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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晚清新疆与台湾建省之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6-07-12 00:04:42
作者: 陈跃  
新疆建省是先从州县办起,有州县之实效后,再建立行省。当然,在建立行省后,刘锦棠又进一步完善之。特别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刘锦堂奏请在新疆西北添设伊塔道,归巡抚节制,改伊犁抚民同知为知府,治绥定城,以绥定县为附县,管辖广仁、瞻德、拱哀、塔勒奇四城,(39)次年(1889),获清廷允准。在新疆军府重镇伊犁地区设立州县,标志着行省制度在新疆全境内的确立。

   与新疆建省的过程相反,台湾建省是清廷谕令建省,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然后再开展具体的建省工作,这是自上而下的建省过程。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初五日,清廷谕令台湾建省,“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然而,已被任命为台湾巡抚的刘铭传却在十月二十七日呈上《台湾暂难改省折》,但被清廷否定。(40)次年(1886)六月十三日,他与时任闽浙总督的杨昌浚联衔上奏《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提出包含16项内容的具体建省方案。台湾建省的大幕正式展开。

   清朝在新疆各战略要地均建有相对完备的城防,新疆建省主要是修复城垣,而台湾建省则要迁移省垣至彰化。另造城垣衙署,耗费巨大,一时难以筹集,而台湾东部山区还有大量生番存在,所以刘铭传认为应以“办防、清赋、抚番为急务”。(41)各地州县城垣衙署建设工作自然就需在边防、清赋和“抚番”工作完成后再进行。经过两年经营,“生番归化,狉榛之性,初就范围,尤需分道拊循,藉收实效”,添设改设州县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十七日,刘铭传上《台湾郡县添改裁撤折》,提出台湾州县建设方案。彰化,当全台适中之地,应建立省城。“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拟添设一县曰云林县……拟分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苗栗县……拟添没……台东直隶州,左界宜兰,右界恒春”。(42)经过此次划分,台湾由建省前的2府8县4厅,改为3府1直隶州11县3厅。光绪二十年(1894),又添设南雅厅,至此,台湾建省的行政工作全部完成。

  

   (三)新疆建省重视政治、经济、文化而忽视军事,台湾建省则政治、经济、军事三项并举

   通观新疆建省期间左宗棠和刘锦棠的奏议,不难看出,左、刘二人的治疆思想和举措多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军事建设不足。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是中原内地的屏障,没有强大的边防力量,则相当危险。为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新疆,左宗棠率大军入疆作战。当时入疆大军的刘锦棠、张曜、金顺等马步官弁约5万余人。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军饷。而此次入疆作战的军饷一直是困扰清廷的大难题。光绪七年(1881)七月,刘锦棠就奏请裁撤官弁,以节军饷。(43)次年(1882)三月,他又认为“顿兵绝域,本难久恃,故有随时裁撤各营之请”。(44)与此同时,刘锦棠开始裁撤卓胜军、湘军、楚军、左宗棠亲兵、旌善马队和自己部属的马步弁勇。经过此番裁撤,新疆驻军当年仅有25000余人。(45)驻疆军力过少,而防护新疆辽阔疆域,实属拮据,又无关内调拨换防之军,新疆军力实属不足,以至于已经离开新疆的左宗棠不得不在当年九月上奏《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呼吁“拟请除业经裁撤各营外,以后暂缓裁撤”。(46)虽然刘锦棠陈奏新疆应额设兵力为31000人,(47)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该数。光绪十年(1884)三月,新疆总兵力不过28000余人。(48)另外,左宗棠和刘锦棠虽在平叛期间引进大炮等新式武器,并拟定在阿克苏设立制造局,在库车设立火药局,但均无果而终。这显然是个很大遗憾。直到新政期间,新疆才开始编练新军,不免有点姗姗来迟。

   反观台湾,可以发现刘铭传则把防务列为台湾三大亟须筹办事宜之一。他一再强调“防务为治台要领”。()49“惟办防一事,尤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50)于是,刘铭传采取修建防御工事、建造军工厂、修建铁路和电报局、购买轮船等一系列举措,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独立作战体系,增强台湾边防力量。刘铭传先后在台湾海防重地澎湖列岛、基隆、沪尾、安平、旗后等地修建新式炮台。刘铭传在引进一万余杆新式后膛洋枪的同时,于光绪十一年(1885)在台北设立机器局厂,生产子弹火药。光绪十四年(1888)进行扩建,可以生产炮弹。另外,刘铭传鉴于“电报关系海防交涉重务”,(51)他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架设了沪尾至福州、安平至澎湖、基隆至台北等通讯路线。他还认为“修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不虑敌兵断我中路”。(52)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台湾铁路动工,虽几经挫折,但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基隆至新竹之间的铁路终于建成,全长180余里。此外,刘铭传还多次奏请购买新式轮船,便捷台湾与福建交通等。经过努力,台湾购得快船二艘,小轮船四艘,驳船和挖泥机器船各一艘。(53)另外,刘铭传还改编原来官兵,留强汰弱,加强训练;增设团练,发展民间军事力量。这些举措的实施大大增强了台湾的边防力量,为后来抵御日军入侵起到积极作用。这均体现出刘铭传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远见!

