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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俊等:文艺理论:世纪之交的思考(一)

更新时间:2016-06-12 14:32:54
作者: 王长俊   包忠文   应启后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就是百年。在20世纪行将结束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步履的时候,追溯其来路,探寻其去脉,该是一件甚有意义的工作。参加本笔谈的江苏学者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研究工作,其感触也多,其思考也深,形诸文字,公诸社会,与人分享欣悦、分担忧患,并一起对未来作充满期待的前瞻,此举之裨益尽可了然。笔谈尽为短制,角度也都不同,仁智互见,诚如是,或能集思广益,举一反三。

  

清理文艺理论概念库 

王长俊

   打开文艺理论概念的仓库,我们发现,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有些概念比较陈旧,如“人民性”等;有些概念不够准确,如“创作方法”等;有些概念含糊不清,如“纪实小说”等;有些概念没有什么价值,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有些概念是从自然科学中生搬硬套来的,如“熵”等;有些概念属于滥造新词,如“美悦作用”等。此外,还有一点比较突出,那就是外来的新概念,充斥我们的概念库中,如“意向性客体”等……

   概念,作为理论的细胞,必须充满活力,这是保证理论之树常青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的文艺理论概念库中,存在着如此之多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清理,重新建立起文艺理论概念的新系统。

   认真清理和重新建立新的文艺理论概念系统,必须明确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因此,我们应当首先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仔细看一看传统的文艺理论概念库中,有没有管用的东西。粗粗检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不但有,而且很多!例如“意象”、“意境”、“气韵”、“妙”、“味”、“趣”、“刚柔”、“形神”、“虚实”、“格调”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张戒说:“大体句中着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意味”这个概念,就很有生命力。克莱夫•贝尔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审美假说——“有意味的形式”,其核心不是一个“意味”么?再说“妙悟”这个概念,它本是中国禅宗的重要范畴之一,后被引进文艺理论与美学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强调创造性的把握,强调感性与直觉力,强调想象性,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勾通与契合,强调难以名状的心理满足感,它对解释创作心理与鉴赏心理,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么?

   文艺理论概念,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确定性。我国传统理论中的许多概念,都符合这个要求。例如“感兴”这个概念,就比“审美感受”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审美感受”只告诉我们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一种受动的感知,而“感兴”一词,就不止于此了。据《文镜秘府论》的解释:“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设,物色万象,爽然有为感会。”这就指明,它是感性活动,既有对客体进行审美体验的意思,又有瞬间领悟的意思,还有感于物而怡然自乐的意思。

   东西方有些概念意思相近,我们应该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决定取舍。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重视这项工作。举个例子吧,关于审美态度的理论,西方人讲“静观”,我们也跟着讲了。其实,中国先秦时代就提出的“虚静”这个概念,就很好。“虚静”,既有凝神观照的意思,又有排除杂念、超越直接功利、保持心境空明的意思。英国的鲍桑葵在《美学三讲》中大谈“静观”,却又批评“静观”,说什么“我对(静观)这个字眼感到很不舒服。”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把“虚静”弃之于一旁而不用呢?

   我们主张从我国丰富的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中进行发掘,寻求至今仍然富有活力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新概念系统,但并不排斥从国外引进对于我们有用的概念。像“典型”、“现实主义”、“陌生化”、“期待视界”、“移情”等外来概念,事实证明它们具有生命力,就不可以拒绝。新的概念系统,必然要体现东西方交融的原则,然而这种交融,又必须“以我为主”。否则,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将从何谈起呢?

   文艺理论新的概念系统的建立,除了发掘传统、借鉴外国这两方面以外,还要依靠今人的创造。当已有概念不够用的时候,就要创造新概念了。理论的发展,必然呼唤新概念的诞生。新概念的创造,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严肃的工作。应当竭力避免主观随意性,要严格防止新概念的泛滥。

  

一点思考 

包忠文

   我总以为,任何一种文艺理论范式或话语都处在“历史——现实——未来”这三种关系的交错和变动之中,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发展,因此,在这世纪之交,要探讨当代文学面临的挑战、发展的趋向,我们应当回答: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向哪里去?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的世纪。中国的审美文化、文艺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驱动下,在中西文化的剧烈撞击中实现的。而贯穿其间的一个世纪性课题是:如何实现文学及其理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如何构建既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又属于自己民族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面对这一基本课题,尽管有数代人不懈探索,虽然也取得许多突破和进展,但终究未能建立起一种具有时代独创性并能够满足现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的新形态的文艺理论。能否这么说,20世纪真正的中国文艺理论尚未形成。

