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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论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更新时间:2006-06-29 22:13:56
作者: 任晓  

  

  [内容提要]:本文从国际体系构成的单位层次、世界力量分布、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组织原则、国际治理和国际制度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得出了如下看法: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前三者都将带来一定的变化。在单位层次上,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个上升中的大国,这一大国且具有进一步上升的潜力,由此而带来了世界力量分配的变化。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看,它的转变需要待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因此需要较长的时间,最终是否会发生也还有赖于其他行为体的发展变化。不过,中国的和平崛起确实蕴涵着促使国际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只是这种转变是长期性的,而不是短期性的。中国总体上坚持和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且这种立场是坚定的。同时,中国较之过去更为积极主动地投入资源,参与国际治理,并愈来愈多地接受和加入国际制度,已经是绝大部分国际制度的成员。从这点看,中国是一种有助于保持现状的稳定性力量。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成功的和平崛起将重新塑造国际体系的形态。因此,与其说多极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还不如说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果。

  

  一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冷战终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变革期。这一发展经常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进入了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坦率地说,“过渡时期"之说常常是一个偷懒的办法,当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情形新鲜出炉,或者当我们对一种新事物朦朦胧胧还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视其为一种过渡形态或状态。但问题并未因此便得到解决,人们会问:这是从什么状态向什么状态的过渡和转变呢?回答众说纷纭,其中的一说是多极化,这一论述认为,世界正处于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之中。假如我们接受和认同这一论述的话,那么,我们即认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转变并将会变化为一种多极体系。近年来,与此对立的单极化之说在国内国外又甚嚣尘上,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即多极化是曲折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至少有一点看来没有争议,即国际体系在转变中,中国正处于上升和崛起的过程中。这个上升中的中国现在决心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而和平崛起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命题,即国际体系的转型应和平地进行并将会和平地完成。

  在历史上,国际体系的转型和世界权力重心的转移发生过多次,伴随着这种转型和转移的,常常是重大的战争和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暴力冲突,这似乎属于常态。在这些转型和转移中,有两次重大转变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它们似乎属于变态(无贬义),此二例一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此过程中二者间未曾发生战争;二是苏联由于国内动乱和分裂而分崩离析,从超级大国跌落为普通大国,由此而引发了国际体系重大但和平的转变。不过,在搜索了前人在这方面已进行的研究工作后,人们会发现,在看似汗牛充栋的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探讨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著述,却为数廖廖。这一情形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国际关系史上,权力的和平转移相当少见,在多数情况下都伴随较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二是因为,由于它们看起来并非重大事件和具有重大意义,或者是在渐进过程中缓慢发生的,故和平转移没有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和重视。[1]

  这里涉及两个重大问题:首先,从当前的国际体系向多极体系的和平转型是否可能?体系的转变是否能够避免战争而和平地进行?其次,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需要在什么条件下经由何种因果机制才能发生?

  拿破仑尝言,中国就象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惊。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发生巨大变化和在国际体系中崛起,显然不同于20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必然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深刻的多方面的影响,必然改变世界力量分布的格局。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命题意味着,中国在崛起,同时国际体系应和平转变,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大凡一个国际体系,都是经由各个国际行为者相互之间发生交往关系、并成为这一网络中的组成部分而形成的。若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往关系,那就好象是一袋“马铃薯",彼此都只是孤立的个体,并不构成为一个体系。罗马帝国和当时东方的中华帝国之间因无互动关系,就不构成为一个体系,此其一。其二,存在区域性体系和全球性体系之分。在欧洲人到达亚洲进行贸易、征服活动或殖民统治之前,亚洲存在着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即朝贡体系,它有一套自己的交往方式和相互关系原则,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关系(即朝贡贸易)和体制。随着欧洲人的势力扩展到各个大陆,朝贡体系被打破。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个角落都已先后成为了一个全球性体系的组成部分。

  为了对国际体系进行条分缕析的解剖,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分解。本文认为,一个国际体系通常由如下六个方面构成,并经由它们而外在化。

  (一)构成单元。

  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行为体,今天依然如此。目前,世界上有近二百个主权国家,它们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在法理上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中在国家之外也已先后生长出了新的行为体,使国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一个方面是超国家行为体,其中首推欧盟(EU),欧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产物,并即将产生欧盟宪法。这就是说,在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个称为“欧盟"的新的行为体,这个新的行为体是由原先的主权国家通过经济联合进而政治联合而形成的,它有共同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货币,是具有国际人格的国际体系中新的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与国家集团如八国集团不同,后者只是有关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定期会晤、讨论成员之间和国际事务中有关问题、协调政策的机制。对国家另一方面的挤压来自跨国家行为体,包括恐怖组织、跨国公司、宗教组织、[2]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绿色和平组织等等,其中又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现今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和影响最为突出,9·11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兴风作浪,翻江倒海,在很大程度上促动和塑造了主要国家行为体的思想和行为取向。

