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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的复杂性及其实践解读

更新时间:2016-07-07 02:45:01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对于某些非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是在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因为,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故就必然存在着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以铲除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的因素以及对其影响的问题。进而言之,对这些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才能铲除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的因素以及对其影响,否则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别无他途。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一个基本规定。如果非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这一基本规定,那么就会出现一种逆向运动的倾向,即向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倒退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把许多前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视为社会主义,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20世纪初期以来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只要把资本主义作为消灭对象,其结果就一定是前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因素的“借尸还魂”。

  

   不过,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马克思的历史认识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在文字表述上,马克思只是明确地将“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严格限制在“西欧各国”,而没有结合俄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将“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提炼出来[⑩];“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也没有对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和普遍间的区别和联系加以进一步的集中阐述[11]。抑或说,这一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更多地强调的是,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以及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可能,而没有把这种“可能”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加以进一步的集中阐释。这样就有容易给后人造成两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既可以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而来,也可以从非资本主义发展而来,而这完全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的特点和所谓历史环境决定的;似乎资本主义发展仅与西欧国家有必然性联系,而非西欧国家则有可能走一条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发展道路,并通过这一道路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虽然,以上这两种错觉只是源于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文字表述”,而不是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内在逻辑,但毕竟说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二是,“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为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预设的“历史环境”没有出现。这当然不能苛求于马克思。马克思本想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等,来弥补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方面的“先天不足”,从而实现其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对接”。但是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历史环境方面,除去“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这一要素外,其他构成“历史环境”的要素都没有出现。这的确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发展的上述局限性使后人难以把握其复杂性,因为:其一,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那种把西欧社会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过程绝对化观点的过程中,来明确阐释“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这就使得后人往往忽略了他在“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是通过对“历史环境”构成要素的预设,来认定“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其二,在“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马克思是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来阐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很容易倾向纠缠于马克思词语上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12],而往往看不到在“两种可能性的分析”中他对“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把握。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蕴含的“普遍”与“特殊”的联结就有被分离进而割裂的可能(这种“被分离进而割裂”直接意味着既没有认识“普遍”与“特殊”的联系,也没有认识“普遍”与“特殊”的区别),即分别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引申出两个独立的进而又相互否定的论断的可能。

  

   二、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产生悖论的过程

  

   19世纪80年代后,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俄国农村公社由此进一步解体,整个俄国开始加速向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在“十月革命”前远未完成。对此,正如恩格斯在1994年所言,“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即指马克思1878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引者注)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13]。这就是说,马克思所预设的“历史环境”没有出现,故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马克思去世后,在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旨的“劳动解放社”的兴起和民粹主义的逐渐式微的过程中,出现了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学说在俄国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考茨基在20世纪头两年就预言:革命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亦即转向俄国”。不过,后来,随着俄国社会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变化,在“革命的性质和条件”、“联合对象”和“夺取政权”等问题上,这二人逐渐发生睽异[14]。笔者以为,在这种睽异中隐含着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开始产生悖论。

  

   在1903年以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的认识方面,其本质上是相一致的,虽然在“认识”的侧重点、方法和具体内容方面有所不同。笔者这里所说的“其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就包含着两人对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共同认定。其主要表现是:其一,都充分肯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世界历史性;俄国与西欧社会的差别并不至于影响到俄国历史发展的路线,正如西欧国家间的差异并不影响他们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样。而民粹主义则夸大了俄国的特殊性,把世界历史分割为东西方两大毫不相干的单位[15]。列宁:在俄国,相对于俄国农奴制度下分散、落后、停滞的生产方式,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性的进步,虽然有其种种弊病;俄国人民更“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6]。其二,都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基础。普列汉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形成得越快,“我们的历史的发展就越快,我们的人民在完成他们前面的道路时所需要的努力和牺牲也就越少”[17]。列宁: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仅动摇了沙皇的专制统治,而且促进了俄国人民摆脱愚昧落后的思想状态,故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建立创造条件。“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18]。所以,二人都认为,在当时的俄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然而,在1903年特别是1905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19],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开始分道扬镳[20]。从方法论上看,普列汉诺夫继续坚持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强调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要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21]。在他看来,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俄国都远未成熟(即便在1917年,俄国也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造就这两个条件,抑或说,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因此,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列宁则开始强调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特殊”,注重对具体的“历史环境”构成要素的研究,逐渐执著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问题的探讨。根据俄国社会在1905后形成的具体历史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列宁先是基于他以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提出了在俄国是发展“α型资本主义还是β型资本主义”的问题;1915-1916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思想;1917年二月革命后又提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和计划;1917年12月确认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即:“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 [22],在俄国爆发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23];1920年11月即反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刚结束便断言,“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24]。不过,在而后很短的时间内列宁的这一看法又发生的变化(见下文)。

  

   从哲学方法论上看,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各执一端:前者强调规律的普遍性,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反对“俄国独特”说,认为,在本国资本主义很不发展的时候发动无产阶级夺取的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疑是一种毁灭;后者强调规律表现形态的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反对把西欧国家社会发展模式套于具有自己特性的俄国,认为,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特别是革命形势,就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样,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和“特殊”就被分别地纳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其间的联系就被或多或少地被分离了[25]。这种分离主要表现是:前者虽然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忽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将会对其未来的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但却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如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对二月革命特别是“七月流血”事件后的形势发展不能正确把握,并逐渐脱离了俄国革命的实践等;后者对1905年特别是一战以来的俄国社会的发展及其在所处的历史环境,做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在二月革命特别是“七月流血”事件后利用当时俄国出现的革命形势,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并对其他一些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缺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全面认识,把资本主义作为直接的消灭对象(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并对粮食进行垄断,实行余粮征集制,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把商业全面国有化;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从而引起经济全面的、大幅度的倒退,导致许多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由此各种抗议、罢工和剧烈冲突遍及彼得格勒等城市。特别是1921年2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十月革命”的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暴动在当时的影响最大。正是这一系列与新生政权发生对抗的事件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直接导致列宁等俄共领导人下决心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26]。

  

1921年3月俄共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在技术层面上对“战时共产主义”(学界也有人称“军事共产主义”)加以纠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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