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模式”是特定时代背景和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人民积极探索的成就。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努力奋斗、自主创新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但这些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广泛推广的范式。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体制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革故鼎新，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模式都有自身的缺陷，体制改革和创新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持久动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验模式；分析；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县域经济是指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功能完备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系统。[1] 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一县之中，既有农村，也有城市。县域经济体系中既有农业、工业、商业、交通、建筑、建材、服务等产业部门，又有计划、财政、银行、税务、物价、工商管理等职能部门；既有生产经营的企业和部门，又有社会经济管理结构；是功能齐全、综合各产业各部门乃至社会单位于一身的国民经济小系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县域的国度，县域经济是真正的地方经济。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自组织性和不平衡性。中国2052个县域，在气候、地理、地形、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差异巨大，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平原县（占31%）；从经济地理角度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类型。县域经济之间的发展状况也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首先从县域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其次从县域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另外从区域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目前的百强县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区域，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贫困县，其中直接差距，据2001年底的统计，有县域GDP超过400亿元的，也有不足1亿元的；有县域年财政收入超过80亿元的，也有几千万元多一点的；有县域人均GDP近4万元的，也有才300元的。其中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市的平均值是最低的100个县市的14.3倍。[2](P17-19)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的，虽然有的发达县域在政策、资源或区位上曾有优势，但必须承认，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刘易斯所言：“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3](P292) 这些基于特定环境、基础上的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4](P27)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费孝通教授说：“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5]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主要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以及以后出现的“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这些模式是中国人民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今天我们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体制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革故鼎新，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
（一）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苏、锡、常、通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来历和发展机遇类似”。“到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5] 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领21区、10县（市）、314镇，费孝通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6](P157)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而使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以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在“苏南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三次机遇把握起了关键性作用：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促成苏南乡镇企业崛起；二是1992年后浦东大开发带动外资涌进苏南，推动了企业转制和县域工业化进程；三是20世纪末乡镇企业民营化改制，促进苏南经济向健康轨道发展。[6](P221)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中，“苏南模式”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苏南地区整个县域经济经济总量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增长了50多倍。“苏南模式”是发挥以下优势形成的：一是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有利于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并办成了一些大事；二是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事各业的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三是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四是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而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苏南模式”的形成，县乡政府的有力组织和推动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与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分不开。“苏南模式”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就已经萌芽。“它们（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中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5] 改革开放初期，“左”的束缚还很严重，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远末得到解决，以地方政府出面办企业比较容易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从体制方面讲，当时政府主导解决了发展的路径问题，减少了改革与发展的摩擦成本。另外，从经济角度看，“苏南模式”是植根于“单一农业”及“单一集体”基础之上的，民间基本上没有资本积累，以乡、村两级农业上的积累作为发展乡村工业的起步资本也是顺理成章的。从历史传统看，苏南农村经济历来就很发达，著名的“鱼米之乡”，“天下大计，仰给东南”已是中唐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宝训。苏南也是我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农民既爱土地，也有爱办实业的传统，历史上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家庭手工业和传统小工业成了苏南农村就地办工业的“根”。苏南是洋务运动的重镇，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传统工业基础好，市场网络发达，加之文化教育发达，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好，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就有必然性的一面。另外，从经济地理位置看，苏南地处东南沿海金三角地区，靠近上海等大城市，易于接受大中城市的经济、技术辐射。
从发展实践看，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发展和完善，全球化竞争迎面而来，“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产权不明，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7] 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6](P30) 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障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有的甚至上市，但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二）投资主体过于单一，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四）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五）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六）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8](p56)
（三）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首次使用“温州模式”的概念。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温州模式”的形成较“苏南模式”晚近十年，其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从组织路径讲，“温州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子。“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台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6](P157)
