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荣钢:从奥德修斯到爵士乐:阿多诺启蒙批判理论简论

更新时间:2016-08-09 16:57:58
作者: 陈荣钢  
超主体的概念世界以统治者的姿态实现自身,每个人都在其中不能自拔。阿多诺在此坚定地支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他一面驳斥庸俗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改良者,驳斥他们的改良行为重复了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客体的统治;一面断言启蒙带来的这个长远问题,将延伸到人类劳动,并借助交换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与自然界的不平等、阶级的不平等。[18]对此越是讳莫如深,就越会像需要资本家的布施和基督徒的同情怜悯那样,去掩盖启蒙极权带来的不平等。

   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不公允之所以会受到阿多诺的强烈反对,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界定的前提具有不可靠的地方,从前提探求事物的本质是危险的。如果给事物下定义的人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利用前人或自己小心界定的前提去论证主体和客体,也必然探求不到事物的本质。下定义变成了自圆其说,并且这样的自圆其说是必定无法和本质无缝契合的,本质甚至会趁机从缝隙间悄悄溜走。那么,从值得商榷的前提出发确定的概念也就是值得商榷的;进一步说,通过这些概念获得的本质亦不是本质。概念本身想要反抗和对立与自身不对等的世界,却成为这个世界的内部要素。这样,在概念反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中,本来就有缺陷的概念又会影响世界,影响人对世界的表达。有一个已建成的当下世界被它影响,就成了有缺陷的了。本来想寻求超越当下世界的批判力量却被这个世界稀释了,在阿多诺看来这个问题过去没有解决,现在依然没有解决。

   诚然,每个个体都包括具有普遍内涵的主体概念,但那些普遍内涵覆盖不到的角落更加值得注意。可事实却是,随着启蒙运动达到高潮且看似行将胜利之时,总体性概念针对个体阐释的差异性消除了,现实世界个体间的差异性却还在那里。以阿多诺在音乐上的批判为例,阿多诺不认可成体系的音乐的方法论。首先,音乐通过听觉为人感知,人感知到的音乐和依靠音乐知识习得的音乐几乎不可能相吻合。尽管二者都脱胎于当下世界,但这也正是造成人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分裂和困惑的根源。体系性的音乐能够表现这个音乐体系建立者想表达的音乐真理性,但这种真理性是很有限的,也是难于与每一个经验音乐的个体完全配合得上。另一方面,音乐经验对于每个经验音乐的人而言又是极其抽象的,哪怕感受到了音乐带来的本质的冲击,也几乎不能见诸笔端,更不要说把音乐本质体系化了。[19]真正探寻音乐本质的方法是从音乐内在发展倾向上去理解,否则音乐体系的力量越是强大,就制造了个体感到现实世界的混乱,最终越接近沉沦其中而忘记反思的可怕终点。阿多诺一直敬仰勋伯格(Schoenberg)等现代主义音乐家“无调性音乐”的实践尝试,因为阿多诺坚信勋伯格的尝试奠定了自己现代主义文艺信仰基础和对自然属性见解的表达的同时,动摇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树立起的伪自然主义法则,也让资产阶级调性原则在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无地自容。试图为“无调性音乐”建立理论体系的尝试是和以音乐为武器对抗资产阶级调性原则的实践和左倾音乐立场相对立的。所以他不出意外地极力反对勋伯格的学生们在许多年后试图将“无调性音乐”建成体系化的理论,甚至阿多诺与一些故友因理论上的分歧分道扬镳,就是这样的道理。总体性概念不可能有办法充分表达现实世界个体间的差异,但现实世界的关系又荫蔽在总体性概念中,使个性受到打压,反制了启蒙自身。个性的“质”的不同和世界总体具有的那种非同一性被扫进了同一性规则的圈套。

