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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格非:论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

更新时间:2016-06-05 23:05:35
作者: 纪格非  
刑事案件和违警行为的生效判决对其中已经证明的事实提供完全的证明。(14)

   采取同样立场的还有日本的法律。《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确定判决,只限于包括主文之内的内容有既判力。”(15)同时,《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8条第2款规定,文书,依制作的方式及目的应认为公务员在职务上作成的,推定为该文书制作是真实的公文书。(16)可见,日本立法对刑事判决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的理解与德国法几乎一样,即认为法院判决书因属于公文书,所以应当被赋予较高的证据效力。对此种文书内容提出争议的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据证明文书所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有独立的,较为细致的规则处理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然而总体而言禁反言规则的适用必须符合明确的条件。对于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案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结论,成为立法与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美国,即使按照非交互性原则,只有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至少有一名当事人一致时,有罪判决才可能发生拘束力。如果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均不相同,则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对民事案件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刑事判决,1938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以例外的形式赋予法官将先前判决中的事实认定结果作为证据采纳的权力,但是仅限于刑事重罪的终局性的定罪判决。(17)根据美国立法,刑事有罪判决被作为证据采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该判决是在审判后或者有罪答辩(不包括不抗争之答辩)后作出的;(2)该判决判处但是可判处死刑或者1年以上监禁刑的罪行;(3)该证据采纳用以证明对于该判决至关重要的事实;(4)当公诉人在刑事案件中为弹劾之外的目的而提出时,该判决是反对被告的。(18)可见,《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将刑事判决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仅仅是争点禁反言规则的一个补充性规则,即在争点禁反言不适用的领域,适用该规则以充分利用前判可靠的事实认定成果。

   在英国,由于严格地贯彻交互性原则,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因此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规则》第11突破性地规定,在任何民事程序中,如果某人曾被英国法院认定犯有某项罪行,那么此项认定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该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只要这是相关的。无论该有罪判决是建立在辩诉交易的基础上,也不管他是否为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该指控。(19)据此,所有的刑事有罪判决都具有“证据效力”。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这种证据效力的强度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有罪判决的存在对有罪事实产生举证责任倒置的效力,由反对方证明没有犯有某一罪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事有罪判决是一种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是并不会因此而转移举证责任。(20)无论依据哪种观点,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证据采纳”与“禁反言”是具有不同的诉讼效果的两种规则。“证据效力”为当事人留下了反驳的空间或余地,特别是可以以“事实认定错误”为由加以反驳。为了增强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稳定性,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规则》第13条规定,在因诽谤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原告被认定实施了诽谤行为的刑事判决是原告实施了该行为的决定性证据(conclusive evidence),具有可采性。(22)该规定与前述第11条规定的不同在于,在因诽谤案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能反驳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由此使得诽谤案的刑事有罪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得到了绝对的尊重。

   然而,美国和英国的证据规则虽然规定了可以将特定的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只有刑事判决中关于“罪名”认定的部分具有证据效力,刑事有罪判决依据的基础性事实并没有被赋予同等效力。比如,甲在刑事判决中被认定犯有故意杀人罪,在此后民事诉讼中,除非有相反证据,法院应做出同样认定。但对于刑事判决中法院认定杀人罪依据的基础性事实,除非满足争点禁反言规则的要件,不会在后续民事诉讼中产生拘束力,甚至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总体而言,在多数情况下,将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作为证据使用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从效力看,证据效力为当事人推翻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留下了空间和可能。这意味着,“证据效力”缺乏“禁反言”与“既判力”的稳定性。对于后两者而言,只有法律发生变化,证据发生变化,证明标准发生变化,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发生变化或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等原因,可能影响事实认定的结果时,才会允许后诉法院不受前诉判决结论的拘束,做出不同的事实认定。(22)

  

   (四)对不同视角的评析

   对刑事判决预决力规定的三种不同方法各具特色。英美法主要通过套用判决效力的普遍规则解决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问题,对该问题的规定与判决效力的其他规则形成和谐的统一体。但这样做显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刑事诉讼的审理成果,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通过确立“非交互性”原则使当事人以外的人可以主张刑事判决中对其有利的事实认定结论,又通过《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以例外的形式赋予法官将先前的重罪判决的事实认定结果作为证据采纳的权力。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规则》也通过类似做法意图扩大刑事判决的效力范围。

   法国在既判力规则之外通过创设新规则使得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的既判力范围得以最大程度的扩张。刑事判决不仅在判决书的主文即罪名的确定方面对民事案件具有预决力,而且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即判决理由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拘束力;刑事判决不仅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对没有参加诉讼的案外人也具有拘束力。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程序公正作为设计相关规则的一个考虑因素,不仅没有将“事实争点”经过充分的争执作为发生预决力的前提,同时对案外人程序参与权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判决的预决力方面,法国法与英美法虽在视角和具体规则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预决力作用的事实方面,均认为并非所有经过刑事审判机关认定的事实都会对民事案件产生预决力,只有刑事判决中的基础性的、必要的事实才会对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发生拘束作用。这样的规定,将刑事判决预决力的范围限定在了一个理性的范围内,同时,也合理地划分了刑事审判权与民事审判权的界限。

