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志强:长者郁昭 ——怀念王郁昭副主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3 次 更新时间:2016-07-29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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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志强  


王郁昭主任7月17日猝然去世。4月下旬,我们还一起参加老干部活动,同桌午餐,一切尚好,哪里想到几十天后竟成隔世!他是中心老副主任,曾担任过安徽省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多个职务,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但我确信:历史首当记住的,必是滁县地委书记。在这个职位上,王郁昭冒着“路线斗争”的巨大风险,顶着“分田单干”、“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如山压力,肯定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推广到全滁县地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与郁昭相处留下许多记忆,情谊匪浅,受教良多。


一、

1983年,我入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同年,国务院批准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这是我参与的首个中心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引起了连锁反应。1983年8月,中国未来研究会召开《公元2000年的中国》学术会,特邀中心参会。中心派我随李泊溪(2000年中国工作小组组长)、李金昌(2000年中国工作小组副组长)参加,与马洪夫人陈伯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同行。80年代,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掀起了未来学热潮,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变化趋势成为热门话题。黄山会吸引了各方关注,参会者爆棚,300多人挤满了黄山大大小小的旅馆酒店。记忆中,有几位军方学者出席,第一次听到精确制导武器概念,新奇而着迷。

按会议安排,全体代表到合肥集中,再统一乘大巴赴黄山——这才有了邂逅王郁昭的机缘。80年代的中国,是思想解放,充满希望,人心激奋,争相改革的时代。80年代的安徽,因万里、王郁昭及小岗村之故,成为中国改革的热土,改革者瞩目的圣地。未到安徽,“那个地委书记”改革的故事就已耳熟能详,且风闻郁昭在安徽位高权重、威望极高。

到达合肥,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安徽省长王郁昭要会见部分会议代表。借助中心声名,我也入选邀请名单。会见安排在一间小会议室,30多名代表挤得满满当当。第一次见到这位声名赫赫的省长,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衣着朴素,一口胶东味普通话,嗓音低沉,语速平缓。与预想相反,他身上看不到官员的颐指气使,也未见胜利者的春风得意,更没有感到得势者的张扬傲慢。第一感觉是随和平易,朴实憨厚。因此,少了面见高官的紧张和不适,增添了接触长者的放松和坦然。他身上看不到“官”气,却透着浓浓的教师气质,以及隐隐的学者风范,真是奇怪的感觉!直到8年后,亲耳聆听郁昭自叙身世,才恍然明白初见感觉的不谬,以及好感的来由。

那次会见,印象深的还有一位“改革明星”,年轻聪明,只是张扬损害了形象。一个礼节性会见,他不停地谈论着评论着,以致会见无法结束,十几辆大巴几百人只能无奈地等待。令人不适的,还有明星的导师口吻,俨然启蒙一群学童。无意间,反衬得王郁昭更显谦和大度,他耐心静待明星言尽,才匆匆握手告别欢送大家上车。

想起一件趣事,亦因郁昭是官不似官而致。大概是1993年,忘了什么缘故,秘书处李军平陪同郁昭出差深圳。深圳同志在机场迎候,没想到接机的同志会绕过郁昭,紧跑几步,对着李军平热情地说:“欢迎王主任来深圳”。李军平急红了脸,囧迫尴尬,慌乱地解释:“我不是王主任,这才是王主任。”惹得郁昭也笑起来。李军平个高体胖,面色红润,衣着考究,加之谢顶显老,颇有“领导”范儿。那情那景,想起来就觉好玩好笑,顺理成章地,成了办公厅笑谈的经典段子。


二、

应该是1991年5月份,农研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我尚在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任上。一天,郁昭让邓寿鹏带话:山东邀请他出席研讨会,请他就开发区和港口建设做主题发言。郁昭自谦不熟悉此领域,希望技经部能派人随他参会。我和寿鹏商量:郁昭新来,又是第一次找我们,这个忙一定得帮。遂决定我和寿鹏一起陪他参会。这是我第一次与郁昭相处,也是我第一次去临沂和青岛,行程不足10天,但郁昭安排的十分体贴周到。这次同行所以难忘,一个原因是途中郁昭与我们的长谈。

到达临沂当晚,几个人聚到郁昭房间,商量演讲稿起草及参会事宜。郁昭介绍了会议情况及他的想法,接着,商量发言的角度、内容、主要观点和意见。很快,拟定出大纲,并商定分两部分由我和寿鹏分别起草,最后寿鹏通稿。小会前后不过半小时,郁昭听多说少,一直笑眯眯地点头。