   伴随着同一性概念所带来的主体对客体的极权主义,以及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重置所带来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及异化和物化。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物化简单地理解为主体的客观化,即主体在经过物化这个工序后变得和外物无异。但阿多诺坚持认为真正的物化更复杂。物化不是简单的主体客体化,否则无需用物化替代客观化这一过程。而是物化不仅满足了主体客观化的些许特征,更令客观化后的主体不是像自然之物那样是一个僵死的客体,它应当是流动的。[20]这与马尔库塞(Marcuse)的物化观点不同,马尔库塞继承发展了黑格尔物化理论的核心内容:物化所需克服的“记忆”是外在物的内化[21]。阿多诺则认为在启蒙时代的个体救赎更为重要,救赎的力量类似于个体对客体的回想,它是“记忆”作为的主体性原则。阿多诺批判了自黑格尔以降就意识到的这种物化理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曾致信本雅明,谈到之所以提出“任何物化都是忘却”不是因为他对黑格尔的赞同。相反,阿多诺是在批判他和他的继承者,批判他们忽略了物化后的主体的复杂矛盾。[22]物化有极强的排他性,它能笼络和搅乱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达到了消除“异物”的目的。

  

三、欧洲的“异质性碎片”:反犹主义批判

  

   犹太人就是欧洲的“异物”。“二战”的残暴和本雅明的自杀令阿多诺在反抗反犹主义的立场上更加坚决,这不仅因为他带有犹太人的基因,也表明“奥斯维辛”的存在正好论证了同一性哲学的死亡特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3]。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ński)的电影《钢琴家》让观众看到,犹太人是在不同的话语里形成的。纳粹可以随时修剪和调整犹太人的范围,那么这个形成过程始终是没有完全完成的进行时。电影中,居住在华沙的犹太人自1940年10月31日起被要求佩戴指定规格的“大卫星”袖套并重置(resettle)入“犹太特区”;两年后的3月15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驱逐至“劳动营”;1942年8月16日,几乎所有“劳动营”的犹太人被火车带到另一个地方杀害。就像修剪玫瑰的倒刺那样修建犹太人,最终干脆把它折断,这是一种同一性原理的偏执和洁癖。犹太人是工具理性的极权主义同一性原则的第一个靶子,反犹主义者亟需破坏作为差异和反抗同一性的犹太人领地,变成待欧洲大陆肃清的异在之物。这样反犹主义让犹太人在欧洲成为社会秩序中当被消除的对象,成为当被破坏和抹除的种族。

   反犹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隐秘的支配机制有关。早期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将劳动者支配起来,又用劳动来掩藏这种支配,让每个劳动者在各行其职和糊口的薪水面前变得顺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藏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普通劳动者甚至无法用微薄的薪水糊口,更不用说拥有和资本家相同的购买力。劳动者事实上无法触及权力高层,他们属于两个完全分野的阶级,罢工成为工人最行之有效的对抗方式。至此,资本家必须摆出与劳动者同样的姿态,出现在生产的第一线,或者参与进来。同时,资产阶级必须倡导劳动的光荣,让自己成为奥德修斯那样的象征,也让劳动者成为真正辛勤的劳动者。反犹主义的起源来自作为“遴选对象”的犹太人,把它放到劳动者面前让劳动者注意到这就是让自己变得潦倒贫穷的“那一个”,它身上有用不尽的贪婪欲望。犹太人被作为祭品献祭在理性主义的祭坛上,正应验了阿多诺的论断——在纳粹德国,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神话要素。[24]犹太人成了这样的种族象征,不是哪一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这个群体。

