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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 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

更新时间:2016-07-31 17:25:15
作者: 潘家恩   温铁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对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进行初步勾勒与比较分析。

   【关键词】百年激进 百年乡村破坏 百年乡村建设 脉络

  

一、引言

  

   作为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 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民国乡村建设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2000:456)。80多年后的当下,当美国2001年对内遭遇IT泡沫崩溃、对外遭遇“9•11”恐怖袭击无暇东顾而中国获得举世瞩目的高增长并重新成为世界焦点之际(这与民国乡村建设时西方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并且演化为世界战争可以相比),当代乡村建设也于同期再次兴起并持续至今。

   作为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的一线实践者,我们不满足于常见的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类分析框架,认为应该“跳出乡建看乡建”,打破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时空和叙述上的割裂,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内外环境与基本脉络。通过回到历史脉络,我们尝试指出: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除了百年耻辱和百年抗争外,同时伴随着百年破坏与百年建设,它们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并构成了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张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涉及的三个“百年”(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非精确意义上的历史年代划分,而是宏观意义上对西潮冲击下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泛指,重点在于通过指出“激进、乡村破坏、乡村建设”之长期性与平行性,以建立三者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联,强调不同阶段之乡村建设虽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都可视为整体性状态或趋势的一定体现。

  

二、他毁与自毁:乡建视野下的百年激进

  

   面对外界的批评与不理解,梁漱溟指出自己之所以选择乡村建设,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毁”和“他毁”这两种力量的叠加与互动:“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而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梁漱溟,2005:197-201)。具体到影响及效果上,他甚至认为“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2005:151、152)。对此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黄宗智也有着相似的认识(黄宗智,2000:21)。

   梁漱溟所谈到的“自毁”和“他毁”,一定程度上联系着乡村建设视野下的“激进”反思。在这种视野下,中国近代历史脉络中的“百年激进”既非一般的“冲击-反应”,也非个别人物或派别的思想主张,而是因西方挑战和影响而引发出社会内外各种力量的连锁反应,以及共同产生的时代氛围与社会势能。“激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刻且全面,但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产业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为更好地切入讨论,下面先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激进”的讨论进行简单回顾。

  

   (一)“激进”讨论简要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试图对80年代的一些命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把握,在“激进/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现近现代思想的复杂脉络正是其中影响较大并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种思路(杨念群,2001:68)。

   在余英时1994年的分析中,激进不是指具体的思想或特定的学派,而是指一种态度或倾向,并在这个层面上将保守理解成激进的对立项。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阶段的历史分析,他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余英时,2006:422)。对于这种激进化进程的影响,萧功秦认为其“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不可避免地具有与现实国情、政情脱节的倾向”(萧功秦,1999,序言,2-3、314)。林毓生则以“中式乌托邦主义”来指称这种“五四”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状态,它的突出特点是“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的乌托邦主义”,同时带有封闭性和排斥性,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几乎没有警觉,反认为这种“中式乌托邦”是一个最能系统地、全盘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运动(林毓生,2006:467-469)。我们认同这种对“破坏性”的自觉,但认为它不是中国“五四”以来反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特印记,其排斥性与破坏效果同样存在于延续至今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及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中。

   面对各种保守与激进的“拉锯战”(萧功秦,1999:序言,4)或以之为二元对立框架的讨论,姜义华和陈炎(2000:36)认为:激进主义的确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应主张跳出“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的立场,才可能避免简单化处理可能带来的新遮蔽。类似的反思在不同论述中也有所推进,许纪霖(2000:41)就认为“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的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杨念群则指出:在这场争论中强调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和强调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者都共享同样的前提——“都是对使用现代化标准衡量近代思想的无条件认同”。但实际上,“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任何保守主义式的复兴言论都已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传统复兴运动,而是现代化叙事积极干预下的一种阐说。这实际配合了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杨念群,2001:71-72)。之所以如此,除中国思想史界长期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支配外,长期忽视民间与底层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杨念群,2001:72-74)。

   这种“激进化”进程本身就存在着内部张力,而非连续单线的过程。有学者就认为从二三十年代起,那些要求西化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激进的过程中实际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许纪霖,2000:39)。我们认为,这些屏障同样有助于理解本文所述三个“百年”之同时存在与互动张力。

   基于以上简要回顾,我们认为现有“激进”论述主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展开,较少涉及经济、生态等领域;过多强调各种层面的“激进”作为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特殊性,相对忽视“激进”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进程中对于第三世界、弱势群体和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的普遍性;①主要基于知识领袖和政治人物等上层精英的言论和主张,较少从普通民众及具体社会状况(特别是乡村、农业、底层)出发进行讨论,且对各种“激进”间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张力缺乏处理。

  

   (二)双重破坏中的“去脉络”进程

   如果回到前文梁漱溟所指出的“他毁”和“自毁”,“自毁”是由“他毁”引发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体现,同时还与“他毁”结合且相互引发,进一步催生出更为激进的社会土壤,叠加构成更为深刻的危机与双重破坏。

   比起“他毁”,“自毁”更具广泛性、长期性和隐蔽性。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后者则深入到内地与广大乡村;如果说前者因为战争、侵略、屈辱和不义而面对着各种形式的抵制与警醒,后者则因各种“自强”论述所内含的道德制高点而难以自觉;如果说前者是被动的“遭遇”,后者可以说是某种主动的“配合”。这么说,重点不在于两害相权,而是希望指出其中的双重性与复杂性。

   无论“自毁”还是“他毁”,“毁”了什么?这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破坏与信心层面上的丧失,更包括由此所开启的“去脉络化”进程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所改变和偏离的脉络,不仅涉及国情与资源条件制约下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基础,也包括国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认同。我们将在下节以乡村为例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下面先从纵向角度简单勾勒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体现与影响。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西碰撞所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对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体系建立有着奠基性意义。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中)体(西)用说”②及其指导下的洋务实践的破产,工具层面之“西化”的有效性受到根本质疑,由此产生着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这些变革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具有“都市本位、工业优先、成本代价向乡土转嫁”的共同特点。“后自强时代”更深刻和广泛的实践对乡土社会与底层民众来说,却可能产生“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这一不期然的效果。

   作为“自毁”突显的关键时期,甲午之变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然而1894年只是连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结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挫败,时人面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奋起求变,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逐步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也因民族自尊与自救而产生了启蒙这一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的时代主题,以致“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及古老历史在新世纪骤然断裂”(许纪霖、陈达凯,1995:2-3)。由此激发起对数千年农业文明形态与乡土社会(也包括相应的心理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拒绝与批判,进而引发20世纪上半叶“以农立国-以工立国”论战,外加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以致除经济基础的激进化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产生革命土壤外,对乡土社会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也逐步开始激进化。

从“三农”和宏观视角看,这种对现代化的激进追求并未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中止,冷战格局和对工业化的迫切需求继续为不同形式之激进化提供着强劲动力,并确保了政治正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过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获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虽然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独特国情与小农村社经济这一基本现实,但迫于外部国际形势与客观环境变化③,为配合当时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更加重要的脉络(相比“小仁政”的“大仁政”)——依靠苏联在朝鲜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所可能提供的工业化援助,在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中为工业化与现代国防争取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进一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保障与民族独立——对广大农村的经济基础与治理结构采取影响至今的“激进化”改造④。对于这段特殊历史,不应认同于割裂对立的主流叙述和今人视角的简单评判,而应放回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脉络中进行理解。且不说全球范围内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激进,对于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身处必须以工业化为生存保障和基本条件的全球“丛林法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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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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