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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平庸的恶: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

更新时间:2016-06-28 21:28:09
作者: 魏英杰  

   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并据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

   这本书有着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 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旨在审视艾希曼这类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作用。她关心的是,在第三帝国极权体制下,人的良知是如何一步步泯灭的。这是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中提出“极端的恶”之后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如今,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成为一个经典论断。

   经典即权威,而这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伴随着“平庸的恶”一词的流传,误读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在国内,这一术语首先遭遇的是误译。目力所及,国内各种译作除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之外,还有平庸的邪恶、平庸之罪、恶的平庸性、罪恶之肤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不同的译法,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包括误读。例如,恶与罪恶、邪恶,其内涵显然有所不同。平庸的恶与恶的平庸性或者平庸之罪,说的也不见得是一回事。

   到底哪一种译法更符合阿伦特原意?阿伦特在致犹太学者肖莱姆的信中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阿伦特对恶的重新定义,来源于她对艾希曼的近距离观察。在她看来,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并且缺少这种想象力。他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从这里可看出,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固然不算错,但究其内涵而论,更准确的翻译是“恶的平庸性”。正是这种恶的平庸性,让一个平淡无奇、乏味无趣的人,沦为恶魔一般的罪犯。当一个人丧失思考的能力,在强权面前停止思想,就很容易沦为服从权威的傀儡。这一点,已被上世纪60年代一个叫作“米尔格兰姆实验”所验证。这场实验表明,只要条件合适,人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这场实验的主持者称:阿伦特的“恶的平庸”的观点,比人们想象得更加接近真理。

   但时下有些人,似乎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导致这一概念被不加节制地滥用。

   阿伦特当年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这种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这其中,“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她提出“平庸的恶”,思考的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指向的是人类的心灵,即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如何才不至于丧失良知。

   这就为“平庸的恶”划出了一圈边界。一旦逾越这个边界,就可能是对阿伦特的误读,从而造成对这一概念的误用或滥用。道理应当如此,法律问题该由法院裁决,人们不能擅自作出审判,替代法律实施惩罚;道德问题,拷问的是个人良知,也最好由个人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社会化的道德劝说,极易演化成为一场道德审判。这是在现代社会中不该出现的一幕公共场景。当然,必须承认这并不容易做到。

   艾希曼在这场大屠杀中负有责任,在于他不仅参与其中,而且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参加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万湖会议,负责把犹太人组织与运送到集中营,他亲耳聆听来自上司的“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指令,亲眼看见死亡集中营中的惨烈场面。这就够了。他的平庸(这多少出自于阿伦特的片面观察),并不能消解他所干下的罪行,不能减轻他所应承担的罪责。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作恶”,仅凭他的身份而言,无论如何不能够判定他“有罪”。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当年就掀起了一场激烈论战,因此导致她与许多朋友决裂。这一方面在于阿伦特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比同时代人想得更远,当人们还在关注艾希曼本人的罪责时,她思考的是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平庸的恶”作为政治伦理上的思考,不乏洞见与远见。遗憾的是,这个概念在当时便已遭遇功利化的解读(为纳粹分子辩护)与道德化的指责(缺乏对犹太人的爱)。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又被矮化为对“平常人”的一种道德绑架工具,这大概是阿伦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种后果。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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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中国青年报 》2013年06月14日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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