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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多友 邓宇阳:冲绳抑或琉球?

——从日人叙述看琉球的历史定位

更新时间:2016-08-12 11:47:58
作者: 陈多友   邓宇阳  
在琉球•冲绳的研究方面,新井白石也算得上是颇有“贡献”的。16

   还有一个事实也颇引人关注。伴随着明清政权的交替,日琉关系的定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根据日本文献资料的描述,在琉球迎接明朝册封使的1633年,萨摩藩还大胆推测,“明朝政府应该默认了日本对琉球拥有控制权,所以可以考虑向明朝册封使赠献一点礼品(以表谢意)”,可是到了清朝的册封使渡琉的1683年,“萨摩藩的官员却自称是宝岛(琉球)人,即隐瞒自己是日人的身份来跟册封使打交道。”17恐怕这还是由于当时的日人害怕在琉球的管控权问题上和清朝发生摩擦而采取了隐讳身份的手段。1753年琉球王府制定的《旅人心得之条条》方针里面也提到,如果日人在琉球境内被清国人看见了,允许日人自称为琉球宝岛人。直到幕府末年,还可以经常看到日人在使用这种手段。但是在西方船只频频造访日本的1848年,日人出台的《答异国人之心得》则出现了不同的回答模式:“大和船只在与其他船只(西方船只)互相问询之际,应回答是日本的宝岛船。”18由此可见,在近世向近代更替之际,在涉及琉球的问题上,日本在与中国和西方打交道时采取了不对称的做法,一来是为了让清朝中央政府放松警惕;二来是为了向西方证明日本拥有琉球的主权。

  

四、幕府末年•门户开放期(1852年—1866年)

  

   1853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四艘黑船来航,以武力逼迫日本开放门户。此事对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防备佩里就琉球问题做文章,幕府下令让儒学家林大学头等高级幕僚对琉球的历史等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云:“琉球国之仪,御国(日本)乡帐书载有之,其俸禄十二万国(石?)余,果如是,则琉球乃日本之藩属也”。也就是说,幕府以琉球俸禄石数记录于“乡账”之上这一线索为依据,自认为领有琉球。可是也有相关的日文资料指出,“虽然幕府内部有这种共识,但是无法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去说服外国人承认幕府领有琉球”,结果,“在其归属问题的判断上最终也只能持保留态度,‘极其难以断定其归属’”。19为了应对与美国人的谈判,老中阿部正弘编辑了一部问答集《关于应付琉球问题的大意》。《大意》似乎意识到了日方会面临如下窘境——如果日方提出,“庆长年间,我国联合萨摩守征伐琉球,使之归顺我国,琉球业已不再接受清国的册封,而是前来接受我国的恩典了”,那么美国可能会驳斥道,“‘琉球’既属于日本又属于清帝国,像两国的诸侯国,甚至它还可能隶属于其他国家”。20总之,日人从这时候便开始担忧琉球的中日“两属性”现状很有可能会招致西方势力的介入。

   佩里在1852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件中写道:“所谓的琉球群岛,很久以前就被日本征服了,但中国政府对其主权的归属提出了异议。琉球群岛目前正被日本帝国当中的实力最强大的萨摩地区给控制着。”21另据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记载,随行的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s)在1853年6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冲绳在1609年就完全给萨摩征服了,它隶属于萨摩。”22但从表述上看,卫三畏(S.  W. Williams)更愿意说琉球是隶属于萨摩而非隶属于日本。1854年,佩里在日本本岛的浦贺港与日本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在冲绳的那霸缔结了《琉美和亲条约》,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前者“使用日英双语,并使用西历以及日本年号”,是“国与国之间缔结的条约(The Treaty of Peace and Amity)”,是“双边义务”型的;后者则是“使用中英双语,并使用西历和清朝年号”,“不是平等的‘协定’或‘盟约’(Articles of Agreement)”,是“单边义务”型的。在这个问题上,有日本学者分析道,美国人认为日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差异,而且,与其说琉球隶属于日本,毋宁说琉球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的藩属国。此后一些列强的做法也印证了这点——法国在1855年、荷兰在1859年均使用了“中英双语,西历和清朝年号”的形式与琉球缔结条约。1862年,江户幕府在英国面前首次宣称对琉球拥有主权。23对于日本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对外声张主权之问题,依笔者所见,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清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安全等各个层面已失去主动权,加之内乱频仍,清政府无暇顾及边疆事务,恰好给日本可乘之机。直到1866年,清朝才终于向早已主动提出了册封要求的琉球国王派遣册封使,就连日本历史学家也觉得:“清朝在琉球国王即位17年之后才派出册封使,可以说是不太正常的。”24

