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荣钢:从奥德修斯到爵士乐:阿多诺启蒙批判理论简论

更新时间:2016-08-09 16:57:58
作者: 陈荣钢  

  

[摘  要] 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改良理论很有研究,他自己又接受的良好的现代主义音乐的训练,对反犹主义也有切身体会。这都为阿多诺对启蒙运动和后启蒙时代批判的创见提供了条件。本文将谈到阿多诺启蒙批判理论的核心部分,包括启蒙与被启蒙对象的内部关联问题、自黑格尔以降的哲学同一性命题、反犹主义、“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及以阿多诺视角向近时文化工业的预示和瞭望等。同样地,也会谈及由这些问题生发出的阿多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或辩论或合作著述的成果。

   [关键词] 阿多诺  启蒙运动  启蒙批判

  

   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目的早已实现。如果启蒙完成以前的世界在启蒙主义者眼里是草率和嬗变的话,那么他们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阻止这种草率和嬗变继续下去。启蒙开始前,世界的神话幻想没有连贯性,也不具有让它长期保持和谐一致的特性。个体的幻想更是不可甄别和量化的,似乎只有确立起超越于个体的体系,让后者带有力量,才能帮助那些远离启蒙的人离开草率和嬗变的世界。作为目的性的这一点看来达到了。但被告知已完成完美启蒙的世界,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二十世纪以降却屡屡遭阻:“欧战”、“二战”、战后精神危机、文化与艺术的危机等等。我们一面建构着又一面解构着,有时甚至假装去建构,切实地却在解构。对现实问题的反思矛头最终又指回了启蒙运动上。

  

一、奥德修斯的自缚:启蒙与神话交织

  

   回顾整个启蒙过程,过去被称作神话和幻想的东西,是如何被启蒙运动抛弃的?或者说启蒙对神话的祛除和挤占是伪命题?本节将着眼这两点,分析阿多诺(Adorno)启蒙批判的出发点及其更深远之处。

   首先,阿多诺就是去试图探究启蒙和它想祛除的神话的渊缘的。启蒙运动否定了神话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理性与知识的垂青。阿多诺套用启蒙主义者的话说,这是因为理性和知识能够祛除神话,以便让每个个体摆脱掉对神话时代回忆的恐惧,不必被幽魅、神怪捆绑住独立自主的人格。[1]然而最终,他的结论却是:被启蒙摧毁的神话,是启蒙自身的产物。[2]阿多诺认为古代西方社会不全是神话元素,如同启蒙话语中也不是没有神话元素一样。[3]启蒙的理性宣教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反倒能把神话社会解释为一个更好、更合理的社会约束体,靠的是“人神同一论”的普遍方法论。[4]这样的作用显而易见,自然物和被人们认为的超自然物据此依托人的形象展现了出来。人的地位被抬高,几乎每个古文明神话里都有太阳的人形神。凯尔特神话中的艾索伦(Ethlenn)是太阳神,他有能力控制太阳的显没,同时他又是光明的象征,成了与黑暗和痛苦相对的隐喻,这类似于阿波罗(Apollo)。在古代中国,太阳是“多子多福”的生育结果,曦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5]。是神话时代已经有了那样一种“启蒙”;或者说是启蒙把神话时代发现并展现了出来,是启蒙的“私生子”。这二者看似有不可言说的重合,但这种重合的混乱又被另外的分析掩盖。

   我们借用阿多诺的理论再看这些古老神话、史诗中太阳神的例子。首先,谈论古代中国的“太阳之母”曦和时,还要谈论十个太阳的结局。因为这在后来中国的朴素辩证法和父系制度那里已经显得不够得当,于是有了另一位有能力破坏自然客体,即射落太阳的后羿。经验世界里有一个太阳,一个太阳的光热最为恰当,它养护苍生且不至于灼伤和杀死苍生。那么,之前十个太阳的子虚乌有就可疑了。编织一个太阳的目的是让其合理性否定十个太阳的不合理,能够生育十个太阳的曦和随即被划入危险的名目。“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6],庶民百姓不再是单个出现,而是“万民皆喜”。群体性的名词取消了“万民”中单独一位或若干位的性别,让个体不再重要。“名不见经传”的好处是否定了个体的特殊性,赋予意识形态主体性,让它代言个体,也裁判了自己的合理合法。

