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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近代国学“运动”与研究反思

更新时间:2016-06-12 18:07:24
作者: 干春松 (进入专栏)  
而启蒙派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精神不在经典之中,而是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侧重于民间歌谣的收集和习俗的调查,即意在于此。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认定科学所代表的普遍意义的公理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区域局限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度,从而解构了传统价值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血缘性、地域性联系。在这样的改变中,国恰好成为公理的对立面。何炳松说:“国学的国字,显然表现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精神。这不但违反我国先贤所主张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精神,而且亦违反西洋学者所主张的‘知识无国界’那种学术公开的精神。”

  

   作为这个时期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的顾颉刚等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的转变,有人认为是“革命性”的,“大概在1920年至1930年,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反省,他们对史料的态度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些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他们的文字分散各处,如果稍加比辑,可以发现一个认识论上的改变。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权威已经几乎倒塌了,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史料了——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同时也提倡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

  

   傅斯年开始筹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要把历史和语言从传统的学术谱系中“解放”出来,在科学公理面前,地域的差异对于国家认同的意义被看作是一种固步自封,因此,即使连“国故”这个概念也成为他攻击的目标。认为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必须将“国故”的概念也抛弃。

  

   由此可见,从晚清的国粹派到1920年代以后的国学研究,虽然多样化的立场之间争论激烈,但总的趋势则是循着由以提振民族精神、确立国家意识到强调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建设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国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由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到建设富强的国家、改变国民特质的转变。而1930年代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资源长期被贬斥,国学研究也被置于“批判”甚至“破除”的境地,一直到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才再度被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到21世纪初成为热点。

  

   新世纪的国学热,所要面对的则是全球化的深化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形态的进一步变化。“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跃进中,一系列新特点界定着国家内部秩序,而新的超国家秩序同那些特点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由内及外’,以内部秩序推演出国际体系,而是‘由外及内’,以超国家秩序推演出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这种由外及内的秩序体系最典型的表现是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在解决国际纷争、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之间的平等诸方面担负的某些作用,所以国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取代了某些国家功能。同时,全球化还使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疏离。

  

   看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全球化也从另一方面强化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因为全球化过程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弱势国家是一个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兴的经济体,内在地要求对世界的秩序的和谐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试图为重建世界秩序提供有益的价值支撑。这样,建立在鲜明的中国意识基础上,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成为国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夹杂着读经、儒学复兴、文化本土性等复杂议题的国学热,虽然有时体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这样的意识与其说是对中国本位的强调,毋宁说是对于国际间秩序的批判性视野,表达中国想真正成为世界重要成员的渴望。

  

   1978年之后,中国进行着由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化也进一步开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调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确立,体现出民族文化已然成为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和呈现中国未来方向的重要基础之一。基于此,国学研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乃至国家软实力的建设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2.“国学”与“科学”、“学科”

  

   “国学”虽立足于“国”,但“学”是其载体,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民族精神的重构,这些使命都是要通过对于传统思想学术的不同呈现方式来体现的。

  

   国学的具体内涵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在中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的时候,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现代化运动打破了古代社会的有机整体结构,取而代之以目的-合理化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过程,它以理性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基本理性的统一性,对于思想学术而言,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适应生产、分工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

  

   以科举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虽然是一种世俗性的教育方式,但是并非是专业性技能教育的,所以传统的中国学术体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必然要面对日渐专业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人们对于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批评主要就是其选拔的人才难以“经世”,不能使中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晚清改革无论从理念到方法见仁见智,甚至绝然对立,但是对于改变教育制度、采纳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却是空前的一致。康有为、张之洞、严复、梁启超、张百熙等均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并开始提出各自的分科方案。

  

   1898年,严复发表文章《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指出,传统中国的学校只有做官治事一途,所以难以适应分工日益细密的社会需要,“国愈开化,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所以要把治学和治事分开。(原文、注释皆没有问题)稍后在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杜亚泉也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是职业(产业)之间的竞争,而专业化则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专业化所要求的知识系统的分化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学科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样的认识始终体现在“国学”的发展实践中,晚清的国粹派区分“国学”与“君学”就是试图确认学术的独立性,而他们所预备设立的“国粹学堂”,学制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等,形式上与旧学已经大不相同。虽然所学内容均来自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但显然已经借鉴西方的学科体制进行了新的分类。最早进行国学讲习活动的章太炎,也是新的学科分类的实践者。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

  

   另一国学代表人物刘师培也是从社会分工来论证以分科方式整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必然性:“野蛮之民,所具之能甚简,及世界进化,这(改为“则”)所具之能亦日多。惟所具之能甚简,故所业亦必简单;惟其所具之能日多,故说(改为“所”)业亦归复杂。如古之商人,不必知书,古之士人,不必习武;今则文明各国,商必知学,士必服兵,而农人亦需入学;非所治之业由简而繁之证乎?今行此法,使人民于所治职业,由简而繁,正与社会进化之公例相合。且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今则无论何国,人民于未冠之前,均习普通科学。夫普通之科学,既尽人而能知,这(改为“则”)普通之职业,亦必尽人而能为。既尽人而能为,这(改为“则”)智识愈备,能力日增。”

  

   由传统的整合式的、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向现代的分科式的以科学思想为特性的分科方式变化,从价值上,本身就是要推翻传统的宗教性的劝慰,代之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应原先为神学和经学垄断的知识领域。说到底,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某种可以验证的方式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在这样的转变中,中国原有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便要经受“理性化”的洗礼。

  

   在经验性的对照之下,传统的体会式的经学思维便显得缺乏可验证的方法的支持。实证化的科学成为建立普遍性原则的基础。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传统学术缺乏规则和可验证性的特性就成为一种方法上的“缺陷”。刘师培十分重视“方法”对于学术的意义,他认为传统的学术缺乏纯用理论之规则,比如,中国论文法之书,没有上乘之作,他甚至认为中国无一人知国文。

  

   但是,在引入新的方法之后,内在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传统的国学所提供的是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它既包含可验证的理性知识,也包含价值性的信念。当我们开始接受科学公理来取代以前的“天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新的学科体系和实证方法。但是新学科则导致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系统被分解,而最终难以突显自身的独特性。比如,当中国的传统的经典系统被归入哲学、历史和文学等不同的学科之后,这些西方化的学科方式完全剥离了经典的语境,经典原先所承载意义和价值便难以呈现。这样的矛盾在20世纪20年代激化。有人因忧虑中国价值的解体而拒绝新的学科,而有人则想通过学科的变革而完全否定原有的价值系统。

  

   的确,学科变革的背后是价值的重构。西方文化的出现解构了中国固有的天下国家观念,并将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为了理解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便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共同语言”,这个语言便是“科学”,在人们的观念中,科学因为其客观性和普遍性,很大程度上甚至体现了“公理”。“是故科学定理,以人类为公。人惟于此有说(改为“所”)浸润,而后服从公理之心切。”这可以避免把“私见”看做“公理”或者根本不承认有公理存在的错误认识,从而“社会团合之力强。”

  

在许多人眼里,科学代表着最大的普遍性,其“公理”性特质意味着中西学术之间所揭示的并不是不同的真理,至多是真理的不同面向而已。因此,有人断言,学不应分中西,差别只是“广狭疏密”。王国维在给《国学丛刊》写的序言中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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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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