  

   (四)新疆建省工作得到继任者的后续完善,而台湾建省事宜则因被日本割占而中断

   经过左宗棠和刘锦棠的积极努力,新疆建省取得显著成效。继刘锦棠之后,魏光焘、陶模、饶应祺、潘效苏、吴引荪、联魁、何彦升、袁大化等新疆巡抚多能沿着左、刘开辟的道路,继续建设新疆。良好政策贯彻的持续性开始彰显巨大效能。随着新疆“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土地开辟,户口日增”。(54)清政府不得不对原设州县进行调整、补充,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疆全省“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55)特别是在晚清新政期间,新疆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近代化发展进程,这是非常可喜的。

   反观台湾,虽经刘铭传竭力经营,然凭一人之力,终难力挽狂澜。刘铭传诸多创设只是开创新局面,更需后继者开拓发展,方能彰显建省绩效。然而不幸的是,继刘铭传之后,邵友濂不仅未继承刘铭传的政策,反而多予以废除。光绪十七年(1891)裁撤西学堂,次年又废除番学。(56)台湾建省进程大挫。台湾史家连横甚为惋惜,“此则台人之不幸”。(57)然更不幸之事则接踵而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断送了台湾建省的进程。台湾的失去,不仅使得10余年建省的成果付之东流,更大危害则是造成中国东南海疆门户洞开,给中国海防带来极大威胁。

  

  

   晚清时新疆和台湾建省,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大事之一,对历史发展有重要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迥异内容,更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两者均是当时中国政府面对内部和外部压力而做出的正确决策。两地建省,是中国中央政府治理边疆政策和模式的重大变革,其意义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的巨大革新,更是近代中国国防战略的重大变化。塞防和海防并重,已是大势所趋和亟待解决的大课题。左宗棠从建设中国边疆战略支撑点的大局出发,大力呼吁新疆、台湾建省,并亲身规划和践行新疆建省,为两地建省做出卓越贡献。虽然同意两地建省,但清政府出于“内外相维”的原则考虑,对左的方案进行微调,更多强调新疆与甘肃、台湾与福建的联系,体现了中央加强对地方行政权力控制的传统,这虽有利于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联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疆和台湾的发展。

   其次,两地建省仍存在很多不同地方。从建省背景看,新疆不仅有平定叛乱的使命,更有驱赶外敌、收复疆土的重大任务,任务多样。而台湾则主要是抵御外敌入侵,任务相对单一。从建省方式看,新疆建省是先实后名,自下而上,稳中求进,因为新疆建省是史无前例,更需谨慎为上。而台湾建省则是自上而下进行,因为已有新疆建省先例可以借鉴。从建省内容看,新疆建省偏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军事建设色彩不浓;而台湾建省则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并举,但以军事建设为重。从建省结局看,新疆后继地方大员多能沿承左、刘政策,把建省事业不断推进,并基本维护了边疆稳固。而台湾的后继地方大员则不能延续刘铭传的正确举措,建省进程受挫。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割让台湾予日本,不仅葬送了台湾建省的成果,更丧失国土海疆,对国防建设造成巨大危害。

   再次,新疆与台湾建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新疆建省在前,台湾建省在后,前者的经验教训对台湾建省提供直接借鉴,发挥示范作用。前文已述,清廷和刘铭传在筹划台湾建省事宜时多次提及新疆建省,更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前者。另外,左宗棠、杨昌浚等封疆大吏均是先投身于新疆建省,后来则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台湾建省工作,这对台湾建省的顺利推进作用重大。

最后,“察同察异求规律”。这既是史学研究的追求,也是史学研究的使命所在。通过前文比较研究,似可得出以下五点启示。一是因时变通,顺势而为,及时调整边疆治理策略。近代的清帝国,边疆危机空前,既有外敌入侵,又有内部动荡。面对内外困局,一些有识之士审时度势,大声呼吁要因时变通,顺势而为,及时调整边疆治理策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在此背景下,清政府才最终同意调整边疆治理政策,改置建省。另外,新疆和台湾地区实行的州县管理模式,以及边疆与内地积极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则在此时成为政策调整的内在驱动力。边疆地区建省改制,是清代边疆治理方式的质变,更是长期加强边疆管理的内在积累结果。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则需要清政府及时、准确抓住时机。诚如左宗棠所言:“盖以地形无今昔之殊,而建置则有因创之异。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事固有不容己者。”(58)二是政界和学界协作,中央和地方协调,共同促进边疆治理政策制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边疆安危,关系天下兴亡。经世致用,学问报国,是学人的责任。龚自珍、魏源等学者关心边疆,研究边疆,提出边疆治理方案,正是履行学人的责任,其研究成果也为左宗棠等政府大员借鉴吸收。制定边疆治理政策,更需中央政府和具有治边经验的边疆大吏们的协调处理。由前文可知,无论是清廷京官还是边疆大吏,均能对边疆治理提出自己建议,通过协调斟酌,选优汰劣,最终制定既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又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正是新疆和台湾建省决策的重心所在。三是仔细规划,稳健推进,建省新政得到认真贯彻。虽然新疆和台湾建省均有前期舆论和实践准备,但要大规模、大范围调整边疆治理政策,仍需谨慎细致,仔细规划。左宗棠、刘锦棠和刘铭传,他们对建省均进行了详细规划。再者,清政府一再强调“刻下伊犁未经收还,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59)这也有一定合理性。收复失地后,善后措施跟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步步为营,稳健推进,自然会收到实。四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建设并举。边疆建省改制,绝不仅仅是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更是边疆地区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开始。从上文论述可见,新疆和台湾建省过程中,均不是简单的设立府州厅县,而是同时进行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态建设。虽然两地的建设内容有所偏重,但是上述逐项建设还是得以进行,特别是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均得到很好实施。五是良好政策的落实需要高素质官员群体的持续推进。良好政策能否发挥效能,关键在于是否得到连续良好执行,而执行之人则需是先后相继的高素质官员群体。左宗棠向来重视用人之道,他在同治二年(1863)就在奏折中阐述其用人思想:“戡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弥乱之已形;吏事者,弥乱之末发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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