   尽管太阳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许多古代文明都不愿意将它看得和草木一样普通;认识到太阳属于自然界这一点的人,大多具备一定的天相观测能力,也都不情愿把它完全和神脱开关联。古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苏里耶(Surya)的诞生与俗世无牵挂,这初看倒和上古太阳与人类经验世界的距离相近,可苏里耶又被叙述成“梵”的一部分。“梵”不仅成了脱胎于印度教的圭臬,而且提到苏里耶时,还将提到他最出色的儿子门当户对的婚姻。这更成为印度种姓制度的解释下沟通宗教与俗世的代言人。代言和裁判的形式很多,但凡有个体发出质疑之声,都会受到惩罚。惩罚的形式虽多种多样,但都逃不出总体性正义的迷宫。它成为禁忌,成为在个体与群体间若即若离的被称之为曼纳(Mana)的东西。随之成为禁忌的就成了触犯禁忌的个体,它被群体的排他意志排除在外。[7]但由于群体和它的规则不仅在惩罚触犯禁忌者时奏效,也提供生存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中包括食物的获取、和敌人格斗、甚至包括避免犯下触犯这极大的罪的恐吓,那么那个时代的个体就很难冒进地选择独立自主了。甚至还有神话时代的巫术剑指背叛者,四川凉山彝族部落中,叛逃部落的人的衣服将被收集在一起,由巫师敲打,旨在让叛逃者迷路。据此不难看出,那个超离出主体建立起的客体是一切是非善恶的意志来源。吊诡的是,它还隐秘地把自己伪装成个体的想法,让后者毫无分辨的能力。整饬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平衡问题带来宗教的发展,[8]但正因如此,许多不能抹去的因素让人们在启蒙的道路上背向地越走越远,这在东西方都不少见。

   所以,神话带来了盲从和服从。这一直接原因和诸多先例鼓励着启蒙运动向前发展。然而,阿多诺以一个欧洲人的口吻重讲了奥德修斯(Ulysses)神话,他质疑了启蒙运动坚持不懈做下去就能彻底成功的断言。奥德修斯经过海妖岛屿时,海妖塞壬(Siren)的歌声诱惑着他和他的水手们。奥德修斯心生一计,命令水手将他捆绑起来,哪怕海妖释放再大的引诱也不能动弹。至于水手们,奥德修斯用蜡灌注进他们的耳朵里,使其听不到海妖的歌声,以便专心驾驶。[9]阿多诺认为,荷马史诗里的神话其实也是反神话,它具备反神话的性质和启蒙的痕迹。甚至此后没有其他任何作品有此能力表现神话和启蒙间模棱两可的关联。[10]

   在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里,奥德修斯是个牺牲品。奥德修斯的自缚有多层意义,不妨这样来分析。首先,他捆绑自身的目的在于免于受到海妖诱惑的歌声干扰,确保自己的队伍前进。他决定把自己捆绑起来,作为类似于巫师施展巫术的祭品。这种献祭在启蒙者看来是荒谬的,因为受仪式影响取消了个体的主体性资格。其次,他的另一层内涵和启蒙者的方向又惊人地吻合。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了水手们的耳朵,自己虽免于封蜡,取而代之的是用另外的肉体折磨虐待自己。水手们因为暂时的失聪豁免于聆听到歌声但又不得不去克服的矛盾心理的痛苦,但奥德修斯本人却无法因此豁免。他在众人面前展现出问道者的形象,从水手们身边的英雄升华为神圣的象征。这样做还有更长远的好处。与海妖的斗争中,奥德修斯变得与众不同。他不仅让自己的权力带上了神性,笼罩在高于甲板的一处更接近太阳光辉的地方。而且水手们藉此组成另一集团,成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辛苦驾驶着船只的水手。这与远古的神话社会已然不同。奥德修斯象征着的权力阶层,无论它是世俗权力还是非世俗的权力,抑或二者的巧妙结合,都已经和非权力阶层脱节了。[11]为了掩饰这种脱节,奥德修斯设置了两个观看的视角,以勾连住他和他的水手。其一是他们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即不会有人对海妖塞壬的诱惑力持否决态度,也不会有人质疑违反禁忌将受到的惩罚的强度;其二是奥德修斯设下了类似祭坛的临场,水手们围绕着的奥德修斯就像围绕着祭坛上的祭物,奥德修斯此时还充当了巫师的角色。

