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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修义:创新是个功夫活、良心活,天天玩概念没有意义

更新时间:2016-07-02 23:58:05
作者: 赵修义  

   我谈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余源培教授讲过的问题,现在提出理论创新有什么新意,有什么具体的针对性?

   理论创新不是现在提出来的,“十五大”就提出了,当时我还专门搞过课题。现在强调理论创新,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现在面临了两个情况。从客观上来说,国情、世情这些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而且有些变化很可能是大家之前没有想到的、前所未有的。

   我这几天收到童世骏在挪威的老师希尔贝克给我的新年贺信,今年他特别讲到,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举了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欧洲人的这种感受,反映了世界上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的情况大家也会感觉到,我们这几年出现了很多问题,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不说别的,雾霾谁想到会这样严重?这两天看中央台节目,分析华北平原雾霾的原因,感到解决雾霾的问题实在难办。现在人们如果真要解决,要关停多少工厂?要有多少人下岗失业?世情、国情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单靠老的思维、老的观念、老的理论能不能应对?总要与时俱进吧,需要通过创新来应对客观形势的变化。

   另一方面这几年保守主义、“本本主义”多起来了,文化保守主义最典型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一段时期的一种倾向。另外就是本本主义,洋本本,土本本,好像本本上的东西可以直接解释现在发生的一切。还有余源培教授说的精神状态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发生的大事情大问题尽量回避、不说、不研究,甚至不去想,觉得这样才比较太平。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创新与探索的关系。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很难一下子就要能拿出绝对正确的结论。现在提倡大众创新,很多人反对,就是因为创新有90%是不成功的。创新一定要有突破,突破出来的很多东西开始仅仅是一种“意见”。要看到创新是一个过程,而在过程里面必然会出现片面的,甚至很极端的观点。但是只有在这一过程经由“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才能达到真理。大家只有都去探索,并如实地把自己的“意见”当做是一种“意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提出比较好的东西,逐步接近真理。现在面临这么复杂的世界格局,包括中国国内的变化,提出这个问题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实际回答中国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所说“理论创新”指的是什么?按照我自己的观察,我们现在讲理论创新最主要是“党的理论创新”。有关部门一直在编“党的创新理论”文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到《解放军报》也讲了党的创新理论。我记得大概是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一直在讲“党的创新理论”。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我们琢磨的。

   党的创新理论除了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机构有组织地在进行研究,我们很多理论都是中宣部编的理论读本。这个事实表明所谓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上面一个专门机构做一些研究,下面的机构在宣传上做一点延伸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还不能说是理论创新。为什么要明确这一条?这涉及到我们学界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创新也是理论创新,这是学者做的,比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这种创新往往是带有个性特点的东西。

   冯契先生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进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时代精神,它不是抽象的,是“通过哲学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的”。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时代的矛盾、问题,形成自己专业领域里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而后谈”。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他认为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哲学,必定要有个人的感受。

   这个视角也可以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各学科。这种学科的创新跟体现党的集体智慧的“党的理论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冯契先生在总结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时候,一方面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贡献,另一方面专门列出篇幅来论述哲学家的工作,包括他们的贡献和不足。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值得我们借鉴。主流理论既然是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集体智慧以官方形式表达出来了,所以它的表述也好、提出问题也好,有很多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在下面考虑不到的视角。比如陈锡喜多次讲了指导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现在的理论创新要不要鼓励带有个人特点的理论创新?很多人说我们老是跟着西方话语走,什么道理?我看到一条消息,北京举行盛大规模的讨论会,专门讨论福山。福山有多少东西?大家是知道的。他是个善变的人,但基本立场依旧。他提出“历史终结论”,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的国情必定要有党的创新理论,但是我认为党的创新理论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支撑,这些学术支撑只要大方向和中央保持一致,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话语,官方采纳不采纳都没有关系,说不定外国人也想看。

   现在搞理论创新,眼界要宽一点,而且要鼓励有个性的创新,无论从概念上还是学理上都要有点新的东西。现在有些文章没多大意思,有一篇文章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比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高明。这本来就是不需要比较的东西。

