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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芳 查君红: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

更新时间:2016-07-30 10:52:56
作者: 林小芳   查君红  
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此后,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货币领域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但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世界各主要货币均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

   随着各国汇率形成机制走向“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走向“自由化”,尤其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后布雷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阶段(而不再是战后初期的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主要内容),其实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经济的高度金融化:金融资本利润取代产业资本利润在资本积累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金融霸权在国际财富与权力分配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金融资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都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层面。在物质层面,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撑,以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体的多边国际金融机制为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为其提供了强力后盾,而其物质层面的核心则是货币霸权,即美元霸权。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一文中,将美元霸权严格地界定为自1971年以来,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财政和金融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方面使美国经济寄生化,国家运行债务化,美元不仅承担了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成本,还制造了美国“繁荣”;另一方面使美元高度虚拟化,进而导致整体经济的虚拟化,利润的来源越来越以虚拟经济为主,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金融资本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推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

   而在意识层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要求突破国家主权的藩篱和各国自主发展能力的障碍,要求自由的、无管制的市场,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恰好为其提供了智识基础。“美国政府、美国操控的国际金融机构之所以卖力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期望全世界都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目的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性的生产分工体系,最终建立美国主导、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非常清楚一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内置了有利于强势国际、跨国垄断企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一旦被纳入全球性的生产分工,承认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就将不仅失去运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保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在经济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在思想上也将受到自由原教旨主义的奴役,并最终在政治上依附于霸权国家。”

   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和金融霸权造就了当前失衡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模式,其运作包括三个层次:①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向美国输送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以获得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以此满足美国国内消费;②美国贸易伙伴对美贸易顺差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使美国得以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同时保持了美元汇率的稳定和美国利率的较低水平;③美国在通过贸易逆差积累外债的同时,也对外输出资本。其积累的外债以美元和国债这种无息和低息负债为主,而输出的资本以直接投资这种高收益资产为主,只要美元债券的利息支付额度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所得总和,那么,美国就可以继续以政府债券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美国的富裕完全是一种‘流入式’的富裕。外国资金、熟练工人和进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国,而美国只需付出以美元纸币计价的债务。美国获得外国资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致于其本国境内的生产已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彻底扭曲的世界格局,这样一种格局如果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根本无以为继。新自由主义刚好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美国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努力的大逆转,它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

   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三、“遮蔽”与“揭蔽”——以“去自然化”对抗“去政治化”

  

   话语即权力。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霸权话语,服务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其权力机制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以暴力手段为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运作则有些类似福柯所谓的“规训权力”,规训是一种巧妙的强制,具有弥散性和不可见性;也符合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界定,这种霸权的获得更多不是凭借强力,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把它当作“正常的现实”或“常识”来接受而实现的。因此,掩蔽性是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重要特性,而揭蔽也就在所难免。

  

   (一)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自由主义掩盖了政治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在政治上大多是维护既定秩序、反对政治变革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与保守,从字面上看,无论如何是一对矛盾,沟通这二者的无非是利益。布罗代尔在其名作《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反复讲一个道理:资本主义反对的并不是国家干预。相反,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与国家政权合流、取得了国家政权的全面支持才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正因为资本主义是当前的国家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资本主义所真正反对的,其实是国家政权试图通过调整形成新的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或者说,其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原有制度结构下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即为“保守”,它主张的不改变现存秩序、不触动既得利益的自由,从而也否定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通过对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变革或调整,使现存秩序下的受损者摆脱不利地位,获得真正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只是,“一项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计划,势必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民众支持。但是,有计划地鼓吹个人自由的尝试就能获得民众基础,并借此掩饰重建阶级力量的推动力。”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已浸润于西方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利益集团利用民众对于“自由”的非批判性的接受态度,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减少了阻抗、质疑。

  

   (二)新自由主义以中性化遮掩了政治性

   新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试图强化其经济科学属性,宣称要把“技术”经济学与“政治议题”非理性、成问题的干扰相分离,这样一种旗号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正是在这样的“中性化”、无关政治的迷惑下,俄罗斯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专家和权威国际组织的“休克疗法”。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1999年11月2日在俄罗斯杜马自然资源委员会作证时,曾做了精辟分析:“阻止潜在的对手成为真正的对手是权力政治不言自明的原则。鉴于这个原则,人们一定会问,美国是否真的想帮助俄罗斯发展成像美国那样强大的经济体?美国乐意看到俄罗斯提高生活水平并在国内消费其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吗?或者,它准备通过摧毁俄罗斯成为竞争对手的潜能而把俄罗斯变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国,以此来巩固冷战的胜利果实?美国外交家是否在帮助美国投资者和公司获得俄罗斯矿产资源和公共设施的所有权,这样,它们的利润就会汇聚入美欧经济中?美国想要俄罗斯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粮食、鸡肉、香烟和其他生活消费品,甚至美国的货币吗?或者这只是1990年以来美国建议的一种无意的结果?”“这些问题本身其实已有答案。当俄罗斯寻求外国顾问帮助时,这些顾问会忠于谁——是忠于俄罗斯,还是忠于支付他们报酬的美国政府机构、IMF和世界银行?”可见,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中性化”实际上是为了遮盖其政治性。

   同时,新自由主义提出“自发秩序”的概念,将任何试图改变现存秩序或寻求替代方案的努力——革命、社会改良、国家干预、社会运动、社会批判等——都解释为政治对于一种自然的市场进程的破坏,而加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去政治化”不仅意在掩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还试图借“自发秩序”、“自然状态”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状,心安理得地放弃寻找其他可能性的努力。

  

   (三)新自由主义以普适性遮蔽了情境性

   任何一种理论或政策主张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勃兴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面对凯恩斯主义失灵所做的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具有自己的现实性与历史性。大卫?科茨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根据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都能有效地刺激盈利达几十年之久,但这种刺激作用到一定时刻就会停止。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在1973年前后步入危机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同样地,当这种新自由主义结构陷入危机,正像目前已有所预兆的那样,我们也许就要进入新一轮的制度重建时期了。

   但是,新自由主义却有意地遮蔽其情境性,将自身打造为一种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信条,而“不管人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是什么”。这样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主义立场,导致新自由主义缺乏有效的自我反省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诸多问题后,他们不是去关注“华盛顿共识”有何不足,而一味指责这些国家有何不足,不是检讨“华盛顿共识”该如何修正,而是检查这些国家该如何不断修正以适应“华盛顿共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打造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屏蔽了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解读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屏蔽了各个国家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可能性。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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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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