  

五、琉球藩设置期(1872年—1873年)

  

   1871年,日方代表伊达宗城与中方代表李鸿章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可以说是中日间的一个平等条约。但迫于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并不满足于此条约的内容。同年11月,来自宫古岛等琉球外围岛屿的船只前往琉球的首里王府上缴年贡,船只在返程中遭遇了台风,其中一艘船漂流到了台湾南端的八瑶湾(今屏东县满州乡境内),而上岸的船员遭到台湾原住民的袭击,54人被杀,另有12人逃出,被汉族居民送往凤山县,并由该县县令送往福州柔远驿安置。后来,中日双方就《中日修好条规》内容进行确认之际,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旧事重提,就“八瑶湾事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索赔。25清政府认为既已抚恤琉球人,则拒绝赔偿,但同时也留下了“生番(台湾)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的话柄,这为后来日本入侵台湾提供了借口。经过“八瑶湾事件”后,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提出了“台湾征伐论”,请求日本明治政府出兵台湾,以惩“生番”。1871年,日本在全国实施废藩置县,琉球国被当作令制国,由鹿儿岛县代为管理。26

   1872年5月,明治政府的元老井上馨向政府提交了名为《论琉球国的处置》的奏折,建议将琉球的属性定位进一步明确化。此后,井上将琉球王胁迫至东京,并说道:“我们希望能尽快将你们的版籍收归日本,并要求你们在国郡设置和租税献贡等制度方面都要尽快和日本内地保持一致。”有日文资料显示,这样的做法就是强迫琉球彻底离开清帝国的册封体制,而这当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尽快将版籍(领土主权)“奉还”日本明治政府,以便于实现“内地化”。27面对如此激进的主张,左院(元老院)深知清帝国的立场,理性地提出反对意见:“今天看来,琉球王国的日中两属性还是有待做进一步的讨论。”但是,左院认为,“我皇国(日本)现为东西方所熟知之帝国,皇国之下有王国、诸侯国等已是自然之事,我们册封琉球王国,使之成为我们的王国或诸侯国,同样可以为我所用,因此不妨去除其藩号,直接呼之为琉球王,这也不影响琉球归属日本的事实”,“还有,我们对琉球进行册封时,也可以允许它接受清朝那边的册封,让它清晰地暴露出其两属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既然日本也被公认为“帝国”了,而“帝国”之下设置“王国”、“诸侯国”也是未尝不可的(《万国公法》原理)。日本不仅可以册封琉球国王,它还“允许”清朝对琉球进行册封。28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处理琉球的问题上,明治政府不仅善用《万国公法》这种代表当时国际新秩序的殖民主义法则,还善于利用“华夷秩序”理念下的“册封制度”,先让琉球呈现出“两属”状态,引起争议之后,再通过自身强大的实力逐步剥夺其主权。

   当初害怕和清政府对立的明治政府并未急于将琉球“内地化”(即《万国公法》意义上的“领土”化),而是选择了“属国”化的路线,让琉球国王尚泰分别接受中日两国的册封。而日本学者小风秀雅认为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这个“两属性”:正是因为“(琉球的)中日两属性的明确化,致使清朝与琉球之间的从属关系保持了正当化”,这使得日后“日本出兵台湾的理由显得更不充分”,“藩属化政策反而遭遇了册封关系不清等问题的纠葛”。29

