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启星: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

更新时间:2016-07-25 23:43:55
作者: 王启星  
他又来找王飞说,他听了批评之后很紧张,担心是否是他传错了话。王飞即向他表示:“你不必担心,我相信你的记录是不会错的。”林克问王对主席的批评有何意见?王飞说:“完全同意主席的批评,还要好好消化消化。只是第一、我们并未主张搞大民主;第二、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还未完全想通。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可以说是手段,但作为斗争目标,如争取人民民主,似乎也可以说是目的。”对此,林克说,田家英也认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同你们一样。

   过了些时候,林克又来转述了毛主席关于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是上层,服务于基础等意见,批评了认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之说。关于李慎之所提他未谈到要搞“大民主”之事,一贯善于替别人归纳总结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你们提的意见,实质上就是要搞大民主。

   “竟敢怀疑、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使王飞罪加一等,又多吃了不少苦头。

   当年的王飞、李慎之希望毛主席在国际共运中“当仁不让”,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当然是毛愿意听的;然而他们针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错误开出的“药方”——改革政治体制(当然当时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则与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培植、发展对他个人崇拜的思路南辕北辙。现在看来,王、李毕竟是一介书生,对毛太过天真了。不过,恐怕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从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他俩、声称不能搞“大民主”开始,在与斯大林模式分道扬镳之后,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竟走了一条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专制、更加暴力的极“左”道路。不学斯大林,改当“马克思加秦始皇”了。

   然而,后来觉得“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恰恰是毛泽东自己。1966年他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推行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当然,这个所谓的“大民主”,与王飞、李慎之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自称“末代清凉山人”的李慎之,1946年11月才从重庆《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到了清凉山上的新华社。他没有经过延安整风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认识到毛主席批评的严重性,口无遮拦,不知厉害,整风开始后又在国际部公开“鸣放”。如此不长记性,当然难逃一劫,李慎之被划成“极右”,开除党籍,发配劳改农场。王飞曾在延安呆了10年,好歹见过一点“世面”:在与林克谈话之前,尽管李慎之不以为然,他还是坚持请示了社长吴冷西,在得到“作为个人意见,可以说嘛”的允许后,才放胆进言;毛泽东批评之后,他不再做浪漫主义的幻想,在鸣放中噤若寒蝉。即便如此,最后他还是因“系统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反右派中严重右倾,对右派分子李慎之有包庇行为”,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降职降级的处分,下放农村劳动。不过与李慎之相比,总算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

   李慎之被划“右派”的过程,说来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当时具体负责“反右”工作的新华社机关党委负责人,曾三次将李慎之的“右派”问题提交社编委会讨论,前两次都没有通过,于是便去请示国家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不仅立即认定李为右派,还批评了吴冷西的“温情主义”。有了“尚方宝剑”,编委会第三次讨论时,无人发表不同意见了。身为编委的王飞既认为李不应是“右派”,又觉得“参加革命以来,在敌我问题上与党发生不同意见还是第一次”,在违心同意划李为“右派”的编委会上一时百感交集,无以自解,竟哭了一场。

   至于王飞不得不领受的“包庇右派分子李慎之”的罪名,就更加荒唐可笑,主要依据就是他在编委会上不同意划李为右派。在上级党委定性之前,新华社多数编委都持反对意见,为何王飞在党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就是包庇呢?答曰:其他编委反对,是“温情主义”;你和李慎之是搭档,共同对林克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意见,你反对就是有意包庇。如此诛心之论,让王飞百口莫辩,最后只能照单全收,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不过有一说一,对王飞、李慎之,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可是明确说过不给处分的。后来如此处理,不能由毛主席负责。当时吴冷西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这两个人讲话很勇敢,他们是肯想大问题的,意见中也有可取之处。我既然批评了他们,就不要给他们什么处分了。”林克也来传达主席意见,说主席要他来告诉他们,“你们是好人,对批评不要感到紧张”,“不会给予处分”,等等。林克还正式转达主席要与他们一起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邀请。对此,王飞推辞道:“我们是搞日常时事的,工作忙,水平低,实在不能研讨这些理论问题。”请林克代为恳辞。

   当时李慎之作为工作人员,正陪同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回来后听说“陪圣上读书”的机会居然被王飞托词婉拒了,很是不舍:“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1997年看到李叔叔的文章后,我曾问家父王飞,为什么“婉拒”毛的邀请?他引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话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我当时对毛泽东已经失望了。”

   毛主席的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不处分王、李的指示就不被执行了呢?

   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解释这种现象:“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把那几十年中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有关责任人的个人品质,未免过于简单化。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为了“继续革命”,为了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要不断揪出、打倒反革命。当时历次运动中,实行的是5%的“末位淘汰制”,打击别人是保存自己的前提。不打倒别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打倒。没有最“左”,只有更“左”。这种比谁更“左”、比谁更疯狂的大赛愈演愈烈,“文革”中被包装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专政”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历经半年批判、检查之后,1959年初,家父王飞的处分终于尘埃落定。翌年,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宁安县农村“劳动锻炼”。

   1961年,王飞结束下放回到新华社。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新华社举办了干部轮训班,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王飞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毛主席也是人,人总会犯错误的,不能把毛主席神化。把主席神化,认为不能讲一句错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轮训前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文革”中王飞却又“新账老账一起算”,被“革命左派”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关牛棚、劳改5年多,还一度在“吐故纳新”中被“军管会”开除党籍。林彪事件后,他才得以“解放”。

   1956年,王飞刚刚年届不惑,李慎之只有33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是个年轻人。在之后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他们遭受的打击,不过是沧海一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损失,才更加令人痛心。

   李慎之总觉“永远愧对老友”,“改正”后每年春节都要亲自登门,给王飞拜年,直到因病逝世。王飞暮年双耳失聪,脑力衰退,平日很少与他人交流,包括家人在内。但李慎之一来,两人一会儿促膝谈心,窃窃私语;一会儿高谈阔论,声震屋瓦,患难之交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当年。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李慎之给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同样被打成“右派”的郑德芳同志(“改正”后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所出的证明中这样写道:

   1957年11月10日我写的材料,是在我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压力下写的。但是我当时就不认为郑德芳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此,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我觉得,侥幸保留下来的王飞、李慎之1956年10月与毛主席秘书林克的谈话记录稿,同样也可称得上是“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曾有同志后来对王飞说,你的看法一点没错,就是早说了20年。

   尽管为那篇讲话吃尽了苦头,王飞却“虽九死而不悔”。1981年,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他在一份自传中写道:

   本人一贯主张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反对盲从,从不轻于苟同。1956年10月,在波匈事件尚未平息之际,毛泽东主席派其秘书来征求我们意见。我就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系统地讲了一篇意见。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我们的意见。如果说“创见”,那篇讲话可以算我个人的代表作。惜乎我那篇犯颜直谏的讲话,不但未被接受,“反右”及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长期受到批判、斗争,从而决定了我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坎坷处境。所庆幸的是,1979年,新华社为我平了反,我在20多年前那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些思想,今日已大部成为现实了。

   大部成为现实了吗?又是30年过去了,历史仍在曲折中前进。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811.html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