“温州模式”的形成是三种因素直接促成的：一是温州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过剩劳动力必须要寻找出路；二是政府较少行政性干预。温州是“左”的思潮盛行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历史教训使政府官员尽量减少与民间力量的冲突；三是温州地区历史上的“重商”传统。温州是中国“重商”主义的永嘉学派的发源地，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重功利之学，强调务实，修实政、行实德、建实功。主张“惠工通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义利并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思想，提倡发展商业经济，由此所形成的传统“重商”文化，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种根源。“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基因”起了重要的作用。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张仁寿，1997）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或区域品牌优势。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目前，民营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98.8%，民营企业二、三产业产值占全市比重分别为90%、92%，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2002年，民营经济产值占全市GDP的78.8%、占工业总产值的96%、上缴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外贸出口占95％、民间投资占69.5%。[9](P35)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据陆立军等人2003年对浙江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评估，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属较发达地区，平阳从2001年起才进入较发达县(市)行列，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省内欠发达地区。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一方面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待完善，另一方面，对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环境制约。（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也是浙江省确定的三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9](P35)（三）外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整个温州市仅一家)，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多。有人形象的讲苏南企业家称之为“坐商”，而将温州企业家称之为“行商”。资本和人才外流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四）企业管理制度的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麻烦。（五）产业结构滞后。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小商品，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珠江模式”最早是费孝通教授提出来的。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这四个县（市）被称之为“广东四小虎”。（王志纲，1988）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发展而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相比较前两种模式，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是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属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前两种模式倾向于资本自给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资型；从体制变迁的路径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缘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来冲击――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
以“四小虎”为代表的珠三角县域经济板块为广东经济的腾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发展外向型经济，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大量外来工云集珠三角，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以“粤家电、广东粮、珠江水、岭南服”为代表的“广货”风行全国。直接促进珠三角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使广东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GDP占全国1/10，外贸出口占全国1/3。20年时间，将原本是农业区域的珠三角建设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城市工业集群。几千万外来工在珠三角非农就业，不仅将巨额发展资金汇入落后的内地，而且，回乡创业者还将开放的思维和先进的管理文化带回内地，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珠江模式”已扩展到福建闽南等沿海地区。
“珠江模式”的形成建立在三大优势上：一是政策优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直接促成珠三角外向型县域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二是区位优势。毗邻港澳，两个特区支撑，又有珠三角城市群落作为依托，加之珠三角传统上就是我国商贸发达的地区。三是海外侨胞的投资。珠三角地区是有名的侨乡，侨资为工业化的起步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优势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世纪之交，典型代表的“四小虎”先后遇上发展困境：顺德家电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经的优秀国企被体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闹”依旧，东莞则开始遇上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国公司竞争处于明显弱势。二是投资推动非常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招商引资。三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是生产中心，技术价值所占比重很低。四是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经济奇迹是和外来工的廉价劳动分不开的，目前经济市场运行的束缚在珠三角已不是问题，但大量外来工的社会待遇和收入保障却没有配套解决。五是区域文化转型滞后，导致域内外意识矛盾和劳资冲突。
（四）晋江模式。有专家认为“晋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扩展。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外向型为特征发展开放型的县域经济，在这方面它们是相同的。但“晋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外资规模经营。目前晋江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有200多万，数倍于本地人口；外资企业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规模性企业。二是经营多样化。目前晋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等产业。三是产业与市场互动。其陈埭鞋原料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材布料市场、华册水产品市场均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龙头市场。四是有独特的文化支撑。闽南泉州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福建帮”的大本营，闽南人作生意敢闯、敢干，晋江人是代表。晋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诚信、创新、开放、谦恭”的优良品质，这为晋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五）巩义模式。“巩义模式”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倡导的第一个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模式。“巩义模式”是通过抓好县属工业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时下舆论界大力鼓吹的“工业强县”模式。巩义坚持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的先导和中轴，县内外优势资源都锁定和聚集在这个中轴配置。项目建设集中于煤炭电力、金属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化纤、机械制造、耐火材料和电线电缆等七大行业，形成工业企业6700多家，已建成企业集团25家，上市企业2家，纳税超千万的企业10家。工业的发展使巩义的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县域经济首位，号称“中原第一县”。目前，全国搞“工业强县”比较成功的还有山东高唐、河南济源、吉林洮南等。
“巩义模式”的形成有特定的环境条件：一是巩义的农业自然条件较差，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跳出“农”字找出路；二是巩义的县域工业基础好，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办好了许多社队企业；三是区位条件好，处于郑州、洛阳两个大城市之间，交通方便，接受城市辐射充分；四是体制优势，巩义属河南省会郑州市管辖，项目申报方便。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巩义模式”普遍存在明显的不足：（一）城镇化水平跟不上。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基本保证，工业化通过城镇化实现规模和社会效应，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向和谐文明的现代化迈进。（二）产业集中度差，竞争优势不明显。目前，巩义的工业无论是布局还是结构都相对分散。县域经济资源有限，工业只有集聚，才有竞争力。（三）农业产业化步伐缓慢，县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带动农业产业化，只有农业产业化充分发展，工业经济才有稳固的基础，县域经济才算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农安模式。“农安模式”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以吉林省的农安县为代表，故称之为“农安模式”。江西省的遂川、江苏省的射阳等县域经济发展也归于此种模式。
“农安模式”的形成条件：一是农业资源较为丰富，农业发展条件较为优越；二是除了农业资源外没有别的资源；三是一般远离大中城市，接受城市辐射较难；四是县级主要领导没有受到“无工不富”的思想束缚。
目前，“农安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产业化组织途径问题。由于体制原因，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场严重缺失，从根本上影响“农安模式”的发展。二是主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响了资金积累；二是产业科技开发投入偏少，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产品更新换代步伐过慢。创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种，继续向专、高、特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产中的附加值。[8](P13)由于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本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必须以农业为根本点，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农安模式”是需要强调并值得向全国推广的模式。
必须强调，县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但不能偏离工业化的大方向。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是现代化不可超越的阶段。工业化不等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但必须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首先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信息化，然后强化农产品的深加工，使粮食成为工业原料，推动食品工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
