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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

更新时间:2016-06-13 10:15:12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口述:汪晖

   采访、整理: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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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我们住一个房间,谈很多事。每天他写,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那时我刚刚从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毕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识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人,去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

   每天晚上他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说到我累到不行,睡着了,他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我,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我,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讶。因为他们老俩口感情很好,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一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就说,你没有跟我说。

   我说,我跟您说过的吧。

   他很生气。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给我讲了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钱了。这一年当中,一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散文诗《落帆集》,左翼友人包括冯雪峰就批评说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个人。你可见,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在态度上肯定是决绝的。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唐先生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对附逆这件事的态度,与个人经验有极深的关联。如果没有个人经验,可能对它的看法也就是那样——虽然是个事情,但觉得毕竟没有杀人,写过《中国的思想问题》那样的带有一点文化民族主义因素的文章,还做了一些好事。但周作人出任伪职,参与日本大东亚文化运动,以他在文坛的位置,无论就个人操守还是社会影响,都难辞其咎。从那个时代过来、并有那样的个人经历的人,像唐先生,就不能原谅了。那个时代不能提供别的思考方式。

   唐先生是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可辞掉了就不行了。邮局被日本人占领,再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不做么,就没钱,家里就出这样的事。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死了这么多人。那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孤岛”,别人在外头,只能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他又写得隐晦。

   在“孤岛”上海,他和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他一个人鳏居七年,带一个孩子。七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老师,沈絜云,是什么人呢?她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等于邮电部副部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沈老师的姐姐是叶向真的母亲,叶剑英的一任妻子。所以唐先生和叶剑英还是连襟。不过唐先生和他们平时没有来往,他觉得知识分子不要和官员来往。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专业好像是化学吧,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人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差个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邮政总局在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 唐先生就从上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他们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这遭杭州开会,有一次我们在山下看到轿子,一顶载男,一顶坤轿载女。我记得唐先生提起,说当年私奔来杭州,什么仪式也没有,也没拜过堂,也没坐轿子,就硬哄着唐先生,请他坐轿子——真是大花轿的样子。我心里歉疚,倘若沈老师来了,就可以请两位老人补坐轿子。那天便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唐先生独个儿坐在轿子上,特别不好意思的表情,有点尴尬。

   再过一年,就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了。1946 - 1986。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岁,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沈老师对您这么好,特别照顾您——真的,沈老师事事都很照顾他。唐先生说,是,对我非常好。他们感情很好,完全不像托尔斯泰晚年与夫人的关系那样——其实,我们又如何知道托尔斯泰与夫人的感情世界?但他的确说起为什么渐渐理解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多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窥探日记、与托尔斯泰招来的客人或门人之间发生冲突、是否放弃著作版权等等,但实际上他的出走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个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92年唐弢先生去世,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编纪念他的文集。四处收集他的书信,请大家写纪念文章。沈老师平常也看我们搜集来的材料。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沈老师突然问我——她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她就问我:“汪晖,你觉得我跟唐弢互相理解吗?是不是我也不太理解他?” 我连忙说,不会呀,唐弢先生对您如何如何。她说:“我不是说这个。”

   他们家儿子唐若昕在旁边,把我拉开,说:“我妈妈最近这些天老是犯事儿。” 原来,沈老师那阵子老问他们:“你爸爸到底爱不爱我?” 把子女吓坏了。

   师母平日里非常捍卫唐先生,也很了解他。这时,看了书信、回忆文章,看到别人都是在学术、思想的范畴内谈唐先生,沈老师就有了说不清楚的想法。她起了一种疑问。这大概是她从来没真正有过的疑问;或者,她从前压在心里,没有拿出来明确说过,反而是在唐先生走后,她不断想。

   那天沈老师问那句话,她实际上是在问我她是否理解唐弢。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死后,在火车站,很多人慕名而来,围着他。都是这样吧,名人的死。托尔斯泰死时不仅是名人了,而且被塑造成了基督转世般的人物,一位圣人。他的真实感情也不再能表露,必须要符合圣人的标准才能表露。其实,或许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人仍然是托尔斯泰的夫人,她比那些出于各种动机包围他的人对他的思想经历有更深的理解。托尔斯泰爱她,也与她发生激烈冲突。

   1989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初春我们还在宾馆里平静地讨论鲁迅,不久之后,这样的从容就变成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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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五十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生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研究工作——之外,实际上评价鲁迅要讲的是现代史。怎么评价太平天国?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怎么看待辛亥革命?怎么讲五四?如何看待国共之争,怎样叙述左翼内部的矛盾,又应该从哪里出发解释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以及文学的、非文学的呈现?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长毛”,即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师爷的故事,等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熟悉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人都知道,这些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重评太平天国是告别革命的第一步。因为整个现代史叙述就是从太平天国写起的。八十年代开始了太平天国再评价,1978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写了文章。此前,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尤其是对天朝田亩制度,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理念、激进地要推翻旧制度,也包含儒学批判。太平天国运动等于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先驱。

   所以反思革命史观的第一步就是再评价太平天国。“文革”初期,围绕李秀成的评价,有关叛徒与爱国主义的论述,曾经引发巨大的讨论。在“文革”之后,有关这类历史问题的评价从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延伸。其实,即便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里,这样的转变也是明显的。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一种路子说它是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宗教迷信。这是种韦伯主义的解释。许多人将太平天国运动,尤其是晚期洪秀全问题与当代个人崇拜等等放在一起讨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产物。另一种路子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当然同时也强调这是变种的上帝教,其信仰也就跟宗教挂钩,而说不上是潜藏了历史预见性的革命预言。这个时期重新评价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同一潮流的产物,都是对革命史观中有关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诠释的反拨。

   其实,这个转变在美国学术界也类似。像周锡瑞的义和团研究,因为包含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历史解释就多些同情。这是当年的新左派吧。孔飞力论太平天国,侧重皇权与士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将这个变动看做是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开端。虽然其侧重点是挑战他的老师的“挑战-回应”模式,也就是挑战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模式,但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现代的开端直接相关,那里面不是也包含了肯定的因子吗?

当然,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导致了传统社会构造的解体,自然是十恶不赦。从告别革命到保守主义史观的兴起,大约只有半步之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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