忘记了怎么转成了扯淡,也记不清怎么又演变成了郁昭谈自己。只记得那天郁昭谈兴甚高,是时间尚早,是高兴,还是觉得我俩够聊友?说不清楚。只记得那晚,一直是他说我俩听。郁昭聊得兴起,直到夜深,才想起还要赶稿子,方不舍的催我们离开。

这才知道,郁昭15岁即参加革命,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学教师,由校长进政府,当武工队教导员,再随三野南下至安徽。接着是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科教单位任职达20年。其实,较真一些,郁昭前30年的经历几乎都与教育相关。至此,初见即觉教师气息的疑惑,才找到了答案。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折转了郁昭的生命轨迹——文革中断了他的教育职场,却改送他走上了仕途。文革初,他被下放劳动,1970年调任安徽全椒县委副书记,由此沿着“官”路,一步一个台阶的,文革结束,升迁至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郁昭绝不会料到,前路等待他的,竟是一付千钧重担,一件历史使命,一个巨大机遇,一场严峻考验。“天降大任于斯”,一切仿佛是因他而设定:

文革结束,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6年,改革闯将万里入主安徽;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引发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滁县地区遭遇百年大旱,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可以说,1978年的滁县,集聚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一切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滁县万事俱备,只欠有担当有情怀的领头人这股“东风”了。天道遂人心,1978年郁昭升任地委书记,主政滁县地区。历史的巧合,不可思议。

听郁昭描述推广“大包干”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注意到他多次使用一个词:“毁了”(胶东方言,意为糟了、完了),改革的艰辛、曲折、风险、无奈、“五味”尽在其中。 “大包干”的许多故事听过读过,但从主人公口中道来,则别有滋味。郁昭的口气平淡复平静,但经历过“路线斗争”和文革的过来人,都会感同身受地知道:所有令后来者仰望的一切,当年是如何的惊心动魄,何等的凶险可怖,郁昭无异于以命运前程做赌,以身家性命为注。

1987年,郁昭从政之路戛然而止,未明缘由,突然上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粗算下来,郁昭65年职业生涯,真正从政时间约四分之一。短短18年,郁昭为国为民做出了“照汗青”的贡献。设若没有文革,郁昭或许一生执教,中国将失去一位改革家,却增添一位教育家,会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孰得孰失,如何比较?郁昭终止仕途,类同急流勇退,重归农村研究,中国少了一位“高官”,却平添一名学者。如此归宿,孰好孰坏,何以评判?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命运无法预判,人生不能设计。

因帮忙而得郁昭同行,因扯淡而聆听郁昭自述。今日回看,无异一堂人生教育大课——郁昭不愧资深老师,我们何尝不是幸运学生?

山东行难忘,还因为不期而遇一个“花絮”。到临沂须乘X航,一早赶到南苑机场,却被告知“没座位了”。不信有此怪事?我抢过证件和机票找到柜台,工作人员依然回答:“没你们座位”。问:“买的是你们X航机票,怎会没座位?”答:“不知道,谁卖你票你问谁去。”气急折返,要来郁昭工作证,将郁昭和我的工作证甩过去,冷冷地说:给我找机场场长,不然我自己找。工作人员翻翻工作证,愣了下,默默打了电话。几分钟后,通知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整个过程,郁昭一直沉稳地看我们折腾,没有多言。登上飞机才发现,机内乱哄哄地,空乘正动员几个孩子腾座位,让家长抱着孩子,不顾飞机超载飞行。这才明白是关系户挤掉了我们座位,才想起郁昭也是经济舱,那么大块的身体,乱哄哄挤坐在经济舱中。这一奇葩遭遇,无意间看到了郁昭的平民心态。应该说,正是这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才让他能关注并体察到百姓苦乐,才会甘冒风险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这种情怀何其珍贵,失去容易保持难啊。


三、

1992年初,我调任办公厅主任。那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农研中心)的60名成员(20名研究人员,40名行政人员)刚划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农研中心有过傲人的辉煌,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却因政治原因,机构撤销,人员安置,冲击不言而喻,心绪可想而知。当时,中心也在低谷,班子团结不佳、人员流失、财务困难、管理失序、待遇福利低,等等问题困扰着中心,人心思变思治,期盼中兴。如此状态的两个机构合并,困难繁杂而艰难。然而,经过不懈努力,几年磨合,竟然顺利化解了困顿,实现了1+1>2,新的中心更加强大。公正的评价,两中心顺利融合,郁昭功不可没。两中心合并时,农研中心只有郁昭一人进入领导班子,依然分管农村部。自然地,郁昭成为原农研中心人员的灵魂和脊梁,他的心态影响着农研中心的心绪,直接决定着两个中心合并的成败。天幸,郁昭大度、开明、隐忍。对此,我相信无人比我体会更深。因为,我接触两中心人员最频繁,触及矛盾和利益纠葛最直接。

