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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革大学习

更新时间:2016-06-05 15:56:48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1921年秋天我出生在北京,1937年秋天离开时刚满十六岁,飘泊了十二年,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段童年记忆,仿佛那里才是故乡。1949年我回来了,又是秋天,刚好二十八周岁,向往着回到那美好而安静的北京,可是一下火车就发现和记忆大不相同了,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这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本来还是想托人找个教书的工作,可是我的妹妹和妹夫说:“还是要先学习。”我想也对,过去我们生活在旧社会,都是旧社会的习惯,现在是新社会了,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都已改变,不学习则无法适应。所以经他们介绍,我进了革命大学。

  

   革大本来在解放区,叫北方大学,是专门训练干部的地方。我的妹妹、妹夫1946年从联大去了以后都是先到那里学习,几个月就毕业了,然后是分配工作。解放后,北方大学搬到北京颐和园正门以东的西苑,改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革大老师都是解放区来的,学生分两部分,有年轻人,也年纪比较大的人,包括学校的教师,甚至于教授,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比我低一班,再如师大中文系有名的教授李长之,北大外语系的钱学熙,他们进“政治研究院”,名义上高一级,体育课少一点,吃得好一点。那个时候食堂分为四级,大灶、中灶、小灶、特灶,国家领导吃特灶,各级领导吃小灶,政治研究院的学员可以吃中灶。我的年纪不大,但也算不得年轻,所以就进了政治研究院,享受中灶待遇。

  

   当时进革大读书很容易,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我们同班有一个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职位比较高,来北京以后没有出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以后批示:到革大学习。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介绍来的。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那样。课堂上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还是思想改造,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毕竟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多少总带有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比如过去我们向往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是假的,所以要改造思想,学习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站起来批评我坐三轮车,说是不人道——不过细想起来,要真是大家都不坐三轮车,三轮车夫都失业了,恐怕也麻烦。总的来说,刚解放的时候政治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真能提出一些问题来。比如讨论党的性质时,有个农民出身的人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中国农民最多,那么党就是代表农民的。这和后来的标准说法当然不一样,可在刚解放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再比如社会发展史上说劳动创造世界,我们有个女同学四十来岁,是基督徒,课堂上发言,坚持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我觉得“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确实有些问题,应该改成“劳动创造文明”。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强说是的话,大概也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了。

  

   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不过上大课不如上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诸如此类。按道理说,这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讲法。政治宣传本来和学术讨论是分开的,学术讨论应该有学术自由,只有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才有意思,大家都一个调子,都是完全同意、坚决拥护,时不时还要呼口号,就不成其为学术讨论了。艾思奇的演讲我听过多次,可是给我的印象并不很好,武断过多而缺乏论证,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有一次演讲,他的数字引用不可信,吃饭的时候一个人问:“艾思奇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对吗?”旁边人就回答他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统计数字。”这话说得很好笑。还有一次演讲,有人提问说:“苏联对我们东北好像有野心,会不会是这样?”刚解放的时候,这些问题还可以提,艾思奇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侵略的,不然,我可以把头割下来。”这哪里是讲道理,简直成了发誓赌咒。

   就我感觉的革大学习,一来整个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做思想检查,不然过不了关,但另一方面,自己过去的思想里确实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清高,以为作教师就可以脱离政治,这是一种“假清高”,实际上还是“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种“改造思想”的想法有时太天真,可以变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一样,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有的人生来就是“红”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思想纯粹,而我们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然后再打红旗,有了比较与判断,所以就比较麻烦。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

   解放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并未随父亲南行,在革大和我同班。他1920年生人,比我大一岁,出生那年杜威来中国,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胡适就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个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当然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业业。胡适作驻美国大使时,胡思杜也在美国,革大讨论会上有一次他揭发说看见父亲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我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胡适了,虽然还没有形成运动,但个人已经开始表态,包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写给胡适的公开信,所以胡思杜发言也表态批判他父亲。不过,一个人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很难确定,而且在假话里,有多少是应付场面的,有多少是真正给你做假的,也很难确定。毕业以后,胡思杜分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那时候所有学校都增添了政治课,政治教师非常缺,所以革大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分配去教马列主义。1956年我从西北大学调到历史所工作,和胡思杜见过两面。当时我住的是同事刘修业的房子,刘修业的爱人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胡适临走的时候留下一批书在他那里,胡思杜就来问这些书的事情。1957年反右,像他那样家庭背景的人肯定逃不过,后来听说,他自杀了。

   在革大培训了大半年,和联大时候不一样,没有哪位老师或同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想除了学习时间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后人们说的全是人标准的、一样的语言,冠冕堂皇而又少个性。到了文革更是这样,家里人说话都是“最高指示”,人与人之间、领导和基层之间非常隔膜,彼此不能了解内心真正的想法,甚至于文风都是一样的,假如把作者的名字抹掉,你看不出是谁的作品。1950年夏天,我们毕业了,证书上还有校长刘澜涛的签名。刘澜涛是老革命,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过,因为凡是被国民党从监狱里放出去的都要履行一个手续,表示“我相信三民主义”之类,文革时这就是罪证,所以他也成了“叛徒集团”中的一个。

   最后还有一点补充,因为我是1949年9月初入的革大,算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恰好搭了末班车,所以年满以后按离休计,现在每月大概多拿八十块钱、可以报销一百五十公里的“打的费”,坐地铁不买票,听说坐公共汽车也不用买票,不过这项特殊待遇,我没有享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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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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