   奥德修斯牺牲了他自己,就像后来新教伦理传达的那样,后者要解放幻想中虚无缥缈的人的思维,却又被投入另一种可以被认定为束缚的理性关系中。这样,启蒙产生出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的对立面就是他所反对的东西的一部分。在奥德修斯的故事里,水手们因听不见水妖塞壬的呼喊得以保全,并长期保全下去。温和地在不设边际的海上长久地使舵划桨,这已经是对恒常性的追求。在故事开始之前的世界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延续性、重复性、恒常性。但到了这里,在海妖、奥德修斯和水手的三角形结构中,水手找到了延续、重复、恒常。这种避难的代价是每个水手个体的表达就被抹平了,或者说已经有了“水手们”,水手不再重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一些相似性便被设定得清清楚楚,不免让后人心生疑虑。其一,和与启蒙运动相伴不衰的工具理性被以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交换的原则成为原则的母本。据此,个体事物在普遍交换中被归之为与另外的事物抽象地等值。[12]其二,启蒙运动是带有无意识欺诈色彩的祭祀活动。启蒙和神话的合理仅仅一念之差,否定神话的合理性恰恰就是一种对其合理性过程的建立,又翻版而再现了。像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牺牲了,也就牺牲了自然神。就是用这样取消快乐的方法获得恒常的快乐而免于责罚:奥德修斯欺骗了水手们,尽管他们也获得了恒常的快乐,却在诱惑面前被灌蜡,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般的权力控制。而且牺牲自身越文明,就越会释放压制的力量。权力实体从这种社会关系中看到了不真实的地方,和它相关的启蒙与现实就更难融合在一起了。

  

二、哲学同一性命题批判

  

   随后的启蒙创造了另一种被概念控制的世界,和启蒙所反对的东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概念性的思维成为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概念也带有了极权色彩。概念的极权体现在它会将每个个体的特质过滤掉,使它们成为被排挤的“异质性碎片”,以多元的幌子算计纯洁。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中,收集这些异质性碎片并感受到它们的力量,否定全部的关于同一性的哲学即成为他的重要批判。[13]

   尽管不是启蒙的本意,但概念试图抑制主体差异,以此创造出主体性的做法在阿多诺看来是极不充分的。最早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差异正是建立在人开始区分“主体”这个名词背后的歧义,它的所指是含糊不清的。“主体”既可以指向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也可以指向每一个特殊个体的一般意识。[14]援引阿多诺和卢卡奇(Lukács)争论的一个例子来看。卢卡奇接受并发扬了黑格尔(Hegel)的集体的超主体概念,这个概念在他那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15]阿多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个体在作为主体性的意义上,都保有卢卡奇甚至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否定了的重要方式。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谈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差异在卢卡奇和早期霍克海默(Horkheimer)论述主体性和超主体概念时荡然无存。[16]简言之,因为在意识形态和现实面前,此时谈论个体差异的完全根除并建立理论是不恰当的。

阿多诺把使用“主体”和“客体”等词汇来论证哲学问题看作是“历史的沉淀和传承”,像接力棒一样自然而然地传到了眼目下。概念是“下定义”的媒介,只有借助它,启蒙才能建立起主体和客体的联系,进而让这种联系帮助主体把握客体。[17]但是,在主体的所指含混不清时,客体是什么又成了另外一个问题。结果造成了无论客体是什么,哪怕是把其他的主体当作客体,都成了可行的了。于是每个个体相互作用,并被带入其中产生异化。主体在生产关系中可以“互换角色”了,主体也将承受来自过往对待自然客体的极权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9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