郁昭在九号院办公。我到任第一次拜访他,谈话简单直接,气氛坦诚融洽,不必回避分歧和问题,仿佛多年的忘年交。二十几年过去,所谈具体内容都已淡忘,但郁昭两句话至今犹记:一句是:“你是大中心办公厅主任”,另一句是:“有难处找我”。一句提醒我处理两中心问题的准则和底线,一句承诺帮我解决两中心矛盾。事实是,郁昭自己做到了首先是大中心副主任,不偏袒,不护短,重大局,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氛围。有关农村部的大小决定,我都是首先找他沟通,然后再找相关人员,省力省心。几年交道,证明他是好老师好前辈。两中心融合的进程超过预期。特别是办公厅,是原农研中心成员最集中的地方——60%的处长,三分之二成员来自农研中心,共同的工作,密切的合作,不觉间忘记了你彼我此,反而融合的最彻底。

记忆里,1992年分房,是两中心合并的严峻考验。那年,中心一批新房建成交付。建房容易分房难——分房是好事,更是难题,涉及利益,事关公平,分的好是凝心聚力,分不好是伤人离心。何况两中心都住房紧缺,强忍硬挺多年,几十套新房摆在那里,怎能不翘首以待,怎能不紧盯新房,怎能不焦虑错失“这班车”,再等猴年马月?而农研中心60人并入,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升华成了两中心真合假合的试金石——这批住房是合并前,按中心当时在编人员申请的,分歧就此而生:一说,新房属于申请时的在编人员,其余人无权染指;一说,房子是给中心的,凡中心成员都有资格。大家心知肚明,焦点是农研中心的60位同志应否参加分房。想起来,有些搞笑的是,双方立场对立,却都使用了同一个情绪化的词语:“凭什么啊!”分房变成了中心“政治”问题。

其实,关键还是房源能否满足需求。好在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工作班子,包括了绳泽祥(原农研中心办公厅副主任)、曹纪生(行政处长)等老行政,他们经验老道,不乏“点子”。经过测算,只要确保分新房能交出旧房,房源就可满足需求,完全可以一视同仁,满足原农研中心同志参加分房的愿望。这个判断得到马老、尚清的认同。上党组会前,我特意拜访郁昭,将测算结果、方案设想和主要措施汇报他,征求意见并坦承我们的担心。郁昭很高兴,当即表示支持,承诺不干预、不护短、不写条子。我笑言:即使见你的条子我也不理。他笑说:这样更好。这次分房意外顺利,中心领导做到了不干预不说情不写条子,分房小组做到了公平公正透明。应该说,郁昭的承诺和工作更为关键,那是农研中心的压舱石,也是分房小组的第一屏障。


四、

我任办公厅主任的两年多里,出错、误解在所难免,但明显的“中枪”,记忆深的是两次,都亏郁昭出手相助,化险为夷,平安度过。

一是租车风波。

1992年,张万欣(中心副主任,曾任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经中央批准,兼任凯宇、捷通公司董事长。一天,行政处来找:公司为万欣配备了新车,他的原车一直闲置,没人敢动用。有单位想借用这辆车(那时买车需指标),车队打算收些租金,充作出车补贴和奖金。请示是否可行,还请协助征求万欣意见。我电话万欣,万欣痛快地答应说:反正也不用那辆车了,你们处理吧。报告主管行政的孙尚清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后,就同意了。并提醒行政处要签定合同,管好财务,账目清楚。没想到党组会上,我受到了严厉指责:

罪责一:怎么能用国家的资产换钱发给私人,知道是什么性质问题吗?

罪责二;请示谁了,有什么权力擅自处置公车?

马洪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不知道怎么回事,尚清一时不好说话,火力太猛,也不容我解释。面对咄咄逼问,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辩解,更不能上推下卸,唯有铁心当“死猪”,静默以对,硬起头皮,随他便吧,大不了摘帽重回研究部。

没想到,十几分钟后,李庆伟(中心副主任,曾任河南省委书记,陕西省长、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忽地站起大声说:租辆车上那么高的纲,为啥哩?全大院中心司机待遇最低,你们说咋办?党组会批判办公厅主任(我是以党组秘书身份列席党组会,不是党组成员),合适么?李庆伟是中心气场最足的领导,会场猛然静谧下来。

接着,一直沉默的郁昭不慌不忙开口:中心司机待遇太低,这个办法能解决司机待遇问题,我看可以继续租。

这时孙尚清才接过话头:办公厅主任连辆车都不能管,还有什么当头?