  尽管如此,国家仍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其中幅员广大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政治固然不等于大国政治,但一部国际关系史又确实是以大国间的关系为主线的,保罗﹒肯尼迪的经典之作《大国的兴衰》研究了自公元1500年以来500年间各大国之间相对的兴衰起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保罗﹒肯尼迪继此之后撰述《为21世纪作准备》一书[3]时,仍不忘写日本、印度、中国、欧洲及美国的抉择,可见主要大国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权力分配。

  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均衡的,由于国土大小、人口多寡、科技强弱、自然条件优劣等方面的差异,国家间力量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同时,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变动不居的。“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因为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优势。"[4]只需把2001年的世界地图与1991年的世界地图相比较,就可以看到十年间的巨大变化。

  一国力量的构成有硬力量和软力量之分。资源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硬力量,是有形的、常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力量,可以用来促使他人改变立场。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尚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这种力量即软力量。软力量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而吸引经常导致默许或模仿。[5]软力量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间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力量常常集中于大国。由于力量大小的不同分布,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处于最上端的是支配性大国,力量最强而数目最小,不过一二国而已,但对国际秩序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居于其之下的分别是其他大国和中等国家,位于最下端的是小国。不过中小国家的联合体也可能拥有较大的力量,而且各国常常不能无视小国的道义力量和舆论力量。小国倡导多边主义往往最力,而在国际事务中,多边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总体上趋于增长和扩大。

  正如前述,各国实力始终处于消长的过程中,支配性大国可能跌落为一般性大国,一般性大国也可能跌落为中等国家,反之,原先在力量金字塔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的国家也可能上升到大国或支配性大国的地位。各国实力消长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实力对比发生剧烈变化,都会引起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力量变移既然是常态,它就是始终在发生和进行的,但从量变到质变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最终发生力量对比状态的整体变化和体系结构的整体变动。

  (三)结构形态。

  结构是构成一个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由于力量配置之情形而形成的格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典型的国际体系结构类型,可视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第一种是帝国结构或霸权结构,即某一个强大的国家控制或掌握体系内部众多相对弱小的国家。第二种类型是二元结构,即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调节各自势力范围内以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第三种类型是多元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施展外交手段、变更盟友以及制造矛盾或冲突来控制或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和行为。[6] 除此之外,在它们之间还有一些混合形态的、类型不如上述三者那么明显的结构。这是因为,力量分布的变化在通常情况下是渐变的,在渐变的过程中会出现交叉混合的形态。但以上三种是基本的类型,可以帮助人们来分析和判断国际体系的结构。

  (四)组织原则。

  从近代以来,国际体系一直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然而国际体系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无政府状态的,这需要作出界定和说明。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只是在各个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这一意义上而言的,这是国际体系区别于国内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但这绝不是说国际体系是无规则无管理的,或者就是依丛林法则行事。相反,国家之间构成为一个“社会",彼此发生着互动关系,形成若干原则并大致依照已确立的原则进行,其中包括主权原则、平等原则、相互尊重、互不侵犯等,它们在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国宪章》中有较充分的体现。在世界事务的很多方面,都已经确立起了各种原则和准则,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的权利的普遍原则地位、海洋法公约规范了世界海洋的管理等。

  因此之故,成立于1992年、由各国著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于199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的总体转变,是从以大国优先为基础的欧洲中心秩序,逐步向以普遍原则为支柱的世界秩序过渡。即使到现在过渡也还没有全部完成,但至少一个以普遍原则为基础的体系已经形成了。[7]

  这既是一个国际“社会",也就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各国的行为是由国际事务各个领域的各项国际法来规范的,例如各种公约,包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等等。为了执行国际公共事务,国际上又设立了某些常设机构如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庭(美、中等国都迄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法庭等等。国际社会固然并没有军队、监狱之类的强制机构来执行或实施惩罚,但如果一国违反有关公约或公认的准则,或者加入后又退出,必会面临来自国际上的道义谴责和舆论压力,迫使一国不得不考虑这样做需要付出的成本,从而三思而后行。

  不过问题的“瓶颈"也在这里。原则、准则、规范的约束不是一种硬约束,而是一种软约束,在力量失衡的条件下,大国和强国会产生摆脱国际规则约束的冲动,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如此。对此国际社会似乎并无良方,只能等待让挫折和碰壁迫使其回头和改弦更张。不过应当看到,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正不得不付出比以往更大的政治代价和道义代价。

  (五)国际治理。

  要使国际社会有序,就发生了一个治理问题。关于如何进行治理,曾经产生和提出过种种模式,一是大国共治,它在19世纪欧洲国际事务中曾被付诸实践,此即欧洲大国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有关大国共同管理欧洲的事务。这是大国共治模式的典型实践,至今仍不断为人们所提及。二是均势模式,即认为通过保持有关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可以维护和平。它有没有被世界大战的发生所证伪,均势有没有失去其作用和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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