   被遴选出来的之所以是犹太人,原因之一是那时直接与劳动者接触的大多是生产关系中流通环节的犹太人,是权力最高层和最底层的中间环节。很久以前,一部分犹太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欧洲大陆,又协助罗马帝国将罗马文明传遍四方。但他们始终被作为不被接纳的无根的民族,生活在皇帝和诸侯的庇护之下。犹太人的遭遇与其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关,使得它一步步变成劳动者指责的对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商人与其说是他们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被仇恨的命运伴随资本主义的传播伸展开来。在犹太教传统中,教义要将信徒引向缺乏的东西,引起人的注意并想办法去填补缺乏。这在犹太人的重商主义那里得到了集中体现,但对欧洲大陆的基督徒们来说就截然不同了。到了基督教那里,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它继承了犹太教的某些特质,也极力宣扬平等、救世和爱人等。这些做派使被遴选的犹太人在基督教徒的心目中格格不入,宽容不再有意义,犹太人是欧洲的异教徒。基督徒的盲目性包含了一切,总体性的哲学观念推动了反犹主义的兴起,一无所知的人便被轻易地利用为一切行动的执行者。这比曾经对抗过的维京人、吉普赛人更甚,建立苛刻的真理标准,排除不符合真理标准之物。真理的标准内容自然易于编造,因为在近似生理刺激下的民众看来,幌子只是行事的光冕堂皇的理由,要做的只是消除异物。一旦犹太人成为贪婪、欲望、苦痛、异教徒的象征,那么打着的诸如“拯救家庭、祖国、人类”的口号只是帮凶而已。[25]

   事实上,欧洲的犹太人是同化了的犹太人,阿多诺把犹太人同化的过程称之为模仿。模仿原来是生物学的用语,意思是生物为了抵御天敌将自身融入周围环境的行为。这种模仿与阿多诺的真理认识基础中的模仿问题是相通的。在社会学方面,可以举出犹太人在基督教社会中不得不被“同化”而生存下来的方式这种拟态的伪装。[26]反犹主义者并不相信这种同化的纯洁性,他们还将鼓吹犹太人种族不纯洁将带来的极大危险,犹太人个体强大的持存力量让人不安。受反犹机制控制的民众接受了纯粹的信仰,以希特勒(Hitler)等领袖为精神导师,如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反犹活动,只是信仰的内容不同而已。这时的德国民众被高度提纯,犹太人被极端的理性和同一性哲学做了工具性的、技术性的处理。如观察毒气室的犹太人从精神尖叫到无力反抗再到死亡的整个生理过程,如将犹太人的皮囊作为装饰等等。这种理性是与精神分析相对立的,将反犹主义者概括为极端偏执人格的人也连同精神分析学一同被扫地出门。

   偏执从法西斯领袖那里扩散开来,法西斯主义者试图通过残暴的体制教会民众的残暴,以此维系自身的凝聚力和纯洁,他们认为这将带来恒常的稳固。体制的压抑和人与人的物化激起了个人的支配欲,带有自己种族标签的人会无顾虑地殴打、虐杀带有犹太人标签的人。犹太人越是示弱或显出惊怕的样子,越容易被虐待致死,这是种族间的性虐待心理。因为施暴者的支配欲已经全面开启,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理由去经历眼下却无需理由便能历经的快感。1938年“碎玻璃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发生当晚,住在德国的犹太人被宣布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每个人只能携带一个手提箱的随行物品。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在家中的一部分财产被纳粹官方占有,另一部分则被他们的邻居夺走。[27]据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莱尼•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回忆,希特勒常将宣传看作一种手段,为不同的目的就需要不同的手段。[28]鉴于笼罩在宣传口径下的犹太人罪行,反犹分子还会把犹太人幻想成真正施暴者,自己夺取对方的财产是实施了正义,杀死对方也是实施了正义。法西斯治下,个体失去了双向反省的能力:不能反省客体和自身。人们不能判断和分辨自己的欲望和体制的欲望,“主体同时既肆意泛滥开来,又不断衰落下去”。[29]每个人不需要对自己和其他与自己共处的个体负什么责任,只需要为体制的意志负责即可。反犹主义调动起内心的破坏冲动,反叛地维护着关于理性的标准。如前文所说,市民阶层的伦理观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而传播开来。但是,市民伦理赋予市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每个个体更加被动了,最终成为虚妄的理性的载体。反犹主义借助这种压抑和被动,激起了市民的反抗力量,再给予些许官方的承诺和施舍,力量就大得不可估量了。社会世界的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虚假社会身份”背后的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个更加体面的社会身份,因为这样能让自己更接近本真或接近社会权力核心。物化的压抑让个体服服帖帖,主观能动性被层层剥离。无论是行善或是作恶,只有任人摆布的份了。

  

四、文化与艺术危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9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