   此外,对于“理论”这个概念也需要厘清。现在的“理论”概念外延太大了,无法把很多不同层面的东西分清。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过这个问题。主张要把事实性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和操作性的原理区分开来,把一般原理同它的实际运用区别开来,在操作性的层面上还需要把原则和策略加以区分。理论、方针、政策、策略是不同层次的东西。我们这些年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了,现在讲“理论创新”需要分梳清楚几个层次。

   第一,先要把“是什么”的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强调的是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世情、国情是什么?对世界先要认识、理解,而不是先讨论怎么应对。我最近看了上海交大周林教授的一篇文章,批评经济学界缺乏数量研究,如何对中国经济作数量分析说得不多,等等。许多人都在说印象,都在说对策。不是单纯主张把数量经济学搞红火,而是要拿出一套自己搞出来的中国经济状况的统计分析数据,把中国经济的情况搞清楚,现在不少人都是凭感觉,凭鸡零狗碎的东西在搞,所以要把国情搞清楚成了当务之急。

   只讲国情不讲世情的话,国情怎么分析得清楚?现在难的是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很麻烦。看到报纸上,包括官方用的概念都很混乱。现在不用阶级这个概念了,用阶层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最近又有了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之类的话语,陈恩富提出的是利益集群。用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说不清楚,没有恰当的概念工具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开展学术讨论的,需要用新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情况。

   这两天报纸上又说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是不同的概念,北京有55%的中产阶级,年收入25万,我很怀疑,因为房产是不算收入的。农民工概念不用了,要改成新市民。这些概念的变动,有的是真的需要,但是作为学者来说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说了3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0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怎么回事?说得清楚吗?因为客观情况是我们制定政策的依据,把事实情况说清楚是最基本的东西,天天玩概念,天天争论没有意义。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认为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从哲学上来说首先要分析可能性的问题。可能性与规律有关,但是如同毛泽东所说,可能性不是一,有几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价值选择?这些问题要研究。冯契先生讲了,价值是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去追求的可能世界。道路问题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下一步怎么走?要搞清楚有几种可能性。这些问题跟国情问题是一样的情形。

   第三,是怎么做的问题。而在怎么做的问题上,现在报纸宣传的重点是上面想怎么做以及要求下面怎么做。但是下面遇到了具体情况又该怎么做?从90年代开始我接触的干部,他们多数关注的就是怎么做的问题。这反映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但是对前两个问题如果不关心的话,恐怕也不是好事。怎么做的问题是千变万化的。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政策和策略经常要变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这和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现在看到比较可怕的事情,即具体政策上的不同意见马上会上升到意识形态争论。这是前30年的教训,很多具体的问题,如办不办公共食堂的问题都上升为要不要社会主义,这样一来许多问题就很难办了。

   第四,如何进行宣传?怎么说的问题,需要解释,需要论证,涉及到“话语”问题。我认为“话语”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出现的,现在什么都说“话语”,我不太赞成。“话语”这个词有特定的内涵,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福柯搞出来的概念,强调的是话语权,也就是权力与语言的关联。他就是不承认知识和真理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靠真理吃饭的,讲究认识的真理性,所以要有理论。而理论范畴、概念不是一般的话语。其中有些可以直接拿过来广为宣传,但是有些是需要转化为话语的。现在强调“话语”是针对问题来说的,就是要在世界上争取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要重视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把理论,包括一些基本的范畴和概念与“话语”作适当的区分。

   “话语”看上去更多的是新闻部门该管的事情。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需要在基本理论上多做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党的理论创新是可以作贡献的。根据各自的情况,可以从不同层次上做工作。也可以用学术的语言来做阐释和论证,像黄力之的论证一样,站得很高,有上百年历史的论证。

   但是我总觉得,基本理论包括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学界是责无旁贷的。分析国情、世情的时候,我们对原有的概念系统要做反思,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过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所有制的概念,在实践中,我们已经把它细化了,像包产到户,不仅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加以区分,而且把农民个人的使用权和村集体的使用权也加以分疏了。对概念的梳理,就需要把这些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还有一些外面引进的概念也要梳理。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后现代”这个概念,我觉得也需要分析,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诸多学说中的一种搬过来说中国的事情,有的东西是很难说通的。是不是把现在世界上新的潮流,比如说骑自行车都当做后现代?也未必。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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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思想界》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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