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更新时间:2016-07-18 23:42:22
作者: 张根生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党中央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12月10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1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740.html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