   “我从哪里来?”这是历史语境问题。如从文艺理论模式的角度来考察,本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文艺领域逐步形成了五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1)以欧美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为根柢的文艺理论。它从“人性”的视角讲文艺的真、善、美,讲文艺的时代性、民族性、全人类性、个人性和永久魅力;从人的艺术观照的基点上,阐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艺术创建中的再现、表现形式及技巧,等等。(2)以前苏联的反映论意识形态学说和党性原则的基础构建的文艺理论。它以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为核心范畴,并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主要线索来考察文艺中的风格、流派、思潮和方法等问题。(3)庸俗社会学体系。它是我国极“左”文艺思潮、路线的理论支柱,来源于苏联的“拉普”的文艺思想、程朱理学和政治上左倾思潮的揉合。它运用社会学、政治学来机械地解释文艺问题,讲文艺“从属于政治”,以政治代替文艺,以政治学代替文艺学,否认艺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4)传统的文艺理论。它以“天人合一”和“人、文、道”互渗的角度来确立自己的文艺本体观,并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诸种因素相融合中阐述文艺的内含和特点。“文以载道”和“文贵自然”,是20世纪以来讲古代文论的两种主要趋势,并形成各自的理论思路。(5)立足于“中西化合”和“古今中外化”的思路和方法而构建的文艺理论体系。从王国维的诗学,到鲁迅的文论和毛泽东的文艺论著,可以看到他们沿着这条思路所做的努力。他们所建立的理论,根植于现实的文艺变革,“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文化偏至论》),既反对照搬外国的“横移”态度,又反对死抱国粹、不求进取的“拟古”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应当指出,这种理论,并不是统一的,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但对于前面四种或以“西学”为体、或以“苏学”为体、或以“国学”为体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反拨,是走在文学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正道上的。

   “我在哪里?”这是现代的坐标问题,我国文艺理论思维空前活跃,西方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哲学被广泛地引进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文艺思潮的演变看,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显著的标志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密切,但不从属于政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的提出。这一命题的确立,既纠正以政治代替文艺的“左”的片面性,也避免了以文艺代替政治的右的片面性,确立了文艺在社会、文化中独立存在的价值,文艺自身的客观规律。

   新时期文艺思潮的第二种趋势为:我们文艺界的某些人面对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传播和挑战,在理论上混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庸俗社会学的界限,并进而以西方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所宣传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来批评、否定以至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比如有的论著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各执一偏,在方法论上各有片面性,应当把两者“结合统一为一整体”,并且断言这将是21世纪世界文化的基本模式。这似乎是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一个典型的论点。它的要害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世界观体系及其在我们社会、文化中的领导地位,并从根本上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本质的区别。

   我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将面临一系列两难课题:首先是如何看西方文化参照的问题。一方面西方审美文化的引进,确为中国审美文化展开了广泛的当代视野,并改变了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形态。但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审美文化中深藏着一种“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它又使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失去了对等地位,甚至丧失中国文化自身。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视野融合问题。中国当代文化面临着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传统。如何从历史和美学的结合上,在当代的理解和解释中重新确定历史的功过、是非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当代审美文化?第三个问题是怎样使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视界融合的问题。科学主义向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一方面拓展了文艺创造和研究的思维空间,取得不容低估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丧失了人文特点,沦为科学的附庸。而随着当代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开始探讨文学艺术作为人文现象不同于科学现象的基本品格,探求人文主义的历史本体论,从而打破了科学主义在人文科学中的垄断。文学艺术是人文现象,还是科学现象?文艺学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又是一个两难课题。如何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视界融合中开辟途径,探索未来审美文化的方向,也应当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点。第四个问题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践表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可以互相调和的。比如鲁迅、郭沫若的创作就是如此,王蒙的创作也是如此。但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消解哲学,它消解传统、离析规范、强调否定,不承认任何确定的东西。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是对于现代性的消解。而在中国,现代性尚未定形,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不具现实的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后现代主义要求突破“知性分析”的桎梏,突破现存的僵化教条,“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对于我们整体地把控人生,贯彻“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又是一个促进。90年代末,从我国文坛上出现的“新”的、“后”的这两种现象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调和”的迹象。

  

面向世界,善于自处 

应启后

20世纪文论,在欧美诸国,新声迭起,学派林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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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1995年02期第158-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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