（七）义乌模式。“义乌模式”是通过兴办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模式，基本内容可以总结为“建一处市场，富一方经济，活一方流通，带动一方产业”。“义乌模式”的成就是辉煌的。2000年义乌市国内生产总值119.24亿元，按现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92.2倍，经济年均增长率22.9%。[10](P149－153)重要的是，义乌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绩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经营人员20多万人，市场内汇集了34个行业生产的1502大类、32万种商品，2005年实现市场成交额389亿元，全市由市场贸易带动的制造业企业达2万多家，200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00亿元。在义乌，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32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1000多个集装箱每天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客商常驻义乌。更为重要是，国内外与义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包括前向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后向的产品销售区域，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与交流网络。网络成员或借助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这一平台，把自身的产品销往各地，或通过义乌市场，采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小商品。义乌作为一个流通枢纽，把国内外的许多贸易商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分工合作网络，专家称之为“义乌商圈”。[11]
“义乌模式”的形成条件主要有四个：一是区位条件好，基础设施完善，可保证商品充分流通。义乌自古就是从吴越通向瓯、闽、粤的重要陆上要道，也是江、浙通向荆楚、四川、云贵的要道，北上过长江三角洲则可通向华北、西北和东北。二是周边地区工业发达，或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能够支撑大流通所需要的特色产品；三是有聚集优势；四是当地历史上有经商传统。义乌长期的“鸡毛换糖”传统和改革开放后的商贸实践中培育出大批民间经商人才，这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形成的社会基础。目前依靠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还有山东寿光、河北辛集、广东普宁等。
许多地方也仿效“义乌模式”，但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往往形成有场无市的“空壳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模式”要可持续发展，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高度重视以市场为中心的多个“产业链”的培育，使商务活动的各种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二是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包括商业经营人才、市场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三是进一步增强市场辐射力，最大限度的扩展区域联动。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目前还有一些依靠本地独特资源，或采卖、或加工而积累资本来发展县域经济的资源开发型模式。但这些模式依赖的资源不可复制，故此类模式不具备推广性。另外，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应该改变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化资源依赖型发展思路，强调向依靠创新、依靠科技、依靠农业产业化、依靠市场开拓的方向发展。
三、模式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模式”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人民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须强调，以上所分析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所谓经验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体系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形成的。这些经验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不具备广泛的推广性。必须承认，这些模式本身就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把创新视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的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人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12] 模式是体制和比较优势发挥的结合物，分析、借鉴这些模式的成功之处，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集聚后发优势和全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作为经验模式，也有其本身的缺陷，绝不能盲目照搬。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比较优势永远存在。县域经济组织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县域经济实际相结合，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我们分析研究模式，就是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理论提供实证素材。正如我国县域经济研究的先行者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所言：“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13](P14)
模式是特定条件的产物。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模式都面临转型的挑战，变则通，滞则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会有统一范式，县（市）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也绝不是某个县（市）自己怎么努力的问题，而是和体制改革、宏观环境以及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体制改革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和持久动力。目前，要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下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到日程上：
（一）城乡土地二元管理体制问题。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功能，是县域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依托。我国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结构上是城乡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已经可以市场交易，但农村土地却不能市场化交易。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体制以及对农用地实行的用途管制，不仅使县域经济发展在资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约，而且也是导致官员腐败行为和侵农行为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农业用地不能市场化交易，使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依托资源不能从根本上盘活，直接制约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发展，也使农村人力资源素质难以从根本上提高。（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目前是在艰难中开始，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仅2001年一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达982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1.4%，而其保障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10”。这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城保”的标准来搞“农保”，那么将全部中央财政的钱用上也不够！目前，紧迫的是如何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和县域经济组织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更新思维，转变传统的社保理念，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滞后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收益制度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联系的问题，让几亿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政府努力给予他们的生存关怀，奠定县域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目前我国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层次太多，导致县级政府自主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利太小；二是中国特色的“市管县”体制。国际通行的地方行政层次是两级，我国是四级，加之行政和社会管理权利的条块分割，县级政府的自主发展权已是微乎其微。而“市管县”体制更是不符合工业化中期以后城乡分治的行政规则和国际惯例，明显地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行政制约。首先，造成虚假城市化和城市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是明显的“市卡县”“市吃县”体制；其次，多了一个地方行政层次，产生了新的条块分割，对于县域，增加了一个财政上缴层次，加重了财税负担；再次，市对县的行政垄断，不利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横向合作。另外，这种体制，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因此，“市管县”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强调依法治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四）人才理念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我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基本上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县级管理部门连基本的初级职称认定权利都没有，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基本上和县域绝缘，这和县域承担国民经济基本的生产职能和绝大多数国民就业发展很不对称。我国目前的人事管理将国民分为干部、工人、农民等，工人有技术职称，甚至有教授级技工之说，但农民却没有技术职称。一种人才管理体制将占国民总数70%的人排除在外，那是绝对不合理的！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言：“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脊或资本存量的多寡”。[12] （五）金融管理体制问题。目前，融资困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发放货款权限被上收，基本上成为吸注机构，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体制问题不仅能力有限而且运转不灵，邮政储蓄只吸不贷，民间信贷又被视为非法，加之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不畅以及金融服务手段单一，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失去了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总体上已陷入拉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尽快改革现行金融管理体制，加大现代金融服务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开拓适应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品种、融资产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评级和授信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充分和现代金融服务网络接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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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恩虎（1968－），男，陕西蒲城人，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县域经济、商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