   1872年6月,大山纲良写信给琉球国中山王,要求琉球遣使赴东京恭贺明治天皇即位。书信的抬头写着“琉球国中山王”,这让琉球方面没有察觉到日本准备吞并琉球的真实意图。当琉球庆贺使抵达东京之后,日本外务省把琉球递交的贺表中的“琉球国中山王”、“王子”、“国”、“封守”等与清政府的册封相关之字眼全部删除了。30接着,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琉球国,改称琉球藩, 又封尚泰为琉球藩王, 位列华族:

   琉球国王尚泰升藩王列华族之诏31

   朕膺上天景命,克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古代王畿以外地区分为五服,称南方为“南服”——笔者注),乞类相同,文言无殊,世世为萨藩之附庸。而尔尚泰,能致勤诚,宜与显爵,著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咨尔尚泰,其任藩王之重,立于众庶之上,切体朕意,永辅王室。钦哉。

   明治五年壬申九月十四日    

   据日人叙述,自《琉球国王尚泰升藩王列华族之诏》公布之后,琉球是日本的一个“藩”或日本领土这一说法才开始广传于日本社会32,因为该诏书的颁布意味着琉球的制度已经和日本国内的“藩”,还有“华族”等制度正式保持一致了。1872年“琉球藩”的设置,被日人称作“第一次琉球处分”,它意味着日本第一次正式侵占了琉球。“这次琉球‘废王国立藩’既是日本政府为推行其对外扩张政策的一次试探,也是其为蚕食亚洲而迈出的第一步。正是有了这第一步的成功,才有了之后日本入侵台湾、兵征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等一系列侵略亚洲的行动”。33

   六、出兵台湾期(1873年—1874年)34

   1874年(明治七年),日本出兵台湾,这被认为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开端。在出兵台湾的问题上,日本外交是如何展开的呢?又应该如何解读当时“琉球”的地位归属问题呢?

   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与清政府就《中日修好条规》的内容和“八瑶湾事件”进行交涉。有学者认为这一次中日交涉充分展示了明治政府圆滑的外交手段。原因何在?

   当时,副岛种臣死死抓住了清政府所说的“生番(台湾)系我化外之民”的话柄,并以之为逻辑基础,以致将台湾解读为《万国公法》之上的“无主”之地,最后使之演变成为日本出兵攻占台湾的依据。当然,这也为日后的台海问题埋下了伏笔。在谈判过程中,针对清政府曾对美国说过“朝鲜虽为附属国,但其内政教令等都与我们(清朝)无关”的话,日本使节随员柳原前光当场表示不解,清政府代表当时回答:“称之为附属国是因为有册封献贡仪典的存在,仅是遵循旧例而已。”就这样,柳原前光从清政府代表的口中套出了关于“附属国”的定义,并得出了“附属国的事情与中国无关”的逻辑。日后,日本也有意识地利用这样的“逻辑”来干涉中国附属国的内政。例如在朝鲜问题上,日本方面“不仅没有将清朝排除在外或否定清朝和朝鲜间的宗属关系,反而还积极利用了清朝和朝鲜间的宗属关系来作为干涉朝鲜内政的突破口”。“这二人的对话也印证了:在未违反宗属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日朝磋商谈判具有合理性”。35也就是说,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无权干涉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谈判。因此,明治时期的日本还是在有意识地,甚至主动地利用册封朝贡圈的理念来开展其外交事务的。

接着,中日交涉开始进入正题:“八瑶湾事件”。柳原声称:“前年我国民漂流到台湾遭到杀害。”清朝官员回应:“本大臣只听说过琉球国民被杀害之事,没听说贵国有人在台湾被杀害”,“琉球国乃我属国,当时我们保护了从生番中逃离出来的琉球漂流民并把他们遣送回琉球。”清大臣的回答既已否定了琉球人是柳原口中的“我国民”(日本国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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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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