有些论著,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廉价吹捧的现象也不时出现,探讨性的研究文字也不多,研究的角度和视野也还不够全面开拓,使研究者未能达到更高境界,这是令人遗憾的。丁玲研究中某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只是展现到研究者的面前,尚没有能真正展开深层次的探讨,使丁玲研究在热潮之中,带来了令人焦急的沉静,这也许是丁玲研究无法绕过的新的阵痛。但总的说来,1979年到九十年代的十五年,是丁玲研究发展史上一个思想空前解放,成果特别丰富,学术水平也有巨大突破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丁玲研究,在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是独有风采的,可与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的作家的研究相媲美。

  

二、拨乱反正:对丁玲的创作进行再评价

  

   1979年丁玲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复出文坛后,丁玲研究者开始摆脱沉重梦魇。于是对丁玲创作遭受不公正批判的作品进行拨乱反正的再评价,为丁玲的代表作恢复名誉,逐渐恢复丁玲创作的历史科学的真正面貌,还丁玲的本来面目,这是落在当时丁玲研究者肩上的历史和时代的使命。

   1980年,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发表,为丁玲创作的拨乱反正的再评价发出了可贵的第一声。袁文不仅逐一驳倒了多年来那些诬蔑莎菲的不实之词,而且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指出莎菲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莎菲形象不仅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市侩’灵魂的惩罚者”,这就使人们对丁玲《日记》学术价值的认识,不仅恢复到三十年代茅盾认为莎菲是个“旧礼教叛逆者”的新女性的观点上,而且在这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二十年代,丁玲因莎菲而成名,五十年代丁玲因莎菲被批判,对于丁玲作品的再评价也是以莎菲为主人公的《日记》开始的,因则对《日记》的再评价,对莎菲形象进行新的评论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丁玲研究者的热点。在这期间具有一定学术见解的论文,就有林伟民、陈惠芬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评价》、蔡葵、臻海的《莎菲在幻天、追求中获得新生——兼谈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及其他》、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一莎菲形象的再〈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及其他》、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等论文,都是继袁文之后具有鲜明拨乱反正色彩破中有立的文章。一直到1984年6月,厦门大学举办的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上,研究者讨论丁玲创作独特性时,好多学者把丁玲与莎菲的研究,都作为深入研究丁玲的课题。徐霞村《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的论文,对半个世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莎菲是不是丁玲的问题,他以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说明了莎菲不是丁玲,从而使学者们对莎菲典型形象的美学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在对《日记》再评价的同时,学术界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过去有争议的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这些评论大都能从比较客观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新的观念和新历史视野,来评价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因而文章以犀利泼辣的笔墨、别具一格的文风,勇猛地冲破“左”倾思想的樊篱,写出了不仅耳目一新而且具有深度理论探索的文字。其中以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在医院中〉》一文最为引人注目。文章对历来争论的焦点、陆萍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是看作“国统区‘亭子间’来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主观世界的改造而与新环境所产生的不合折,甚而被当作‘解放区人民的仇视心理’而批判”。严文则认为“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其实质来说,乃是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尖锐对立。”进而指出:“《在医院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小生产思想习气危害,还进一步深入地写出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是何等困难。”谈到《在医院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时,则认为它是中国干预生活文学的“先驱”、“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严文的发表,标志着对丁玲代表作再评论的探讨,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历史而发出具有理论深度科学的阐述,对丁玲创作的有争议作品的再评价到此已告一段落。

  

三、综合研究:从丁玲的艺术个性中去探索作者的美学情愫

  

   当袁良骏、严家炎等对丁玲的《日记》、《在医院中》写出具有科学论据的翻案文章的同时,有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对丁玲创作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考察,开始对丁玲创作进行综合的研究,以此来使丁玲研究向纵深阶段发展。在对丁玲创作进行深入考察的时候,研究者往往把如何科学地来评论丁玲早期创作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来突破。邹午蓉的《试论丁玲1942年之前的小说创作》是对丁玲从《梦珂》到《在医院中》等创作进行了肯的同时,认为“莎菲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又是一个爱情怀疑主义者。”认为《在医院中》丁玲“流露出偏爱知识分子,轻视工农,与革命环境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情调。”这是篇全面对丁玲早期创作,从《日记》到《在医院中》提出与当时学术界相左观点的论文,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陈惠芬在85年写《近年丁玲研究述评》时,认为这篇文章“作者不自觉地显露出往日‘左’的印痕”,这是不无道理的。在这期间,陈鸣树、张大雷、钱荫愉、王中忱、黄平权、庄钟庆等也纷纷写文章,对丁玲早期创作的独特性、悲剧倾向、新女性,以及丁玲创作的现实主义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进行了全面评论,张炯的《从莎菲到杜晚香——论丁玲同志的创作》则是对丁玲创作的女性形象进行全面考察后,来肯定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业绩的文章。这些文章把丁玲研究从个别篇章的研究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放到整个丁玲创作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广阔历史画展上来论述丁玲的文学创作中的成就及其不足。在这一研究中,当时影响较大的文章是袁良骏198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85.4)上的《论丁玲的小说》。袁文对丁玲的小说特点、风格、贡献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丁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取得了别人无可代替的成就。丁玲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的关键在于丁玲的创作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这种独特的艺术个性,“就是高度的时代敏感性、卓越的艺术胆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及手法技巧的细腻与豪放的统一。”在他看来,过人的艺术胆识就是“写出《在医院中》向官僚主义开了火”,认为这篇作品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反对革命内部官僚主义文学作品的开端,而且是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初的尝试。认为《日记》对莎菲的心理描写的淋漓尽致而言,“在现代文学史上确乎可以首屈一指”的。袁文是将丁玲文学成就的取得,归结于丁玲在艺术上的不断勇于探索,能够冲出当时文坛那些循规蹈矩的框框,从而写出了“立意高远、格调不俗的作品”,肯定了丁玲对新文学的贡献。但作者在谈到丁玲创作的艺术手法细腻与豪放的统一时,还说得不够清晰。袁文标志着丁玲研究已从拨乱反正的阶段进入到对丁玲创作进行深入结合的时期。启示人们丁玲研究的挖掘,已不能停留在对丁玲文学创作道路表层的探索,而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才能使丁玲研究有着新的突破。

  

四、整体考察:丁玲与中国新文学

  

   严家炎1987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是篇对丁玲研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合点上科学而客观地评价丁玲创作的力作。论文有不少独特而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丁玲的早期小说不但在意识内容上属于现代,而且在艺术思想、审美要求也地道地属于现代”。指出早期小说的独特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而且以她强烈的现代意识”,深沉地感受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痛苦。“并通过较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切、真挚地表现了这种痛苦”,进而指出“在写出二十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样深刻地去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知识女性内心痛苦的独特的美学成就,除严文外,还没有谁作过这样精湛的评论。严文认为“真正代表丁玲左联时期文学最高水平的”,不是其他作品,而是《母亲》,“这是一部在艺术上真正有重要突破的作品”,认为《桑干河上》是“迄今反映土改最深刻、最丰富的长篇小说”,是继《子夜》之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是丁玲对无产阶级文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这一篇立论新颖,文笔精炼而又活泼、论证又很严谨的佳作,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时期。但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丁玲研究在这基础上,需要有新的突破,才能把丁玲研究引向更深层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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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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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04期第2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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