马老一锤定音:此事不议了,到此为止。

一场风波戛然而止,有惊无险。其实,租车对错我心里也没底,当时只做权宜之计,想着能暂缓司机困难(那时,工会困难补助金几乎全部是司机申请),只防着租金流失。此事对错可以讨论,如何处理可以商量,可以批评,可以明令制止,“治病救人”的办法多得是。但这样一件具体小事拿到党组会上,在全体领导面前,突然出手上纲上线批判一个普通干部,摆出不整垮不罢休的架势,未免小题大做,明显有些过分,以致多数领导都仗义出手相助。我感激帮我说话的郁昭等老领导们,也深深体会到,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展工作好难啊,不由想起鲁迅“横站”的悲凉。

二是政府特殊津贴推荐。

由于意见分歧,中心特殊津贴推荐已经连续多年流产。1992年7月,又接到了推荐通知,尚清让我拜访人事部,了解情况,争取名额。我运气好,遇到了开明处长。听我汇报中心情况后,同意对前几年空缺进行补偿,今年先按30人推荐(其中一等7名),准确数待调整后再定。没想到,“蛋糕”大了,胃口随之增大,“蛋糕”反而更难分了。党组会上为名额分配争来争去,毫无进展迹象,流评的阴影再次袭来。我没有发言权,只静静地听着,突然马老问:“志强,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回答:这样争下去不是办法,可不可以成立个小组,拿出方案再交党组定夺?提议得到赞同。马老当即指定庆伟、郁昭和我组成提名小组。我心定了,有李庆伟、王郁昭两位“尊神”坐镇,成功在望!庆伟主持召开了提名小组会,决定抛弃名额分配的传统做法,试用“海选”,以彻底解脱党组。具体办法是:不设候选人,由全体副研以上人员投票,在全体副研以上人员中推荐,每人限7票(一等津贴推荐数)。第二天科研处组织了海选,统计结果送庆伟、郁昭审阅签发,他俩很高兴,连说:公平、省事。郁昭嘱咐:“名单顺序(按得票多少排列)不能打乱,”庆伟说:“推荐就由多往少截取30人。”经党组批准,中心第一批特殊津贴推荐名单顺利产生了,并由此形成了中心特殊津贴推荐办法,一直沿用至今。党组会上只出现一个小意外,一位副主任坚持推荐一名0票者,借口是她所在的研究部入选太少。马老勉强同意,推荐名单增至31人,那位0票者排在末尾。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息事宁人的小妥协,依然惹出了麻烦。

名单上报后,一天中午,接到人事部电话:推荐名额减至20名,并要求下班前上报调整结果。无巧不成故事,那天下午电话联系不上所有领导(那时没手机,联系只能靠单位和家庭电话)。接近四点,才联系到李庆伟。庆伟指示:按顺序从后往前砍10名。包括人事部,谁也没留意,如此砍法,结果变成了21名。按规则,排在第31位的那名0票当然被砍。那时,规定领导干部不得推荐特殊津贴,能推荐21人,中心科研骨干基本尽收于内,上下也还满意。不料,却出现两个麻烦:

一是我的小麻烦。那位副主任找马老告状,指责我:上报名单与党组决定不一致;不请示擅自确定21人名单;着意砍去那位0票同志。他不知道,名单是马洪签发的,有电话记录证明请示过庆伟,庆伟指示亦记录在案,办法是庆伟、郁昭预设的。马老听完一笑,指责不攻自破。

二是接到人事部通知说,中心有人举报说,章含之等三人有严重政治问题,人事部决定取消三人资格。这才是大麻烦:不仅去掉三个同志,有违民心和党组权威,还影响中心诚信,波及以后的推荐。为此,我陪尚清副主任两访人事部,感谢人事部体谅,争取到了“说明情况,再行复议”的转机和余地。最后结果是:三人当年不再推荐,次年可重新提出。那年实推18人,次年名额即降至3人。虽不圆满,尚未翻盘,也算侥幸了。

1993年7月,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郁昭不再担任副主任。但我有事无事,凡去九号院,还是习惯地看看他,坐一会儿,问候聊天请教。

想起那段岁月,回忆那些人那些事,对郁昭等老领导深怀感激,为此生得遇这些长者深感幸运。和他们一起的日子里,亲受他们扶持,使我健康成长,身获他们护佑,保我顺利平安,感受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郁昭走了,但愿他留下的一切,能够发扬光大,永佑中心。


(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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