   在涉及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的预决力方面,德国法既没有借助于现有的既判力规则确定刑事判决的效力范围与强度,也没有通过设计新规则对刑事判决的预决力问题做出特殊的规定,而是直接套用证据制度的规定,将刑事判决作为公文书来对待。这样的规则虽然具有理论和立法方面的便利性,而且从书证的分类角度看并无不妥。然而不区分当事人与案外人,不区分不同层次的,不同重要程度的事实,将记载于刑事判决中的所有事项均赋予同等程度的效力,难免使得立法陷于粗糙。而公文书的可反驳性也同时决定了,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效力不稳定,对于维护刑事判决的权威具有潜在的危害。

  

三、刑事判决预决力的限度

   (一)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关联程度

   由于法律规定的交错,某一行为或社会关系往往会同时成为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调整对象。由此产生刑事审判机构与民事审判机构统一事实认定结论的需要。因此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采纳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必须以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具有某种形式的相关性为前提。

   在英美法系,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产生拘束力的条件之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的争点是相同的。对争点同一性的判断是争点禁反言适用条件中最有难度的内容。一般而言,如果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的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事实与第一次诉讼当中决定性的事项相一致,则应当视为争点具有同一性。

   法国的理论要求刑事判决具有预决力必须以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内容方面具有明显的牵连关系为前提。这种牵连关系体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刑事诉讼以“本义上的民事诉讼为标的”,比如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被害人针对刑事案件的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另外一种是“由犯罪引起的与具有民事特征的诉讼有关”的诉讼,比如不是直接针对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而是由受到惩罚的应负民事责任第三人对犯罪行为人提起的诉讼。被称为“具有民事目的”的诉讼,诸如,因通奸之原因提出的离婚之诉,或由于受赡与人有“负义行为”而提出的取消赠与的诉讼。(23)显然,按照法国规则,如果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所审理的主要事实并不相同,也没有直接的牵连关系,只是在事实的某些部分或证据方面存在重合,就不能认定刑事判决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预决力。比如在盗窃案件中,法院刑事判决认定甲盗窃了属于乙所有的财产。如果刑事判决生效后丙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乙返还非法占有的该财产,乙不得以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反驳丙的主张,因为上述两案在事实上没有联系。

  

   (二)发生预决效力的“事实”的范围

   某一事实虽然可能同时成为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调整对象,然而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功能不同,使得两者对事实关注的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刑事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追究犯罪并使行为人对其罪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涉及定罪与量刑的事实。在此类事实之外的,对于非属于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事实的认定,不应对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产生拘束力。由此形成对发生预决力的事实范围的第一重限制。不仅如此,从国外的立法经验看,即便属于刑事审判机关审理范围的,涉及定罪和刑罚轻重的事实,也可能因为该事实的重要性不足,而不会对民事审判机关产生拘束力。

   英美法的争点禁反言规则要求,只有刑事判决中“必要的”,或“基础性”的争点才能在民事案件中发生拘束作用。(24)比如,对于犯罪行为是否存在,是否为刑事被告实施了犯罪,被告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状态等都是属于基础性的或关键性的事实。但是对于犯罪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等只能影响量刑的事实,则不会被视为基础性事实或必要事实,因此不发生拘束后诉民事案件的拘束力。

   按照法国最高法院的观点,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必须是“具有刑事性质”的、“确定的”“必要的”认定。“具有刑事性质”的认定是指对于被告是否实施了某犯罪行为的认定,如果刑事判决中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的程度作出了认定,或对加害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认定,则此部分认定不属于具有刑事性质的认定。“确定的认定”指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以确定的方式,明文表述地对事实的认定(25)。比如,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法官作出无罪宣告,在法院的刑事判决中,法官并没有确定被告是否实施了某一犯罪行为,该内容对民事案件而言就属于“不确定的”事实认定。所谓“必要的”事实认定是指,该事实认定对于法官作出“有罪判决”或“无罪判决”而言,是基础性的,必需的。根据已有的判例以及学界理论,对于被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罪名的认定,是否存在加重情节的认定,通常被认定为必要的事实认定。而对于刑事判决中涉及的,损害是由第三人的行为或受害人的行为造成的,受害人的确定(除非该受害人的身份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或加重情节)等问题,都属于不必要的事实认定,对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没有拘束力。

  

   (三)案外人权利保障之需要

在刑事诉讼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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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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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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